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20世纪下半叶，美国关于当代中国妇女史的研究有较大进展，在妇女形象建构、活动空间以及妇女发展等专题方面有不少成果。口述史方法、民族志调研和社会性别范式构成美国该领域研究理论的基本特征，在特定社会语境和诸多文化学术思潮的共同作用下，形塑了美国当代中国妇女史研究的基本面貌。中国学界可借鉴美国妇女史学界的方法理论，思考美国分析框架应用于中国本土研究的可能与不足，辨别美国在本土女性主义精神影响下关于中国当代妇女发展观点的洞见与偏颇，探索构建当代中国妇女史研究的多元分析框架。
【关键词】美国；妇女史；口述史；民族志；社会性别
20世纪下半叶，西方社会和学术思潮历经重大变迁，法国年鉴学派、后现代主义等理论轮番登场，为美国的中国研究提供了有效的概念工具和分析框架，深刻塑造了美国中国学的研究范式，其社会科学转向与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成为区别于传统海外汉学的重要特征。作为美国中国学的重要研究分支，美国当代中国妇女史研究的社会科学色彩愈发明显。西方妇女史研究的兴盛根植于20世纪60年代蓬勃发展的欧美妇女运动，借助、杂糅了各种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其成就对人类社会的解释也具有理论革新意义。西方学术谱系下的美国关于20世纪下半叶当代中国妇女史的研究受西方妇女史研究理论的影响而推陈出新。关于这一领域的重要研究有贺萧的《漫长20世纪的中国妇女》和贺萧、王政的《中国历史：社会性别分析的一个有用的范畴》。前者以“20世纪中国妇女”为中心，概览以婚姻、家庭、性和性别差异、妇女和劳动、妇女和国家现代性等为研究主题的大量学术成果；后者以社会性别为分析范畴开展中国历史研究，尤其是其应用于明清之际和清末民初研究的有效性，并对中国妇女研究的发展史与社会性别视角在中国历史研究中的应用做了考察。这两项研究重在多学科和长时段的考察，均未就20世纪下半叶美国的该领域研究进行专门探索。
20世纪下半叶是美国学界当代中国妇女史研究起步并飞速发展的时期，在研究专题、问题意识、方法理论和研究范式等方面均取得突破性进展，为21世纪以后美国学界的当代中国妇女史研究奠定了基础。当前中国学界对美国该领域研究的关注主要体现在少量翻译和笼统评介上。如，陈山等翻译的《美国女学者眼里的中国女性》，展现了美国学者视野中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女性生活诸面相；妇女研究案例与综述方面，主要译介了美国学界以社会性别为分析范畴对中国20世纪50—70年代性别形象、当代中国妇女话语与研究概况的考察。绝大多数该时段的英文文献尚未被翻译成中文，国内亦缺乏基于原始英文文献解读之上对美国该领域的深入研究和总体把握。因此，有必要对20世纪下半叶美国该领域的研究发现、方法理论进行总体性考察和反思。
鉴于此，本文拟结合代表性英文文献，探索20世纪下半叶美国关于同时段中国妇女史研究之议题、观点和理论，从中西比较的角度揭示其研究的进展与困境，期冀助益于中国学界对美国该研究领域认识的深化。
一、美国的当代中国妇女史研究概述
20世纪下半叶，当代中国妇女地位的根本性提升及其发展状况进入美国史学界的研究视野。其中，中国妇女的形象建构、活动空间，以及妇女的解放与发展，成为这一学术领域的焦点话题。
（一）妇女形象建构：从男性化到女性气质
美国学界致力于对当代中国妇女形象的建构及解析。她们注意到中国社会性别形象因历史变迁发生显著变化。韩起澜、贺萧在《个人的声音：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妇女》中指出，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广受赞誉的妇女形象是去性别化特征的“铁姑娘”，该模范妇女的形象来源于大寨的一群年轻姑娘，“铁姑娘有无穷的力气”，“在农业生产中做最难、要求最高的活”。其传递的信息是中国妇女价值可根据男人的标准来衡量。玛丽琳·杨亦用术语“社会主义的男女同体”来描述此时期推崇的女性形象。
20世纪80年代，“铁姑娘”转变成投身中国经济改革的勤劳女工、女英雄以及忠诚的妻子。罗丽莎、布朗内尔、珍·罗宾逊、帕翠霞·比沃等人的研究均注意到国家政策对妇女角色塑造的关键作用，认为公共政策和大众态度推崇“贤妻良母”作为妇女的主要角色。还有学者发现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亦有对妇女作为母亲和主妇之家庭角色的强调。
