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萨缪尔逊曾经指出 “公共产品是每一个人对这种产品的消费，并不能减少任何他人也消费该产品”。然而，现在公共产品供给出现了许多怪现象，比如一边是门庭若市、人满为患的大医院、名校；另一边是门可罗雀、人烟稀少的社区小医院，普通学校。人们为享用优质的公共产品不惜搭上时间，花上路费，有的甚至小毛小病也舍近求远，用上一天时间到大医院看病；有的为孩子求学上名校，不惜重金购置学区房。据了解本市一所大医院刚建成的门诊大楼设计时门诊量日均1万人，目前已达到日均7万人以上，看病出现了乘电梯排长龙，检查排队有时预约好几天，候诊几小时，看病1分钟，领药排长队，医生超负荷工作，忙到医生、护士没时间吃饭如厕的程度。尽管医院动了很多脑筋连轴转，开足马力还是无济于事。同样，名校的名额也是超乎寻常的紧张，成了托关系、走后门的“重灾区”，也成了学区房连年上涨的重要因素。
医院、名校等公共产品的供给发生这些问题，关键还是制度设计的不合理造成的，现有的公共产品的供给方式无法实现最大化、均衡化、持续化。“看病难，看病贵”，实际上是公共财政投入对大医院、名校“眷顾”的结果。主管部门通过医保及财政的大投入，很容易被大医院、名校转化为市场行为，而多数参保者很难被惠及并体现优先权，于是产生了新不均衡。公共产品供给方式（制度设计）应该是保基本保基础，体现“量力而行、量入而出、均衡发展”的基本原则。
从公共产品的消费角度而言，有一条应特别重视，也是近些年来我们一直忽视的，那就是应大力调整百姓对公共产品供给的预期心态。公共产品供给是满足大众需求，必须走大众化路线。按照小众化的标准设计大众化产品，结果只能是粥少僧多，不可能满足公众的基本需求。因此，绝不能助涨公共产品贵族化的消费倾向，让大众明白公共产品供给只能是保基本保基础的道理，对公共产品供给的要求不能过高，应尽量选择符合自己实际承受能力的“产品”。在社会舆论上也要正确引导、科学规范、合理疏导，使之回归平常心态。
从公共产品的生产角度来看，应做到公开透明。要定期公布公共产品供给的“样本”及标准，使公众有知情权，参与权和选择权。要建立第三方评估制度，让公众更多地掌握信息，让消费者可以根据自己实际需求选择相应的公共产品或市场产品，满足公众的不同需求。
不论大病小病都往最好的医院跑，孩子们不论什么条件都挤破头进名校，这是制度设计造成的人为紧张。医院的药、诊费与医院和医生利益挂钩难免产生过度治疗，寻租等问题，现有的制度设计客观上也形成了这样一条利益寻租的产业链。用最贵药、找最好的医生、住最好的病房不是必要的，比这更重要的是对症下药治好病。我们不能丢了这个“本”。只有保住底、保住基本面，才能回归这个“本”，才能让老百姓真正受益。制度设计应该以此为“本”，否则就是迷失了方向。
（作者系上海社科院副院长）
来源: 《解放日报》2014年07月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