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是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开拓者。1929年，顾颉刚到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后，对《尚书》研究倾注了巨大心力，并从《尚书·禹贡》篇发现诸多古代地理相关问题，随后在北大和燕大开设“中国古代地理沿革史”课程。1934年初与谭其骧等人开始筹备“禹贡学会”，创办《禹贡》半月刊，培养了一代历史地理学人才，由此正式创立现代学科意义上的中国历史地理学。
实际上，顾颉刚的历史地理学思想早在1926年出版的《吴歌甲集》中就有所体现，尤其是他在辑录吴地歌谣之外对历史人文地理的关注和地名沿革的考证。他在《禹贡》发刊词中为禹贡学会制定计划，除了撰写中国地理沿革史、绘制科学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编纂内容精详的历史地名词典、详备地整理历代地理志外，还提到要对地理史籍中零散的文化史料、经济史料、移民史料进行研究，这些旨趣都在《吴歌甲集》中有所体现。
当时，胡适、沈兼士、俞平伯、钱玄同四人分别为《吴歌甲集》作序，他们大多从方言的文学及方言本身进行评介，肯定了《吴歌甲集》以地域为标准搜集方言民歌有助于对地域文化的保留，胡适更是称其为“独立的吴语文学的第一部”。因此，目前学界对《吴歌甲集》的研究大多是从民俗学、民间文学等角度来讨论。但细观该书的命名、分类、注释、考证、序文、附录等，其中的历史地理学色彩不容忽视。顾颉刚本人曾说，“常有人称我为歌谣专家。这种不期之誉我很不愿承受”。他在后来的《古史辨·自序》中也讲到：“我的研究歌谣是有所为而为的……我只想把歌谣作我的历史研究的辅助。”
在顾颉刚看来，歌谣最具历史性和民族性，歌谣蕴含的文化是既历经多朝累积，又具有区域民族特色的文化，而这两方面正是历史地理学的精髓所在。在《吴歌甲集》中，顾颉刚通过对地域文化进行梳理、论证，通过将歌谣等纳入“新国学”和“新文化”，试图重塑中国文化正统。这与他强调的注重民众主体性的国史重构思想是一致的。
吴歌是他了解当时江南与周边地区民间文化的一扇窗口。他将吴歌分为儿童、农工游民、乡村妇女、闺阁妇女的歌以及杂歌五类，这几类人群的吟唱，从各自角度反映了民间风貌和江南文化。其中乡村妇女的歌几乎都是以爱情为主题，风格天真直落，闺阁妇女的歌谣对人情世故刻画得十分细致，比如希望夫婿科第得官。两相比较，风格迥异。而农工游民男子的歌则兼具豪迈与滑稽。顾颉刚通过对歌谣创作人群身份、社会处境甚至心理的分析进行分类，展现了吴地城乡的日常生活、社会关系、观念信仰、自然生态、物产民俗等。
胡适认为《吴歌甲集》是“道地”的方言文学。“道地”一词，很能形容《吴歌甲集》的区域性和本土性。《吴歌甲集》最初名为《吴愉集录》，沈兼士在其序文中讲到关于“吴”的不同意见。起初他反对用“吴”，认为应该用“苏州”，他认为不应该用广狭异域界限不清的古国命名现代的歌谣。顾颉刚则认为这些歌谣不仅仅是从苏州城里搜集而来，“苏州”二字当时只是吴县境内的一个市名，并不能笼罩别的市乡，而实际上歌谣搜集范围涉及了无锡县的荡口、吴县和昆山县各半的甪直等多地。他认为沿太湖地区虽然在政治区域上是划断的，但在风俗、生活、言语上都不应分割，歌谣与方言等文化要素也不能以行政区划来区分。顾颉刚在追溯吴歌历史时举例“白凫歌”“白纻歌”。吴地出“纻”，而江南水乡多凫鹭，由此可见吴歌对于地域环境的直观反映。
1928年，顾颉刚在《民俗》杂志上发表《苏州的歌谣》，其中讲到吴的地域是变化的，或为国，或为郡。1936年又发表专文《吴歌小史》，对吴歌的地域进行了专门的考证。苏州由于被改称吴县才引起人们对吴歌流行地域的误解，真正的吴歌区域包括了“说江浙话的区域”，即江苏东南部和浙江西北部。此外，他还根据《水经注》《通典》记载，结合历史上吴地政区地理、地名的演变得出“三吴”大致是指“自长江以南、自浙以西”的区域。
顾颉刚认为最早的《诗经》只收集了当时中原和江汉的国风，吴越楚都没有在其中占得一席之地，可能跟当时的方言有关。自汉代以来，正史地理志中都有风俗篇的记载，《汉书·地理志》被认为是最早以“地理”为名的著作，卷末有刘向的《域分》和朱赣的《风俗》，就是讲西汉版图内区域划分与民俗风物，其中有少量关于吴地的风俗。《吴歌甲集》弥补了民歌搜集空间上的吴地缺憾，也扩充了地域风俗文化的内容。据钱玄同在序言中说，继《吴歌甲集》之后，出现了台静农的《淮南民歌》、章直觉的《南阳民曲选》、宫璧成的《北京平民歌谣》等。
顾颉刚对《吴歌甲集》进行校注时，不但对照前人的研究，而且从地理学的角度审视歌曲中方言、曲调、所涉习俗和文化现象的演变。在附录一《写歌杂记》中，历史上地域人群的流动所带来的文化传播现象成为解释吴歌中文化分异的主要思路之一。他注意到，《玉美针》这首民歌，后来读“玉”为“女”，他由此推断这首歌是从北方传来。“杨柳那得青青”是扬州小调，他联想到《吴歌甲集》搜集时扬州等苏北地区的人口出现向江南迁移的趋势，因此认为吴地的民歌出现扬州小调也是有可能的。历史上苏州移民也曾进入苏北地区，影响苏北、皖北的江淮官话区域。而目光向南，苏州与同属吴地的上海及周边地区在近代以降更是频繁互动、相互影响。
此外，顾颉刚将一些吴歌的内容、意境、流行地域与《诗经》相较，推其源流。这也为后来他的孟姜女研究构建“历史”和“地理”的双重坐标打下基础。各地流传的民间故事中如何体现地方性的微观史实的演变，文化现象在地域空间和不同历史时期如何流变，这些正是中国历史地理学思想的精髓。
来源：文汇报，日期：2025-04-27
作者：陈云霞，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