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性别形象基于女性生理属性的性别角色的强调被嵌入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之中。比沃利·胡铂的《中国现代化：年轻妇女出局了吗？》指出，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中国“从女权主义到女性气质”的转变与改革开放政策及其影响有密切关系，政治、社会和文化等层面大为自由化的环境、西式思想的涌入、传统思想的复兴导致年轻女性的形象发生变化，表现在身着传统服装、妆容厚重的传统美女和身着西式服装、穿高跟鞋的“现代女性”两方面。大量女性专注外表和爱情故事、忽视对自身职业水准的提升。韩起澜、贺萧的研究表明，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妇女“变成女人”，女性形象被塑造为“时尚、迷人、脆弱、较低等”的。类似研究，还体现在罗丽莎的《社会主义中国的性别渴望》等论著中。社会性别的新想象促使中国女性通过消费实现了与现代性和世界主义的连结。
（二）家里家外：负累抑或赋权
与传统社会相比，当代中国妇女整体上实现了走出家门、参与公共事务，自身活动空间大幅扩展。美国学界对当代中国妇女权益保障的政策依据、参加公共劳动的状况与不足展开研究。
一些研究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利于妇女的解放，社会主义是妇女解放的一种可行选择，也反映了西方理论家对本国妇女运动的反思与对中国社会所取得进步的兴趣，如，马克森·莫利纳克斯的《社会主义下的妇女解放：第三世界的样本？》，考察了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为提高妇女地位所采取的政策，认为对两性平等原则的承诺可以在社会主义国家的立法中找到。
女性主义学者基于中美对比观察中国妇女解放和发展的实效。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学者总体上高度肯定同时期的中国妇女解放状况，认为中国妇女地位的根本性提升主要源自中国共产党在妇女解放领域的切实措施及其宣传。南希·弥尔顿认为：“中国妇女解放是当今中国社会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方面之一。”克劳狄·布罗耶指出，“中国经验，或者说是大众革命的经验，无疑从最初就与妇女的真实解放联系在一起。”沙拉·李德指出，中国共产党高层对妇女受压迫问题的关注可从1950年新中国《婚姻法》中得到证实，他们认为为了改变中国，必须解放中国妇女。玛格丽特·贝肯从微观层面描写道，“当看到神采奕奕的年轻女孩扶着裹脚妈妈时就可以知道，这令人欢欣鼓舞。”海伦·斯诺的《当代中国妇女》、茱莉亚·克莉丝蒂瓦的《关于中国妇女》等研究也持类似观点。
在对20世纪50—70年代中国妇女的研究中，还有部分学者认为妇女在参与社会生产时仍存在劳动的性别划分及由此带来的不平等。安多斯指出，法律层面实现的性别平等、同工同酬，无法掩盖劳动性别分化问题。韩起澜、贺萧提到，对“铁姑娘”形象的提倡实际上是对人类自然属性的无视和挑战；卢蕙馨采访陕西西安郊县农村妇女后认为，人民公社时期各省农村农业生产的工分分配均存在性别歧视。
对改革开放后中国妇女公共参与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各职业普遍存在的性别分化上，总体认为当代中国妇女发展的成绩和不足并存。珍·罗宾逊关于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妇女家庭内外地位的研究指出，中国的经济转型和飞速发展，固化了男性和女性在生产和生育中的角色，妇女作为家庭劳动力和为男性传宗接代的传统思想得以维持。妇女有偿就业增加，报酬的性别差距亦不容忽视：妇女多集中于饮食业、幼教业等低收入行业，这是将既有基于生理性别划分家庭责任的性别分工延伸至公共部门的一种表现。菲利斯·安多斯、约翰逊、卢蕙馨等学者质疑“妇女进入公共领域被视为妇女解放的唯一标志”的理论，认为该预设强调了经济发展必然带来妇女平等、忽视了将性别平等作为评估社会发展的标准之一，其弊端在于将诸如经济发展等议题置于比性别平等更高的位置。关于妇女参政议政，大部分研究认为中国的妇女政策促进了妇女的发展，但在参政议政方面尚存在性别差距。艾伦·朱得指出，“当前的共识是，既承认中国妇女地位更好的变化，也认识到持续存在、亟需改变的结构性障碍。”
（三）妇女解放与发展：历史“遗产”与现实成就
美国学者敏锐地观察到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遗产”对当代中国妇女发展造成的困难，以及当代中国妇女组织推动妇女解放的现实成效。
