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是近代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的城市之一。“万国企业群”是解读上海这座城市近代化历程的关键线索之一。1843年至1949年5月，外资在沪创办的企业累计逾1800家，业务范围几乎遍及所有经济门类，构建起一个高度国际化、功能较为完备的产业体系。当时的中国，许多外资企业往往深度嵌入特定列强的势力范围，地缘政治色彩浓厚，甚至成为经济扩张与军事存在的“桥头堡”，如东北地区的日俄资本、云桂区域的法国势力、山东一带的德日企业、长江流域的英资等。相较之下，上海呈现出颇为独特的“万国企业群”格局。
因素与优势
明朝永乐年间，黄浦江与吴淞江实现合流，大型船舶可直达上海城下，进而逐步形成“内联太湖流域、长江水系，外通北洋、南洋航线”的水运网络。
清朝顺治十二年，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政务报告中已出现上海商船赴海外贸易的记录。康熙二十四年，清廷解除海禁，并设立江海关、浙海关、闽海关和粤海关四个海关，负责管理对外贸易事务。上海港迅速崛起为中国南北市场货物的重要中转与集散枢纽，“每日满载东北、闽广各地土货而来，易取上海所有百货而去”。
伴随闽、粤、浙、鲁等地客商云集，上海县城小东门一带迅速发展为繁盛码头。由此，英国东印度公司职员向英国政府极力推荐上海，称其为“有声望的商港”，主张应争取在沪贸易权。
清朝嘉庆、道光年间，上海港年进出商船已不少于3000艘，贸易范围远及亚洲各地，出口丝绸、茶叶、棉布、瓷器等物产，输入来自爪哇、苏门答腊等地的东南亚特产乃至欧洲货品。
以往研究多强调乾隆二十二年清廷推行广州一口通商政策后，上海港对外贸易功能受限。其实，历史实况更为复杂：尽管官方政策收紧，南洋及日本商船仍频繁往来上海。据相关史料记载，当时上海不仅未排斥外来商船，反而以灵活的税收政策吸引各方贸易：凡安南商船货税，进口、出口俱以七折征收；东洋商船货税，进口以六折征收，出口不论货物，概收银120两；闽广商船货税，进口、出口自三月至八月以七折征收，九月至二月以五折征收；山东、关东商船货税并各口货税，俱八折征收。可见，长期积淀的开放性，使上海在近代以前就已展现出作为中国与世界经济交往“钥匙”与“门户”的潜力，为日后成长为“远东第一大都市”奠定了基础。
鸦片战争前，上海港在江南港口中居主导地位，跻身全国性转口贸易大港之列。1843年后，外商洋行纷至沓来。1844年在沪洋行为11家，至1876年逾200家。怡和、太古、宝顺等英资洋行，琼记、旗昌等美资洋行，礼和、美最时等德资洋行，均为早期沪上知名的企业。
进出口贸易的兴盛，推动轮船运输业蓬勃发展，进而带动码头仓栈、金融、加工与商业等一系列相关行业。这一时期，洋行之间的竞争多聚焦于中国内河与沿海航运权的争夺。一开始，宝顺、琼记率先开拓长江航线；至19世纪60年代，旗昌挟雄厚资本后来居上，一度掌控长江货运量的三分之二；19世纪70年代后，怡和、太古崛起，旗昌在竞争中失利后为华资轮船招商局所收购，由此形成怡和、太古、招商局三足鼎立之局。
以上海为中心，中外之间的贸易往来日益频繁。其中，华商自洋行购进工业品销往内地，又从内地收购茶叶、生丝等土产售予洋行……一张衔接对外贸易与国内市场的流通网络逐步成型。是故，《海关十年报告》感言：“中国商人一年甚于一年地倾向于把上海作为中国北方贸易的商业中心……华人最重要的商业机构几乎悉数设于此地。”
与之相伴，在沪洋行呈现出由传统贸易商向代理商和直接投资者的演进轨迹。一方面，众多洋行成为当时西方制造业巨头在华的独家代理，如慎昌洋行作为美国通用电气的最大代理商，主要向中国市场销售纺织机械、工程设备；亨茂洋行专营美国凯迪拉克汽车；威麟洋行则专销荷兰飞利浦电灯泡。另一方面，亦有跨国企业选择直接进入上海市场，或设立销售机构，或投资建厂。比如，美国杜邦公司在沪开设恒信洋行，专营自家化工产品；英荷壳牌石油公司旗下亚细亚火油公司于九江路设立办事处，直接负责对华销售；英美烟公司在沪建立大型卷烟厂，通过整合收购而来的生产经销网络，构建起从原料种植到终端销售的全产业链体系。
总体看，上海从明清时期的贸易中转站到近代早期逐步发展成为航运枢纽，再到20世纪初形成“万国企业群”的格局，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融入与转化
近代上海，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形成了“一市三治”的特殊城市格局。西方人将欧美的物质文明、市政管理制度与价值观念引入进来，并通过颁布城市规划、公司条例、建筑规范等方式，促进人员、资金与信息流动。
明清时期，上海城厢内外尤其是东门一带商业繁华区域，房地产业务已具相当规模。乾隆年间已有客商购地建馆的记载，如“福建泉州漳州两郡……客帮人等公议，捐资置买上邑大东门外二十五保七图滨浦房屋基地，建造泉漳会馆一所”。据《上海碑刻资料选辑》所载，客帮商人在上海城厢内外购置土地、房屋的记录达数百件，土地面积不下六七百亩，房屋不下数百间。相对成熟的房产交易惯例，地契、房契广泛作为有效权证使用，为近代上海房地产业发展奠定制度基础，也为外资企业在沪投资提供便利条件。
