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是党中央赋予上海的光荣使命和重大责任。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亲临上海考察指导工作，要求抢抓机遇，以服务国家战略为牵引，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7月7日，中国共产党上海市第十二届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上海市委关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为国担当勇为尖兵深化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意见》，明确了新征程上深化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路线图”和“任务书”。全会提出，要切实增强为国担当、勇为尖兵的使命感、责任感、紧迫感，挑最重的担子、啃最硬的骨头，更好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为科技强国建设作出更大贡献。已有11年建设历史的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正肩负着新使命，步入崭新阶段。
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宣传部、上海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研究中心联合《上海宣传通讯》推出一组专家文章，总结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成果、经验，并提出建议。
构建科技金融生态体系激活创新驱动发展新动能
金融“活水”是滋养科技创新的关键要素。当前，全球科技竞争格局深刻调整，主要经济体纷纷强化科技金融支持体系，以抢占未来产业制高点。上海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亟须构建与之相匹配的科技金融生态体系。
疏通“血脉梗阻”，构建多层次科技金融服务体系
科创板设立6年来，不仅培育了588家硬科技企业成功上市，更构建了“基础研究—技术孵化—产业转化”的资本协同体系，已发展成为我国硬科技企业资本化的主阵地，在培育新质生产力方面发挥着引领示范作用。但科技成果转化仍面临“死亡之谷”的困境，其核心症结在于资金支持不足。
破解这一难题需要构建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支持体系。一方面，政府引导基金应当强化政策导向功能，通过完善风险分担、税收激励等机制设计，撬动社会资本向早期科技项目倾斜。另一方面，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应创新服务模式，发展以知识产权证券化、产业链金融为代表的科技金融产品，实现技术创新价值向融资信用的有效转化。这种多层次、差异化的科技金融服务生态，将有效弥合科技创新与产业应用之间的资金鸿沟。
数字技术的深度应用正在重构金融科技的发展范式。上海创新打造“浦江数链”金融基础设施，依托区块链技术构建科创企业多维评价体系，推动传统信用评估模式从“重资产抵押”向“重技术价值”转变。这一数字化转型不仅显著提升了科技金融的供需匹配效率，更培育出“技术专家+资本专家”协同决策的新机制——通过引入专业化的技术评估能力，使具备产业洞见的“聪明资本”深度参与创新生态建设。
突破制度瓶颈，激活科技成果转化能力
科技成果产权制度改革是打通创新链条的“制度钥匙”。当前科研管理体制中存在的“重论文轻转化”“重投入轻效益”等问题，根源在于知识产权归属与利益分配机制尚未完全破题。
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的系统性改革实践提供了可借鉴的解决方案。该所通过鼓励技术转移和成果转化工作条例、成果转化股权类收益管理和分配管理办法、工作人员兼职管理办法等规章制度，建立了“研发平台+成果转化产业化平台+投融资平台”的“三位一体”的协同创新体系。对技术转让和使用许可方式取得的净收益，70%给团队，30%列入研究所成果转化运营基金；对在转化过程中作出重要贡献的管理人员，给予净收益10%的奖励。这种制度创新形成“研发—转化—收益”的良性循环，激发了科研人员的创业热情。
技术要素市场建设需要制度创新与平台支撑双轮驱动。上海技术交易所构建的“披露—挂牌—竞价”交易体系，将科技成果转化为可定价、可交易的标准资产。2024年完成技术合同登记额5200.7亿元的背后，是技术确权、价值评估、风险补偿等配套制度的系统建构。特别是引入技术经理人全程服务机制，有效解决了“科研成果找不到市场，企业需求找不到成果”的对接难题。
厚植创新沃土，打造立体化技术创新载体
产业需求导向的创新平台建设，需要破解“研用分离”的体制障碍。例如，上海集成电路研发中心与行业企业、高校合作构建协同创新机制，通过联合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高校院所组建创新联合体，实行“揭榜挂帅”“赛马制”攻关。这种“需求牵引+市场机制”的组织形式，实现了从技术供给到产业需求的精准对接。
专业创新载体的培育要注重生态协同效应。例如，张江科学城通过“大科学装置+国家实验室+产业基地”的“三位一体”布局，形成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转化的完整闭环。这种“科研特区”的建设经验表明，创新载体需要具备开放共享、专业聚焦、资源集聚的核心功能。
当前，科技金融改革已进入系统集成阶段。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要通过深化科技成果产权制度改革激发创新主体活力，依托数字技术提升金融服务能级，构建多维度创新载体促进要素融通，打通“科技—产业—金融”的良性循环通道。
来源：上海宣传通讯，2025年第15期
作者：谢婼青，上海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方顺超，上海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厦门大学邹至庄经济研究院博士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