部分美国学者基于西方概念和理论模型，从社会形态、文化价值等方面详细剖析当代中国妇女解放的不利因素。凯·安·约翰逊在专著《中国的妇女、家庭与农民革命》中指出，儒家家庭制度是中国妇女受奴役的根源，传统婚姻模式和家庭结构的存续仍对妇女在夫家的地位产生消极影响。玛丽·诗里丹关于中国年轻女干部的研究探讨了中国女性对于婚姻、生育、参政的认识，以及背后的传统儒家思想因素。安多斯认为，在中国实现性别平等，需在思想、风俗等方面解放妇女。帕翠霞·比沃探讨了中国法律规定的男女平等和现实社会的“重男轻女”所致法律与实践层面的紧张，指出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发展机遇，同时对女性的歧视又现端倪。韩起澜、贺萧发现，在20世纪80年代，非科学的社会传统舆论的延续制约了中国妇女的发展。类似发现，还体现在帕萨特纳克和萨勒夫的《牧人与耕者：内蒙古的中国人》等论著中。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很多女性主义研究注意观察在中国延续至今的婚姻居住形态——从夫居，分析其对当代中国妇女在家庭中从属地位的影响及诸种表现。凯·安·约翰逊认为，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确立了性别平等的法律依据，然而从夫居、重视妇女贞洁的习俗却得以存续。妇女从娘家向婆家的移居意味着对以往社会关系有效连结的中断和在陌生环境中适应和生存的挑战，传统“三纲”思想亦造成对妇女自身的不利局面。怀默霆认为，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农村和部分城市均存在从夫居现象。
在剖析阻碍当代中国妇女发展的历史“遗产”的同时，女性主义学者亦对政府支持妇女发展的行动予以考察，如对中国妇联组织的属性、工作等方面的探讨。白露等人认为妇联组织是贯彻落实官方解放妇女宗旨、联结政府和妇女群众的桥梁。朱迪斯·史泰西注意到各级妇联组织是援助妇女的关键力量。比沃利·胡铂考察了妇联组织在妇女就业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斯坦利·罗森详细考察了中国各级妇联组织的任务、性质、工作宗旨、内容及其与中国妇女的关系，认为妇联在保护妇女权利、支持妇女活动、提高妇女素质、引领妇女运动等方面起到推动作用。卢蕙馨亦提到，她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开展的一项妇女研究中，中国妇联组织对她与政府机构和各类妇女群体的主题访谈及相关统计数据的提供起到了协调和助推作用。类似观察，还包括路易斯·爱德华等学者的研究。
美国学者关于20世纪80年代中国女性社会性别形象的研究的主要局限在于，集中于对当时部分中国妇女单一社会性别形象的分析，忽视了对其时中国妇女主体性、区域与职业群体差异等丰富面向的关注与深入考察。部分学者关于妇女活动空间的研究对中国妇女发展取得的历史性飞跃和妇女个人体验视而不见。部分学者对当代中国妇女解放程度的考察基于西方“父权制”等概念工具，致力于分析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的儒家思想和弊风陋俗对提升妇女地位的阻碍，而忽略儒家思想中性别和谐、互补等包含性别平等思想的积极方面。上述因素导致了美国学者关于当代中国妇女的考察及其观点带有不同程度的偏谬和失当。在全球化背景和西方学术谱系演进中，探究支撑20世纪下半叶美国当代中国妇女研究议题及其观点的内在理念，究明其研究方法范式的阶段特征，是恰当认识此时段美国当代中国妇女史研究的必要环节。
二、美国当代中国妇女史研究的理论探索
美国的当代中国妇女史研究借鉴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文学等传统社会科学方法,呈现研究方法的跨学科性质和理论范式的多元化特征。口述史方法、民族志调研和社会性别范式构成美国该领域研究方法与理论的主要特色。三者交叉渗透，在特定社会语境和诸多学术思潮的共同作用下，形塑了美国当代中国妇女史研究的基本面貌。
（一）口述史与美国当代中国妇女史研究
美国口述史是受到20世纪中叶以后美国史学思潮转型影响的历史学科分支，因其开拓新型史料、再现底层民众声音而成为美国该领域研究的重要方法。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口述史方法开始应用于美国妇女史研究领域，继而应用于美国的当代中国妇女史研究。此一时期，美国学者大多无法直接来华调研，对中国妇女口述史料的采用呈现局限性、间接性的特点，特别体现在20世纪70年代依靠极为有限的海外中国移民采访和在华极少地区的短暂调研。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更多美国学者来华开展实地调研，写成一批妇女口述访谈录与论（编）著。