从人民城市重要理念的顶层擘画，到城市更新机会清单的落地生花，一场关于“城市为谁而更新”的时代答卷，正在沪蓉两座超大城市间写下共同答案。上海“螺蛳壳里做道场”的绣花功夫，与成都“八大任务”全域铺展的系统思维深度共鸣。这并非简单的经验复制，而是“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这一方法论在不同城市肌理中的创造性转化——在每一处老旧小区改造、每一条历史街巷活化、每一片城市生态修复中，绣出既具时代气象又富地域特色的幸福图景。
从“一枝一叶”到“三问于民”
“问需”校准方向，“问计”汇聚众智，“问效”检验成色
当“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理念深入人心，我们首先需要回答一个根本性的价值追问：这场更新，究竟为了谁？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以“一枝一叶总关情”这一温暖而深邃的视角，给出了掷地有声的答案：老百姓的日常起居、急难愁盼，既是家事，更是国事。由此生发的“三问于民”，不仅是在问需、问计、问效，更是在叩问一座城市的治理良心与一个执政党的使命初心。
问需于民，是确立“为谁做”的价值原点。城市更新最忌“只见物、不见人”的偏颇。若将饱含记忆的老旧街区简单推倒，代之以千篇一律的冰冷玻璃幕墙与商业综合体，或许能换来光鲜的GDP数据，却可能割断邻里乡愁与文化肌理。真正的城市更新，应当是一种“投资于人”的温情转身。加装一部电梯，解决的是老人悬空爬楼的窘迫；增设一处口袋公园，安放的是孩童嬉戏与老人休憩的闲暇；改造一片管网，疏通的则是地下看不见的城市“毛细血管”。这些看似琐碎的“如厕难、爬楼难、停车难”，恰恰是群众感受最直接、反映最强烈的“急难愁盼”。它们虽不及摩天大楼那般显眼，却是衡量民生福祉最真实的刻度。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从“大拆大建”向“微更新、微改造”过渡，正是对人民需求最精准的回应。
问计于民，是探索“怎么做”的智慧源泉。城市是人民的城市，人民对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有着最细腻的感知。把全过程人民民主融入城市治理的神经末梢，意味着决策者要俯下身子，聆听来自市井深巷的真知灼见。让居民从规划的“旁观者”变为方案的“参与者”，从蓝图“被接受者”变为改造“合伙人”，往往能激发出意想不到的智慧火花。老旧厂房是拆是留，社区空间如何活化利用，一棵古树的去留也许都能牵动整片街区的灵魂。当规划师、建筑师与社区居民围坐一堂，用“板凳会”“议事厅”代替“闭门造车”，那些集纳了多方诉求与民间智慧的方案，才真正拥有了生长的土壤。这种自下而上的参与，不仅让更新方案更接地气、更聚民智，更在协商共治中培育了社区的凝聚力与归属感。
问效于民，是检验“做得怎么样”的最终标尺。城市更新的成效几何，不能只看工程进度表上的数字，更不能只看会议总结里的形容词。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项目的成败，最终要以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温度计”来衡量。改造后的街区是否活力重现？新建的公共设施是否真正便民利民？历史文脉是否得到了活态传承？这些答案，只有让老百姓来打分、来评判，才具有真正的说服力。把评价权交给人民，才能倒逼城市治理者摒弃急功近利的政绩冲动，回归服务本位的初心。
“问需”校准方向，“问计”汇聚众智，“问效”检验成色。三者环环相扣，共同构筑起“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完整治理闭环。这“三问”，犹如三股坚韧的绳索，将城市更新的巨轮牢牢锚定在“人民至上”的价值坐标之上，使其在波澜壮阔的城镇化浪潮中，始终沿着正确的航道，驶向更具温度、更有质感的城市未来。
从“黄浦江畔”到“锦江之滨”
两座城市的城市更新路径统一于人民性的价值归旨
从长江尾到长江头，从超大城市上海到同为超大城市的成都，“三问于民”的方法论并非简单移植，而是需要与城市自身的禀赋、阶段和使命深度融合。成都的回应，既有对共性命题的深刻把握，更有个性鲜明的独特表达。
共性在于，中国城市发展正集体转向“存量时代”，对“人民城市”理念的坚守和对“绣花功夫”的追求，已成为所有超大城市绕不开的必答题。大规模增量扩张的浪潮渐退，存量提质增效成为主旋律。上海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与成都此次清单中推进的危旧房改造、老旧小区改造、城中村改造，本质上都在回答同一个命题：如何让历经岁月磨损的存量空间，更好地承载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总书记在上海强调的“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对成都同样具有根本指导意义。推动资源、服务、管理下沉基层一线，提高社区治理水平——这条要求，无论对哪座城市都是必答题。两地都将老旧小区改造作为重中之重，都注重党建引领下的基层治理创新，都致力于构建“人人参与、人人负责、人人奉献、人人共享”的治理共同体。这种共性源于相同的制度优势和价值追求，是中国特色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的底色。
