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性建议才能推动社会进步

  

——访市政协委员、上海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杨雄

 

在这个深度转型的巨变中国，我们需要更多的“建设”，而不仅仅是“批判”。其实我们立的法不少，但立法成本很高，执法的成本也很高，还有一些立了法之后成为僵尸法律，那就要清理。

坐在记者对面的儒雅学者一直在执著地做着自己喜欢做的事，他参与青年与社会问题研究，为政府智库提供决策咨询，关注家庭教育事业，主编一系列家庭教育研究书籍。他健谈、干练，不失智慧。

他是市政协委员、上海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杨雄。今年两会期间，记者见到了这位学者，他一打开话匣子，并没有谈他所熟悉的青少年问题，而是民众所关心的社区自治。

记者：1月24日下午，您在分组会议上发言说“补短板不光是政府的事，还要动员更多社会力量”。在引导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服务与治理中，我们还需要补什么？

杨雄：2014年市委1号课题“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研究形成“1+6系列文件”。重心下移、资源下沉、权力下放，基层开始发挥真正实效。

但我通过调研发现新的问题，比如，上面市级部门和基层社区党委的机构设置存在对接不上的现象，过去因为条线对口，还能找得到人，关系比较顺，但现在市级部门同志在工作上如果要办什么事，只能依靠熟人找老关系了。也就是说，上下对接还没有完全接通。

当前基层运行机制有了新的突破，有些基层干部在涉及居委会、街道工作的相关规定时，都要靠文件来管理，在社会治理法治化的今天，这样的管理方式显然是不够的。我认为上位法和下位法要作梳理和清理，对一些僵尸法律作清理。

记者：我们该如何清理一些没有用的法律，也就是您所说的僵尸法律？

杨雄：其实我们立的法不少，但立法成本很高，执法的成本也很高，还有一些立了法之后成为僵尸法律，那就要清理，这是我的总体感受。不过我们的社会立法还是相对落后，比如志愿者、慈善等方面，要么难产，要么跟不上时代步伐。上海的法治管理水平是比较高的，法治建设走在全国前列，但是有些社会立法一定要跟上去。

记者：您身为市政协委员，也作为提供智库决策的知名学者，这两年如何建言献策，履职尽职？

杨雄：在这个深度转型的巨变中国，我们需要更多的“建设”，而不仅仅是“批判”，只有建设性建议才能推动社会进步。

在每次协商议政会议上，我总是依据调查数据与社会事实建言。如2013年，我撰写的“关于上海率先建立适度普惠型儿童福利体系的建议”，呼吁社会和政府关注“事实孤儿”问题，市民政局高度关注，采纳了我的提案，将之转换成公共政策。2014年，我关于“本市物业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对策建议”，同样受到市房地局重视，在制定、出台“本市小区物业综合管理若干意见”时，多次征求了我的意见；2015年，政府放开二孩政策后，针对许多家庭不愿生，特别是担心生了以后谁来带、母亲带是否能重新就业的疑虑，我在这次两会上已经提交“关于开放二孩政策后相关配套政策几点建议”。

记者：您是教育专家，曾提到过一个“有机教育”的概念，您是不是认为不要急着“催熟”孩子？

杨雄：是的。因为孩子的成长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就像我们种蔬菜，种玉米，它都有一个自然生长周期。想必大家都不喜欢吃用化肥催熟的蔬菜吧？教育也是同样的道理。如果你过多地期待、过早地开发，过度保护和过度教育，就会给孩子带来巨大的心理压力，反而不利于他的成长。

我现在提出“有机教育”的概念。什么是有机教育？现在大家都喜欢有机食品、有机蔬菜，因为它们是天然的、自然生长、无污染、不反季节、符合四季成长规律的。我们教育孩子的过程，也应该是有机的过程，而不是拔苗助长、反季节、催熟的过程。而当下流行的一些教育观念，比如“不要输在起跑线上”，实际上都是在“催熟”孩子，是有违教育规律的。

记者：最近您在做什么事情？

杨雄：除了青年与社会问题研究、智库决策咨询、参政议政之外，我始终关注家庭教育事业。2013年以来，我与相关部门合作，在上海图书馆策划、创办了公益讲座——上海市家庭教育高峰讲坛。该讲坛每年邀请社会知名学者、专家前来为广大家长解疑释惑，讲座每场爆满。我是《全国家庭教育指导大纲》　课题首席专家，近年来，先后在全国十多个省市，为上万个家庭、教师和青年家长开设公益讲座。

 

来源：上海法治报  2016年1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