口述史方法与转型中的美国史学思潮相结合及其在20世纪下半叶美国该研究领域中的应用，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一方面，20世纪40—60年代，美国史学界经历了本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和平繁荣到社会矛盾尖锐、各种运动迭起所带来的语境变迁；以及在主张“历史由人民创造”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法国“年鉴学派”等史学流派的影响下，出现了由传统精英史学向大众史学的转型。“新左派”史学和新社会史的研究新范式相继出现，后者在20世纪60—80年代得以兴盛，均以“自下而上”的研究路向为典型特征，重视对历史进程中普通人行为与心态的考察。这种研究意识促使美国学者开始重视研究妇女史，并持久影响美国对当代中国妇女史的研究。妇女史家通过挖掘多种多样的中国妇女声音，呈现妇女记忆深处潜藏的历史，以对“中国姐妹”的访谈为基础素材，注重描述宏观历史进程和重大事件中的普通女性的心态及其生活。例如，贺萧、韩起澜的《个人的声音：1980年代的中国妇女》、贺萧的《对下属群体理论和中国历史的思考》等，就以捍卫全体妇女利益为目标，考察改革开放背景下不同阶层、年龄、职业的中国女性生存状况，借受访平民女性之口探索其丰富的生命历程。
另一方面，肇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西方后现代主义促使美国史学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经历后现代转向；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史学界新文化史的兴起和发展，为包括身体和性别、记忆、形象在内的诸多新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后现代主义与新文化史的研究取向逐渐影响美国汉学界，在90年代进而影响美国当代中国妇女史的研究。妇女史家将女性口述史料作为文本，运用话语分析、记忆理论、心理结构分析等后学理论探求妇女问题与中国现代性、民族意识、社会性别构造的丰富关联，使当代妇女成为中国社会、经济和精神文化的象征符号。妇女史家认为口述史料的优势和局限对于重建妇女历史利弊参半，中国妇女的生命史贯穿于中国当代发展进程，因此妇女口述与国家历史无法分割。这在贺萧的《20世纪50年代陕西农村性别和劳动的地方意义》《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与现代性》等论著中有明显表现。
（二）人类学视野与当代中国妇女史研究
妇女群体生活空间的特殊性决定了妇女史研究需关注家庭史情境和制度因素。20世纪下半叶美国基于不同的理论预设在建构关于中国家庭的分析框架时，形成三种观点：一是中国家庭是成员有共同收支计划的经济合作组织；二是中国家庭是内部存在根深蒂固的性别权力失衡的政治家庭；三是中国家庭是受传统儒家思想影响的文化家庭。这些研究因缺乏对真实生活的深挖而显得生硬，人类学的民族志调研对普通人精神世界与生活场景的细描弥补了以上理论模型之缺憾。
一方面，以人类学视野与考察历史变迁相结合的方法考察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妇女，是美国该领域研究的重要特征。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研究往往基于中国港台地区和海外华人社区的调查数据，探讨儒家思想对妇女发展的不利因素与女性的抗争和实效，有对全中国女性得出笼统绝对同一结论的倾向，其弊端是片面强调“姐妹情谊”、忽视女性群体内部的差异性。如卢蕙馨的著作《台湾农村的妇女和家庭》在对台湾裴禾田村（音译，今台湾新北市）和三峡镇历时三年余的调研基础上，考察台湾16—20世纪历史发展的背景，探索两村家庭形态及女性地位后指出，“我相信妇女生活的总体轮廓在整个中国大致一样。然而中国其他地区的此类信息极为不足。”卢蕙馨在20世纪80年代的论著《延迟的革命：当代中国妇女》中亦笼统提出妇女干农活挣的工分报酬普遍低于男人，但她并未注意到，生产队“工分制”存在性别差距，是基于对男女生理差异所致的农活量不同的安排，少数做农活多的妇女可通过公社开会或与生产队会计协商而加分。尽管异域学者的身份使其研究缺乏生动细腻的体察，但是也有个别华裔美籍学者作出了颇具洞察力的研究。如，许烺光的《祖荫下：中国乡村的亲属、人格与社会流动》，在对中国乡村妇女做民族志调研的基础上，详实探讨了中国乡村的性别关系与婚姻制度，借此窥见中国文化价值取向的集体主义特征。