而成都的个性，则集中体现在其面对“存量时代”机遇时，所展现出的公园城市底色，让更新有“绿意”更有“温度”。成都作为公园城市示范区首提地，其城市更新从根脉上就与“山水人城和谐相融”的理念同频共振。此次清单中，城市生态修复被列为八大任务之一。从清水河滨河空间及口袋公园建设，到马厂坝片区8个口袋公园的布局，成都正以“绣花功夫”在细微处织景，用“转角遇见”的绿意唤醒沉睡的城市空间。这种做法，不是在城市缝隙中被动地“补绿”，而是将生态修复作为城市更新的有机组成部分主动推进。老街区旁生长出小巧精致的口袋公园，滨河空间从杂乱无序变得可游可憩，工业遗存旁的花草树木讲述着新旧共生的故事——这正是“雪山下的公园城市”独特基因的自然流露。当其他城市还在为更新中的“拆”与“建”反复权衡时，成都已经将“绿”作为更新的底色，让生态价值与文化价值、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在同一空间内交融共生，书写出公园城市语境下“三问于民”的独特答卷。
从“规模增长”到“全面成长”
城市更新让成都在物理形态与精神气质上同步进化
在“三问于民”方法论和公园城市理念的双重引导下，这轮城市更新将推动成都从单纯的“规模增长”走向更有内涵的“全面成长”，实现硬条件与软实力的双重跃升，让城市在物理形态与精神气质上同步进化。
一方面，硬条件的改善，肉眼可见、可感可触。基础设施在系统性提档升级，过去几十年快速发展中留下的历史欠账正被一一补齐，从地下管网改造到智慧停车建设，从道路修复到充电桩布局，每一项工程都直指民生痛点。简阳市东溪及石桥片区老旧街区改造项目，带来的是雨天不再积水内涝、回家不再兜圈找车位的日常便利。与此同时，居住品质也在实质性提升——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设立独立厨卫、修缮屋面防水，这些在上海市民新村已经实现的变化，成都正大规模铺开。当老年人不再为爬楼梯发愁，当一家老小终于拥有了干净独立的卫生间，城市更新的温度便落到了最细微处。此外，产业空间也在重新激活，闲置的老旧厂房、商业建筑正被赋予新的生命。峨影·1958园区将工业遗存变为文创空间，浣花片区打造文创商业中心，万和广场商业综合体盘活为社区商业体。城市更新的过程，同时也是产业迭代、动能转换的过程，新业态、新场景的植入，不仅让老建筑焕发新生，也为城市经济注入了源头活水。
另一方面，软实力的提升，则更为深远持久，它重塑着这座城市的治理基因、文化气质和吸引力量。城市治理能力在迭代升级，《成都市城市更新条例》的实施让城市更新从过去的“运动式”“突击式”走向制度化、常态化。这种系统化的治理思维，把城市当作一个有机生命体来看待，本身就是城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居民可以通过各种渠道表达诉求，市场主体可以在清单中寻找机遇，社会力量可以在共建中找到位置，城市更新不再是政府与开发商的“二人转”，而成为全民共建共享的“大合唱”。同时，城市文化根脉得到更好延续，《成都市城市更新条例》以法律形式明确禁止“拆真建假”、禁止随意拆除具有保护价值的老建筑。历史不是包袱，而是城市最珍贵的财富——当老建筑与新功能和谐共生，当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交相辉映，一座城市才真正拥有了不可替代的灵魂。最终，城市综合吸引力不断增强：当一座城市既有现代化的基础设施，又有温暖的人文关怀；既有蓬勃的产业活力，又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既有效率，又具温情——这种软硬实力的双重提升，将转化为对人才、资本、创新的强大磁吸效应，让成都真正成为“近者悦、远者来”的幸福之城。
从黄浦江畔到锦江之滨，“三问于民”如同一根红线，串联起中国城市更新实践中最可贵的价值坚守。两座城市，体量、禀赋、发展阶段各不相同，路径选择各有侧重，但最终指向却高度一致——让城市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这或许就是“三问于民”最深刻的时代价值：城市更新，归根结底是人的更新，是人与城市关系的重新调适，是人民城市理念在每一寸土地上的扎根生长。
来源：成都日报，日期：2026-08-06
作者：邓智团，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上海社会科学普及研究会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