基于较为发达的房地产与土地租赁业，不少外资企业选择在闸北、沪南等华界区域设厂。辛亥革命前后，上海初步形成杨树浦、闸北、沪西、沪南四大工业区。其中，闸北、沪南两区位于华界，至1934年有工厂762家，占全市工厂总数的45.16%。这些工厂以民族资本为主，故相关区域又被誉为“华界工厂大本营”，但也有外资进入。事实上，早在1868年，意大利商人便于山西北路、北苏州路一带设立丝厂；1878年，美资洋行在闸北设立了上海最早的机制丝厂之一；1906年，民族企业家祝大椿与英资合办怡和源机器皮毛打包公司，设于苏州河沿岸。此后，英美烟公司、日华纺织、科发药厂等外资企业相继在华界设厂。
这些企业的跨界布局反映出华界在吸引外资落地方面的独特条件：其一，地价低廉而交通便利。1930年土地局评估数据显示，闸北地价为6058元（银圆），沪南为8262元（银圆），远低于法租界与公共租界的地价。闸北依傍苏州河，水路畅通，沪宁、淞沪铁路贯穿全境，公路网络也多以此为起点，北接宝山乡村腹地，区位优势颇为明显。其二，市政设施逐步完善。工业发展离不开电力、运输、码头等基础设施支持。1900年闸北绅商创办闸北工程总局，为上海首个商办市政机构，致力于推进道路等市政建设。1911年闸北水电公司发电科成立，进一步缓解华界用电难题，为外资企业的基本运营提供了更多保障。其三，政策与制度保障。五卅运动后，英美烟公司与国民政府财政部门谈判，承诺在华界增设工厂、保障工人就业并向政府纳税。此类安排体现出华界在外资经营环境方面具有一定的政策弹性与保障能力。
大致而言，近代外资企业带来了较为先进的技术、管理经验以及全球网络链接，也在落地过程中不断调适，逐渐融入上海的商业传统与规则体系之中。上海也以长期积淀的开放性与制度弹性，为外资的引入与转化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可以说，近代上海“万国企业群”的形成本质上是外来资本与本土社会在经济、制度、文化等层面互动与塑造的结果。
竞争与奋起
进一步看，近代上海之所以同时成为外国资本投资规模最大、国别最多以及民族资本最为集中和发达的城市并非偶然。这可从外资企业与本土企业之间的复杂关系进行梳理与把握。
首先，部分本土企业的诞生源于对外资企业的收购。位于制造局路的江南造船厂，其前身江南机器制造总局，便是清政府于1865年收购当时上海最大的铁工厂——美商旗记铁厂而来。1864年，李鸿章委派办事干练的丁日昌就地求购“各制器之器”。之后，丁日昌获悉美商旗记铁厂愿意转让，拟以4万银两购下该厂全部机器设备，另以2万银两收购厂里的全部钢铁、木材等原材料。李鸿章批准了这个计划，并把厂名定为江南机器制造总局，还将原来上海和苏州洋炮局全部并入。1865年，容闳从美国采购回来的全套100多台工作母机运到上海，全部归入江南机器制造总局。鉴于美商旗记铁厂地处租界，当局反对生产军火，加上随着机器的添购、人员的增加，原厂场地太过狭小，为日后管理方便，江南机器制造总局随后迁到上海城区西南面近黄浦江的高昌庙地方，成为中国近代工业的重要基石。
其次，部分外资企业给本土企业提供了学习与效仿的案例。以上海南市发电厂的前身上海华商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为例，其创立直接源于对电灯照明带来的繁荣景象的观察。1882年，英国商人将电灯技术传到上海。受当时守旧思想等影响，社会上存有电会焚屋伤人的害怕心理，甚至有差吏禁止中国人使用电灯。1897年，上海海关道宪蔡钧（蔡和甫）和上海县令黄爱棠提出“参照租界办法创设电灯”。南市马路工程善后局遂在十六铺创建南市电灯厂，起初电力甚微，送电只及于电灯厂附近几条马路。随着装灯人数增加，电厂添购新机，供电能力扩大。1898年1月，《申报》以“光明世界”为题，用“日坠崦嵫，电光大放，九衢四达，几疑朗月高悬”等语，抒发了电灯发光带来的喜悦。
再次，民族工业面对外资强势冲击奋力而起。20世纪20年代，日本“味之素”牌味精风靡上海。民族企业家吴蕴初为打破垄断，与张逸云合伙建成“天厨味精厂”，潜心研制出“佛手牌”味精，并以此为核心，逐步构建起涵盖化工原料、耐酸陶瓷、氮气制品的天厨、天原、天盛、天利等“天”字号化工集团。与此相类似，美亚织绸厂、鸿生火柴公司、永安纺织、荣氏的申新和福新等一大批优秀民族企业无不是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通过技术革新、管理优化和规模扩张，提升市场竞争力，奠定了上海作为民族工业摇篮的地位。
民族工业在逆境中展现出的坚韧，不仅为上海积累了坚实的产业基础，也铸就了这座城市勇于创新的特质与气质。唯有创新，才能不断夯实内功，赢得竞争新优势。
来源：解放日报，日期：2026-04-28
作者：于广，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