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美国学界的研究在阶层、地域、主题上大为拓展和丰富，妇女理论界开始盛行的“社会性别”概念及其精神，也进入中国婚姻家庭、亲属制度等领域的研究实践。卢蕙馨的《延迟的革命：当代中国妇女》即汇聚山东、四川、江苏、山西、北京、绍兴等省市的医生、护士、教师、店员、工人、农妇等不同职业的城乡妇女访谈样本，探讨了其对自我性别角色、家庭组织、薪酬、受教育等问题的认知。类似研究还包括安纳格诺斯特的《现代中国的性别变革》等。
另一方面，民族志调查中，作者以知情人身份参与研究对象的生活，使得其对研究对象深入情境、颇有同理心的深描令人信服，与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吉尔兹关于“地方性知识”的理论思考潜在相通。代表作如阎云翔的《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该类论著运用民族志方法考察中国家庭、土地制度与各类女性的公私生活、个人情感，“强调个人主观经验的叙述、就研究对象的行为以及利害关系进行的参与观察，以及对深藏不露的生活体验所作的类似于将心比心式的诠释”。阎云翔基于20世纪70年代在中国东北乡村居住七年，以及1989年重返该村的长期民族志调研为基础形成他的观点，认为该村夫妻的情感和两性互动促进了大家庭的民主化和核心家庭的紧密连结，“结了婚的儿子通常都是无条件地支持妻子”，进而带来夫妻私人空间和财产权的增加。一系列事实证明了用政治家庭模型解释中国性别关系的谬误，也表明借鉴运用民族志调研等跨学科方法开展当代妇女史研究对获取关于妇女的地方知识、揭示僵化理论模型缺陷的必要性。
（三）社会性别研究范式与当代中国妇女史研究
美国妇女史研究经历了“添加”史、“她”史到性别史的发展历程。知识界对于如何解释历史的连续性和间断性，以及持久的性别发展不平衡现象，产生了迫切的理论需求，社会性别研究范式应运而生。1986年，美国历史学家琼·斯科特呼吁将社会性别发展成为一个分析域，此后美国史学家致力于探索社会性别作为中国历史分析范畴的有效性，从文化象征及其表现、规范化概念、社会组织与机构、主观认同等四方面开展中国妇女史研究。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美国学者开始将社会性别观念和社会性别分析范畴应用于当代中国妇女史研究领域并产生相应成果。
美国学者将社会性别纳入研究视野，尤为关注性别形象和角色因社会变迁而发生的转变，这与中国改革开放后中外之间资金、文化、物品、观念、人员的跨国流动和中国社会变迁密切相关。西方消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成为塑造性别认知的重要因素；同时，中国国内发生由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观念转变与社会转型，中国知识分子对20世纪50—70年代女性形象亦有批判和重建。美国学者对中国妇女的观察正是这一历史进程的反映。斯坦利·罗森关于中国妇女参政的代表性研究即探索了当代中国女性由20世纪六七十年代“铁姑娘”向80年代后“温柔女性”形象的过渡，认为消费文化是制约中国妇女参政水平的重要因素。
兴起于20世纪下半叶美国的全球史，逐渐发展成有影响力的史学流派，性别史成为美国全球史的一个研究实践。全球史观主张跳出“欧洲中心论”，以比较的眼光、跨学科的对话审视世界各种族、阶级和性别，提出合理的历史解释模型。以罗丽莎的《女性主义在哪里：基于中国的田野调查》为例，该研究努力打破西方“自我”与非西方“他者”的二分法，认识到西方女性主义仅为世界众多女性主义声音中的一种。她指出西方女性主义写作立场的弊端，以及开展后殖民女性主义分析的至关重要性，“应该有多元、甚至冲突的对话……在这场对话里西方女权主义者不是唯一的分析者”。蒲乐安的《女性主义的人道主义：张洁作品中的社会主义和新女性主义》注意从国家视角考察地方社会变迁，进行与西方女性主义相对照的中国女性主义理论思考。这些均表现了西方女性主义在发展中由单一本土视角转向全球的自我省思，体现了对“欧洲中心论”的超越。
此时期学者基于社会性别理念和范畴开展的研究探析了性别发展的不均衡及其社会机制因素，与全球史重视探究人类活动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有着内在一致性。如，戴蒙德的《变革家庭》就中国婚姻法对男女两性的不同影响做了探索；肯特·詹宁斯的《中国农村的社会性别与政治参与》解释了导致中国参政性别差距的社会机制，即“社会化是创造和维持文化模式的中心机制，从制度层面解释了性别不平等的原因”，“和美国相似，中国男人在政治参与的大多数形式上保持适度的优势”。此类研究还包括艾伦·朱得的《“男人更强大”：中国农妇关于社会性别及其作用的观念》等著作。
