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 陈 瑜 本报记者
■嘉 宾：
惠志斌，上海社会科学院信息研究所研究员，上海人工智能与社会发展研究会会长
鲁传颖，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
封帅，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与安全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
编者按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人工智能应该是造福全人类的国际公共产品。已经连续举办八届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既是全球人工智能前沿成果的集中展示，也是观察中国如何推动构建平权、互信、多元、共赢的全球人工智能开放生态的重要窗口。
当前，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面临规则碎片化、治理能力不均衡、地缘博弈与技术壁垒加剧等多重困境。加快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体系，已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如何讲好中国方案，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本报约请三位学者研讨交流。
主持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工智能应该是造福全人类的国际公共产品”“要加强人工智能国际治理和合作，确保人工智能向善、造福全人类，避免其成为‘富国和富人的游戏’”。相较传统议题，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呈现出哪些新特征？如何深刻认识当前人工智能国际治理和合作的复杂态势？
惠志斌：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同时具有三重属性：它是安全治理，要防范人工智能的失控和滥用；它是发展治理，要让更多国家共享技术红利；它也是秩序治理，关系到未来国际规则、产业格局和治理话语权。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人工智能应该是造福全人类的国际公共产品”，正是亮出中国立场，发出中国声音，明确人工智能治理不能沦为技术霸权的延伸工具，需锚定全人类共同福祉，将普惠性与公共性切实融入全球规则的顶层设计之中。
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具有极强的紧迫性和复杂性，具体表现为：人工智能创新速度远超全球治理进程。大模型迭代周期已缩短至以月甚至周为单位，智能体应用规模更是呈现指数级增长，已广泛嵌入经济发展、社会治理、公共服务、军事安全、舆论传播和国际竞争等领域，其相关风险涵盖算法偏见、隐私与监控、大模型幻觉、虚假信息传播、能源消耗、就业冲击以及自动武器等方面。然而，与之对应的全球治理规则体系尚未有效形成，技术创新与治理规则长期呈现错配，“规则跟不上代码”正日益成为全球共同面临的治理困境。
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目标极为宽泛复合。人工智能对国家安全、经济竞争、科技创新、社会伦理、劳动就业、文化传播等带来全方位变革。而这些领域在不同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优先级和模式往往存在重大差异，这也导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协调难度极大。
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主体从“国家主导”趋向“多元博弈”。科技巨头、开源社区、技术专家成为重要参与者，这些非国家行为体拥有制定事实技术标准、影响公众认知甚至左右政府决策的能力，让治理图景变得更加错综复杂。
鲁传颖：据统计，近5年来不同行为体共提出了近千份人工智能倡议，其中绝大多数是由非国家行为体所提出。因此，在全球层面统筹规则重塑、深化多边合作，已成为人工智能治理的核心要务。
当前人工智能国际治理与合作态势复杂严峻，根源在于技术高速迭代、影响持续深化，全球各类治理主体在规则构建理念、路径、标准上尚未形成统一共识。即便全球顶尖人工智能领域专家，对通用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前景、落地节奏仍存在根本性认知分歧，直接加剧全球治理困境。部分专家预判通用人工智能或将快速落地，主张重点防范其潜在生存性风险；另有专家认为通用人工智能发展尚远，应聚焦致命性自主武器、智能赋能核生化（CBRN）风险等当下紧迫的国际安全问题。认知分歧叠加各国技术实力、发展诉求差异，导致全球人工智能治理规则难以统一，国际合作博弈加剧、推进阻力持续加大。
封帅：新特征体现在如下方面：其一，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在人工智能领域，科技巨头、数字企业、研究机构等多元主体都深度参与治理体系建设，治理体系构建主体变得更加复杂。其二，治理对象的流动性。传统议题的治理对象往往是物理世界存在的具体事物，但人工智能治理的对象则具有明显的虚拟性和流动性特征，传统的边界化治理模式难以适应，需要重新规划治理锚点。其三，治理节奏的滞后性。
这些特点造就了当前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复杂态势。首先，治理体系的碎片化。由于缺乏统一的治理目标和思路，世界主要大国和国际组织在人工智能治理方面的设计差别很大，国际人工智能市场难以形成统一标准，跨国企业合规成本高昂。其次，地缘政治竞争破坏国际协作。人工智能技术爆发与全球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同步出现，使得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从诞生之初就卷入了大国博弈进程。部分霸权国将其他国家发展人工智能技术视为威胁，大搞“脱钩断链”“小院高墙”，建立排他性小圈子，严重削弱了各国的信任与协作基础。最后，数字鸿沟与话语权失衡严重。全球南方国家对于建立新的全球治理平台的需求非常迫切。
