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法国哲学家、文学家让-保罗·萨特诞辰120周年。1955年，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向世界发出“来看看中国”的邀约。作为颇具影响力的知识分子和社会活动家，萨特应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之邀，踏上了这片正在经历深刻变革的东方土地，见证了新中国的新成就、新气象。
赋予社会主义实践独特的活力——
在为期45天的访问中，萨特随团走访了北京、沈阳、广州、南京、上海、杭州等多个城市。他深入学校和工厂车间，参与小范围讨论和座谈；闲暇时，他喜欢漫步街头或坐在广场上，抽着烟斗，观察来来往往的人群，以求更真切地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
1955年10月1日，萨特作为贵宾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当晚，他受邀观看烟花表演，与作家茅盾同桌叙谈，并再次见到毛泽东、周恩来等。在随后的行程中，代表团还聆听了中国歌唱家的表演，欣赏了梅兰芳的京剧。这些独特的东方艺术给酷爱音乐的萨特留下了深刻印象。
返回巴黎不久，萨特便执笔为《人民日报》撰写文章。1955年11月，《我对新中国的观感》一文正式发表。作为首位深入新中国的西方重要思想人物，萨特在文章中抒发了自己对新中国的直观感受：“一个伟大的民族为了建立一种更人道和更公正的社会制度而努力。”
萨特提到，中国人民展现出的“对未来的无限耐性”深深打动了他。比如，面对像文字改革这样需要漫长时间才能见效的事业，参与者坚定投入、不断努力，“确信自己能够走到这条路的终点”。这份源于近距离观察的深刻理解，成为日后他在国际社会为新中国不断发声的重要基石。
事实上，1952年至1956年，萨特的足迹遍及苏联、古巴等社会主义国家，与各国共产党人保持协调合作，并见到了赫鲁晓夫、铁托、陶里亚蒂以及菲德尔·卡斯特罗等领导人。他在国际场合对新中国的公开支持，正是其此次受邀访华的重要背景。
早在1952年维也纳世界人民和平大会上，萨特就公开表示支持新中国加入联合国，并呼吁建立基于贸易的东西方和平共处模式。
他在开幕发言中强调，“如果能够证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各国在经济上是不可能共存的，也就是说，如果生活于其中任何一方的人民必得以摧毁另一方才能工作和填饱肚子，只有这时双方的战争才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并没有任何人可以这么说”。
1954年，萨特在柏林会议上进一步呼吁：“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得到承认。这是必须做到的，因为这是符合历史的发展，也就是符合创造历史的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意志的。”
1955年12月，在接受英国《新政治家与民族》杂志采访时，萨特被问及“是否存在一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他表示中国已经发展出一种具有自身特色、本土化的马克思主义，更体现了人与人之间最合乎情理的关系。这不仅仅意味着“一个民族有明确方向，既不容许开倒车，也不容许停顿不前，并表现了令人钦佩的耐心”，更在于“这个民族不愿强迫任何人，是用解释、说服和讲理来代替发号施令”。
萨特认为，这反映了中国人民反抗压迫的最终目标——只有提高工农业生产力，才能使人民摆脱贫困。在新中国的建设与发展浪潮中，他看到了人民群众如何通过不断的相互影响和自我推动获得解放。这种互动加深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也赋予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独特的活力。
吸引大批青年，凝聚和壮大左翼力量——
作为“20世纪人类的良心”，萨特是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深刻批判者。
1955年访华时，萨特在哲学和文学领域的核心著作大多完成，并深刻影响了战后一代欧洲人。西方哲学家哈贝马斯就曾忆及：“1945年至1949年，我还在中学求学时……是他为我们打开了世界之窗……萨特是我们这一代的伟人。”
1945年，萨特在巴黎发表了那场著名的演讲《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以锐利的哲学锋芒刺破虚无主义的迷雾。当时的欧洲刚从战争的阴霾中艰难走出，人们的心灵亟待新的思想滋养。存在主义所宣扬的理念，尤其是对“个人道德权利与责任”的强调如同一面精神旗帜，不仅吸引到大批青年，也极大地凝聚和壮大了左翼力量。
二战期间沦为战俘的经历，还让萨特对战争有着深刻体会。他颇有感触地表示：“我们为保全它（民主）的价值而斗争，希望它能在战后重生。”
1980年4月，萨特逝世。5万人自发涌上巴黎街头，前往蒙帕纳斯公墓为他送行。如此的哀荣场面，据称是自作家维克多·雨果之后法国罕见的景象。同年5月，《人民日报》刊登题为《萨特——进步人类的朋友》的文章，肯定了他对中国的友好态度。
此时的中国处于改革开放初期，社会面临深刻转型。伴随萨特哲学思想译介，兴起“萨特热”。同时，萨特思想的传入也促使中国学界思考如何在坚守根基的基础上吸收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推动中国文化的创新与发展，并扮演好“架桥者”角色，促进思想的交流与理念的融合。
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马丽雅，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