三、中国学界的回应及研究展望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尤其是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以来，欧美妇女研究理论和女性主义视角开始影响中国妇女史学界，中美学界在当代中国妇女史研究领域亦启动对话。在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传播及中西妇女学术交流的契机下，美国学界关于当代中国妇女研究的方法理论范式，以及20世纪下半叶的各种新老话题和话语模式，开始集中在90年代进入中国学者的视野并引起讨论。由于东西文化和历史认识价值判断的标准不同，只有对20世纪下半叶美国关于该领域研究中各种洞见及偏谬加以探讨、辨析和扬弃，方能在理论和实践层面有助于中国妇女史研究和当代妇女的发展。
（一）口述史方法在中国妇女史学研究领域的接受和发展
美国口述史学自20世纪中期诞生以来，已发展为美国历史学的一个重要而成熟的分支学科。中国口述史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自我探索、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与国际口述历史密切交流的过程。21世纪以来，中国学界在口述史的概念定义、功能属性、理论方法、规范实践等学科建设方面进入深入发展阶段。
当代中国妇女史研究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关注并汲取海外口述史研究的成果，并逐步发展，先后出版张晓的《西江苗族妇女口述史研究》、李小江的《让女人自己说话》、游鉴明的《口述历史与性别史研究》、杨祥银的《妇女史、口述历史与女性主义视角》、魏开琼的《中国妇女口述史发展初探》、杜芳琴的《追寻·发现·倾听：融生命史于宏大叙事中的妇女口述史》、张李玺的《倾听与发现：妇女口述历史丛书》等中国妇女史论著，对开发当代中国妇女史的口述史料、引介西方口述史理论应用于本研究领域作了探索。鉴于当代中国妇女研究的对象平民化和议题多元化特征，以及传统纸质历史文献资料片面、失真和主观性等局限，中国妇女口述史在访谈者的专业性、口述者的多元化、口述方法的跨学科整合、口述内容真实性的辨别、议题设计的包容性、口述史料的拓展等方面仍有较大发展空间。
在口述史方法下开展的美国当代中国妇女研究中，访谈者对女性视角的过度强调，采访对象不够多元，议题不够丰富，以及对中国了解有限等因素，影响了研究结论的真实性和客观度。类似问题，体现在前述20世纪七八十年代女性主义学者的研究中。这种基于某时某地特定群体的个案研究得出适用于中国所有地域的评价，不免存一叶障目之偏。美国妇女史学界在20世纪80年代晚期开始将“差异”作为史学分析的范畴，尤为注意口述过程中影响客观性的各因素探讨，成为中国学界妇女口述史可资借鉴与对话的重要视角。
口述史方法虽非妇女研究独创，但对妇女群体研究有着特殊意义，中国学界的妇女史研究领域在辨析和借鉴美国中国妇女口述史研究中的有益因素，摒弃并克服其局限性，充实本土妇女口述史理论，或将有助于绘制完整的当代中国妇女史图景。
（二）社会性别分析范畴的有效性与有限性
1992年的哈佛大学“赋中国以社会性别：妇女、文化与国家”研讨会，1995年在北京召开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1999年中华海外妇女学会、塔夫茨大学、哈佛大学联合召开的“新世纪前夕的中国社会性别意识、妇女能动性和发展”研讨会等系列会议，促使“社会性别”理念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产生涟漪效应。与中国妇女发展实践层面增加性别意识同步，理论界开始从性别视角展开探索，发表了涉及日常生活、身体、文学、政治与社会、女性主体性等主题的诸多性别研究论著，使得中国学界在人类学、社会学、国际关系等学科领域从性别视角诠释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增加了与阶级、地域、族群相并列的又一分析维度。
就中国学界而言，20世纪90年代出现一些以社会性别作为分析范畴考察当代中国妇女史的著作，尤其是21世纪以来中国学界将性别维度与经济学、社会史相结合而产生大量的学术成果，呈现明显的跨学科特征。“社会性别”引入当代中国史研究，其特点表现在对职业、性别、辈分、地域、城乡、教育等多重因素交织的复杂关系的探索，预示着该概念在当代中国研究中应用的潜在空间。纵观国内的性别研究成果，我们需注意如下两点。