主持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支持全球南方国家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当前，数字主权已成为全球地缘政治博弈的核心议题。全球南方国家或将面临“新一轮的数字殖民主义”。如何持续增强全球南方国家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
惠志斌：以多边主义为根本，提升全球南方参与人工智能治理的制度性能力。全球人工智能规则与技术标准体系长期由西方主导，南方国家普遍面临议题设置失语、标准制定缺位、规则被动适配等困境。需以联合国为主渠道，依托金砖国家、上合组织等多边机制，凝聚南方国家治理共识，统一谈判立场，提升其在国际标准制定与治理磋商中的席位与权重，以制度性参与破除技术霸权与规则垄断，推动构建公平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规则体系。聚焦能力建设，补齐全球南方国家的底层能力短板。应聚焦基础设施共建、人才联合培养、科研协同攻关，助力全球南方国家构建自主可控的数据与算法治理体系。同时，推动AI算力、开源技术、科研成果等创新资源有序跨境流动，构建一个更加开放、协同的全球人工智能生态。坚持发展导向与普惠理念，确保全球南方国家共享人工智能发展成果。可聚焦教育、医疗、农业、防灾减灾、绿色低碳等重点领域，推动普惠性人工智能技术在全球南方国家落地应用，持续缩小智能鸿沟。通过凝聚共识巩固合作基础，以发展实效增强博弈话语权，助力构建普惠、向善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新格局。
鲁传颖：与传统网络基础设施数字鸿沟不同，人工智能领域的数字鸿沟，源于算力、数据、模型、资本、工程技术能力的长期积累差距，无法通过简单完善基建、普及教育、降低准入门槛实现弥合，传统引进、消化、吸收、追赶的发展路径被大幅压缩，发展主动权严重受限。对此，夯实自主发展能力是核心出路，全球南方国家需立足本土发展需求，搭建自主可控的人工智能技术与产业体系，培育本土数据资源与专业人才队伍，摆脱外部技术依附。同时，要依托联合国等多边国际平台，主动参与全球人工智能治理规则制定，抱团发声制衡数字霸权，守住自身数字主权，持续提升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中的代表性与话语权。
封帅：全球南方须从被动的规则接受者转变为“共同构建治理体系”的主动参与者，在各种国际平台上主动发出自己的声音。加强技术赋能是根本路径。广大全球南方国家需要积极拥抱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制定合理的发展战略，提升数字基础设施的水平，充分利用各种开源资源与国际合作的机会，提升本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各项能力。优化多边合作机制是制度保证。全球南方国家应积极利用联合国平台的开放性与普遍性充分表达自己的治理观。支持联合国“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对话”机制，确保发展中国家在对话中的实质性席位与表决权。加强南南合作是有效途径。要在东盟、非盟、阿盟、金砖国家等全球南方国家主导的多边平台上设置人工智能相关议程，通过广泛的南南合作形成区域性的治理共识。全球南方国家要主动加强双边与小多边合作，形成多渠道的参与网络。
主持人：人工智能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具有溢出带动性很强的“头雁”效应。人工智能领域要占领先机、赢得优势，必须在基础理论、方法、工具等方面取得突破。如何“以人工智能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速各领域科技创新突破”？
惠志斌：科学研究先后经历实验科学、理论科学和计算科学等阶段，当前正加速向人工智能驱动的智能科学新范式转型。其核心在于充分发挥人工智能在知识发现、科学推理与创新创造中的放大效应，推动科研效率与能力跃升。
强化基础研究，夯实源头支撑。人工智能发展的根基在于基础理论，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离不开原创性基础研究。应聚焦基础模型、新型算法、智能计算等前沿方向，加强前瞻性布局，持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为科研范式变革提供坚实底座。
强化交叉融合，构建智能科研范式。充分发挥人工智能在数据分析、模型构建、实验设计等方面的优势，推动其融入基础研究、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全过程，加快形成“数据驱动、模型支撑、人机协同”的新型科研范式。
强化体系推进，营造良好创新生态。科研范式变革不仅是技术变革，更是创新体系变革。应统筹推进高质量科研数据开放共享、算力基础设施建设与复合型人才培养，健全跨学科协同创新机制，完善适应人工智能时代特点的科研评价体系，营造开放合作、鼓励原创、宽容失败的创新生态，充分释放人工智能赋能科技创新的乘数效应。
鲁传颖：当前，人工智能已在软件编程、网络安全领域展现出强大颠覆性，彻底重塑相关领域技术基础，同时其对基础科学、工程学、社会科学的变革赋能作用持续凸显。传统科研范式以因果关系研究为核心，学科边界清晰、壁垒固化。人工智能催生了以相关关系研究为核心的新科研范式，有效打破学科割裂格局。人工智能正在汇聚整合全域科研知识与技术资源，全方位赋能传统科研，有效拓展科研的深度与广度，为学科交叉融合、科技创新突破筑牢基础。想要抢占智能时代科技发展先机、塑造创新优势，需聚焦人工智能基础理论、核心方法、工具平台重点攻坚，依托人工智能赋能多学科交叉融合，破解传统科研瓶颈、提升研发效能。未来，人工智能赋能的交叉创新领域，必将成为全球科技创新突破的核心主力。