其一，关于“性别”与“社会性别”的国内外争议，以及“gender”一词的翻译与本土适用性。两个概念引发了造成性别差异原因的社会构造论与本质主义之争，持社会构造论的美国学者强调社会文化、历史语境对塑造中国性别形象的特殊重要性，并认为性别差异论将导致父权制的巩固，比如白露、王政等人认为本质主义的缺陷在于以“女性”界定的女人将是被“缩减”和“降级”的人。部分国内学者，如李小江，则强调性别形象生成的生物学或遗传学基础，主张尊重生理差异，她还认为当前性别发展不均衡是由于类似父权社会现象的历史残留，反映了对西方女权主义理论警觉的态度。此外，中国本土受众的接受与否亦检视着西方概念得以传播和发生效用的程度。从市面上出版的部分“性别”研究书籍尚不能辨别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之差异亦可得证。
其二，就性别关系的论述而言，中美存在对抗对立抑或和谐互补的表述和认知差异。将妇女运动视为“女人针对所有男人的斗争”之性别对立思想，尤其体现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激进女性主义者的言论中。自由女性主义者曾对此作出批判，但这种极端思想“遗产”仍存活于美国此后的时代，并对其他流派的女权主义者产生影响。美国学者琼·斯科特在其《社会性别：历史分析的一个有效范畴》中，亦提出把男女对立作为问题来考虑的观点，类似观点在美国妇女自发组织的历次女权运动浪潮中也可见到。当代中国的性别认知某种程度上是“阴阳和谐”“和合共生”等中国传统哲学理念的当代表征。卷帙浩繁的中华经典中丰富、深厚的传统学术思想，成为除了近代以来国族话语、五四妇女史观等知识资源之外，致使中国学界对西方理论颇感生疏与隔膜的关键性历史因素。有学者从性别视角审视中国传统社会，得出即使中国妇女在传统社会表现出一定的自主权，但总体上的性别关系仍为绝对的“男尊女卑”。
总之，社会性别概念应用于当代中国研究的趋势方兴未艾，有待坚持不懈的探索；与此同时，我们对这一西方概念及其理论的本土化认识，亦应“超越已经被琼·斯科特的著述社会性别化了的中国学，并为之提供批判性反思”。
（三）美国“女性主义”的差异及其适用性
美国关于当代中国妇女史研究在本国女性主义精神的指引下开展，发表了关于该主题的不少论著。如何看待美国妇女研究界的女性主义精神及其在当代中国妇女史研究中的应用？其对我们开展该领域研究有何启示？
首先，美国女性主义精神植根于美国社会发展的土壤，有其历史进步性和合理性。在欧洲启蒙运动核心价值的感召下，欧美女性主义先驱及其继承者秉持妇女应拥有与男性平等的人权和自由的信念，这种女性主义精神有助于增强女性主体性意识。中国传统思想中限制女性自由发展的各种表述及其当今“遗产”，是造成当代中国女性主体性缺失的历史原因。克服这些历史影响是一个长期的任务。
其次，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激进女性主义思潮的潜在影响，决定了该思想在当代中国妇女史研究中的适用性和局限性并存，而当代中国妇女史研究，不能脱离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女性主义是西方工业文明发展的产物。对欧美传统白人女性主义思想作出重大贡献的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弗吉尼亚·沃尔夫、波伏娃、贝蒂·弗里丹、凯特·米利特等出身基督教和富裕家庭的学者，尽管其女性主义思想存在差异，然而共同影响是促使妇女史学界致力于在各民族中探索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及其表现。正如美国当代中国妇女史研究学者朱迪斯·史泰西在1976年的一项研究中所言，“女性主义必须直接指引我们的学术研究。我们研究的中心任务应该是增加对压迫妇女的体制的源头及其多样性，以及对反抗这种压迫的女权主义斗争的理解。”尽管此后的妇女研究者已在反思这种思维框架对于中国当代妇女史研究的普适性，第三世界女性主义学者钱德拉·塔尔佩德·莫汉蒂在《在西方人的眼里——女权主义学术成果与殖民主义的论述》中亦表达了对白人女性主义论述的经典批判。然而，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女性主义思想到了八九十年代仍有余绪，比如鲁斯·泰普林的《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发展中国家妇女解放的典范吗？》、帕翠霞·比沃等的《中国农村妇女：经济改革的两面性》等，即从家庭/亲属关系结构和性别分工等角度延续了“中国妇女处于受压迫之附属地位”的解释模式。这种现实中仍存的激进女性主义观点已被上述世界范围内晚近兴起的女性主义新潮流证明具有局限性，需要引起注意。
最后，从两国历史情境的迥异看西方女性主义思想根源对于中国的适用性，以及中美妇女解放和发展的实现差异。美国学者在此主题的探究中发生了观点分化，这种分化主要体现在20世纪70年代的论争及其对90年代的影响两方面。第一种观点强调启蒙运动的思想遗产对于妇女平权的重要性和世界意义，认为源自妇女的自我觉醒和抗争是必要的。朱迪斯·史泰西认为，“在中国，仍然需要一个富有激情的战斗性的女权主义来解放中国妇女。”卢蕙馨也认为，“女性必须进行自己的革命。”王政亦强调依靠妇女自我觉醒、由女性主导女权运动以获取妇女群体权益。第二种观点认为中国妇女解放和民族革命紧密相连，不同于西方的妇女运动。罗克珊·维特克研究发现，“中国妇女宁愿把性别议题放在一边，而把个人生命奉献于推动中国从儒家社会转变为共产主义社会的革命运动中”；“中国妇女解放并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而是从属于更广泛意义上的大众解放进程，只有全体人解放，妇女才能解放。”珍·麦金农等人认为，“尽管受西方女权运动模式的影响，但她们的妇女运动与西方显然不同，这种运动是与当时的新民族主义紧密相连的。”中国学者李小江指出中国当代妇女发展有其独特的近现代史脉络，借助社会主义国家的行政力量而实现，难以生成独立的女权运动。闵冬潮、李小江基于民族历史和东西文明差异，主张从中国历史和妇女内部探究妇女发展的变迁和现状，反思了西方社会将启蒙运动以来自身价值观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化的观点。中国近代以来的妇女解放是通过男女合作、纳入共产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实现的，以群体身份获得主体性地位，中国当代妇女解放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是全人类解放的有机组成部分。历史造就的现实国情和民众心态不同，中国妇女的解放路径不能遵循单纯的女性视角。
综上所述，20世纪下半叶美国学界在研究方法、理论架构和女性主义精神指引下开展的当代中国妇女史研究，有其本土性和局限性。因此，一方面，我们借鉴西方理论中的多元因素，省思传统文化的自我革新和当代转型，方能助益于本土妇女研究的学科建设，以及当代中国的性别平等与均衡发展。另一方面，我们亦需基于中国历史事实和研究的主体性原则，对西方方法、概念、理论等舶来品进行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的批判性取舍，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广泛汲取外国史学的有益成果，方能与美国学界开展富有成效的对话。
余论
概言之，20世纪下半叶美国关于当代中国妇女史的研究在多种理论、方法和分析范畴的影响下，形成一套复杂、开放、异质的知识论述体系。从中国的传统文化、特殊国情和妇女研究实践出发，与美国学界展开建设性的交流互鉴，是探索构建当代中国妇女史多元分析框架的可行进路。一方面，我们应用实在的历史建构回应后现代主义与美国中国学。美国当代中国妇女史研究对西方各种社会科学理论的广泛密集运用，迥异于中国学界妇女史研究多从历史实证的角度切入，后者根植于中国史学编纂的实证传统。司马迁曾言，“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基于中国史学自身发展，在纵深探索中反思、驾驭和评估西方理论在该领域中的应用，避免陷入西方话语迷思，成为今后亟需开展的工作。另一方面，我们应该寻找中美学界在该研究领域的共通性，为中外学术的理解和对话奠定基础。就普通女性日常生活和心态史等相关话题开展研讨，或将有助于中美学术的深入交流。
20世纪下半叶美国女性主义学者基于西方理论形成了与国内迥异的当代中国妇女知识论述，从他者的视角反映了当代中国妇女的发展历程与状况。美国学界关于当代中国妇女史的研究有助于构建完整立体的当代中国妇女图景，对于国人反观和改进当今妇女发展指标、推进建立性别和谐社会亦有启发。美国学界因文化与地理的疏离而致某些研究结论的局限与偏谬，体现出其研究立场的意识形态性，提醒我们保持对西方话语垄断当代中国妇女解释权的警觉。西方理论的本土化，是一个吐故纳新、扬精弃糟的过程。对于中国学人而言，坚持对中国妇女研究的独立思考，真实全面地呈现当代中国妇女的个人言说与切身体验，提炼本土关于当代中国妇女的系统论述，建立中美关于当代中国妇女研究学术的有效对话机制，显得尤为迫切。
21世纪以来，美国当代中国妇女史研究继续在口述史、民族志调研、社会性别等方法和分析范畴的支撑下，受到后现代主义、全球史、消费文化、新文化史等学术思潮的交叉影响，这些学术思想在“当代中国妇女”话题中持续展示其理论诠释的巨大空间。其中，性别史的蓬勃发展与纵深探索成为美国学界关于当代中国妇女史研究不可忽视的重要趋势。21世纪以来美国关于20世纪下半叶中国妇女史研究的传承和革新，是有待进一步垦探的话题。
来源：史学理论研究官方公众号 2022-12-26
作者：褚艳红，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