封帅：人工智能引领科研范式变革，本质上是将AI从辅助工具升级为科研活动的核心驱动力，推动科学研究从“人类主导”走向“人机协同”。AI驱动的科学研究能够通过智能挖掘等方式，从海量数据中自主发现人类难以直观捕捉的规律与关联；在短时间内学习特定议题全部的知识与文献，打破学科和专业的限制，解决多学科耦合问题，催生交叉创新；高效完成各种实验和模拟，加速科学发现，显著缩短研发周期。AI for Science是科学研究的一次重大进步，也为我国科技创新指明了方向。推动AI引领的范式变革，一是建设AI驱动的科研基础设施，搭建符合科学研究需求的职能体系。二是调整科研评价体系与人才培养模式，要根据新范式的需要评价科研者贡献，构建复合型创新人才的培养体系，促进高水平人才与成果涌现。三是积极探索新范式的场景应用。目前新范式已经在生命科学、材料科学、量子计算等领域取得了突出的成果，未来要继续拓展新范式的应用，并探索AI工具赋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路径。
主持人：“以人为本、智能向善”是中国在人工智能发展和全球治理领域倡导的核心理念。7月16日，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该组织是中国倡议成立的多边合作机构。如何讲好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共筑智能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
惠志斌：关键在于推动中国的发展理念凝聚为国际共识，推动治理实践形成国际公共产品，推动合作倡议落地为全球行动。中国始终秉持发展与安全并重、创新与治理协同的理念，倡导普惠包容，推动人工智能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各国人民，助力形成统筹发展、安全与伦理的全球治理共识。近年来，中国先后提出了《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等多项倡议，不断深化人工智能领域的国际合作，加强技术交流、人才培养与能力建设，积极支持发展中国家提升人工智能的发展与治理能力。未来，应进一步统筹推进规则协商、技术合作与成果共享，让更多国家尤其是全球南方国家，共享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时代机遇。
鲁传颖：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是中国发起的人工智能领域多边国际组织，核心宗旨是推动全球人工智能务实合作，重点回应广大全球南方国家的人工智能能力建设诉求，为完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深化国际合作搭建了全新多边平台。中国作为全球南方国家的一员，通过自主艰苦奋斗，跻身全球人工智能发展第一阵营，中国的发展探索和实践经验，对全球南方国家具有极强的示范引领作用。
中国方案的核心要义，是探索出一条开源发展、轻量化模型、可持续推进的人工智能发展道路，与西方闭源运行、技术控制、行业垄断的发展模式存在本质区别，天然契合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基础与现实需求。在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框架下，中国将同世界各国尤其是全球南方国家，在人工智能安全、发展、治理等多个层次开展深度合作，持续输出中国人工智能发展经验与普惠成果，持续传播智能向善的治理理念，完善公平普惠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携手共筑智能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
封帅：以核心理念凝聚全球共识是中国方案的价值根基。2023年，习近平主席就提出了《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初步阐释了人工智能治理的中国理念。随后各种治理方案持续落地，夯实了中国人工智能治理的“四梁八柱”。从提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到颁布《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和《智能体规范应用与创新发展实施意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的理念一直在有效指导着治理实践。因此，持续推广中国的治理理念，凝聚全球共识，是讲好中国方案的关键。
以搭建开放治理平台为中国方案提供机制保障。中国正在创建的“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了平等参与、公开讨论治理议题的舞台，彰显着中国的人工智能治理精神。可以说，做好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工作就是讲好中国方案的重要一步。
以务实行动完成普惠赋能夯实中国方案的信任基础。中国不仅是人工智能治理的倡导者，更是人工智能技术推广的实践者。中国推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通过开源共享、基础设施援助、人才培养等方式积极援助全球南方国家发展人工智能技术。这些行动是中国方案获得信任的基础，也是中国治理理念在全球推广的动力。
观点
惠志斌
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是安全治理，是发展治理，也是秩序治理。人工智能治理不能沦为技术霸权的延伸工具，需锚定全人类共同福祉，将普惠性与公共性切实融入全球规则的顶层设计之中。
鲁传颖
中国方案的核心要义，是探索出一条开源发展、轻量化模型、可持续推进的人工智能发展道路，与西方闭源运行、技术控制、行业垄断的发展模式存在本质区别。
封帅
全球南方须从被动的规则接受者转变为“共同构建治理体系”的主动参与者，加强技术赋能是根本路径，优化多边合作机制是制度保证，加强南南合作是有效途径。
来源：文汇报，作者：陈瑜，日期：2026-07-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