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 本报记者 张全
嘉宾 黄仁伟（上海社科院副院长）
石泽（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
许涛（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俄罗斯研究所研究员）
亚洲需要走自己的路
主持人：相比前几届亚信会议，今年峰会的背景，尤其是亚洲安全形势较以往有哪些不同？中方倡导本次峰会树立亚洲新安全观，为什么特别强调新安全观？
黄仁伟：跟以往相比一个不同点在于，世界多极力量在不同层级上的竞争关系更为复杂。从大国博弈来看，乌克兰局势以及美国亚太再平衡，让大国间的摩擦走到了前台。在国际力量发生变化、权力发生转移的过程中，如何避免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长时间、根本性的冲突对抗，成为必须思考的问题。再从大国与小国的关系来看，它们之间也会出现矛盾，新兴国家间也有龃龉，这些情况比冷战时期单纯的两极矛盾要复杂得多。
因此，我们认为，和平的唯一出路只能是，通过综合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来消弭分歧；通过倡导非集团、非盟国、非对抗的，超越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新安全观，来化解矛盾。
许涛：首先，当欧洲用智慧和群体性精神化解了二战遗留的“负资产”时，亚洲却仍然背负着众多历史遗留问题和冷战遗产。再加上亚洲各国、不同民族、种族间互信的缺失，新世纪以来该地区集中了全世界最快速增长的军事开支、最先进的军事装备更新、最多数量的军事演习。其次，多数亚洲国家处于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敏感时期，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可能给它们带来风险。最后，美国的战略重心东移，俄罗斯蓄势推动欧亚联盟，印度持续实施东进战略，东盟加强一体化和大国战略平衡等，不同分量等级的权力中心正在画出一个个不同心的圆。在冷战思维主导下，大国利用亚洲国家在社会转型时期对其政治肯定和经济支持的依赖，推行“价值观外交”、传播“颜色革命”，这些都给亚洲安全带来不确定性。总之，亚洲需要按照自己的思路去发展，而非被别国或集团所左右。
新安全观体现新内涵
主持人：在新时代背景下，中国所倡导的新安全观体现哪些新内涵？
黄仁伟：西方提出的安全观，其所指涉的范围就是与它们有着共同制度、共同价值观国家间的共同安全。而我们主张的，是不同制度、不同力量等级、不同价值观的国家间，都要奉行合作安全和共同安全，而不是以一部分国家的安全压倒其他国家。亚信峰会上要以新安全观来抵消、对冲旧的集团安全、盟国安全，反对将狭义的军事安全作为维护国家安全的首要战略选择。
这个任务是艰巨的，因为国际关系中最“顽固”的传统领域，就是狭义的军事安全领域。也正因为如此，在这个最难建立互信与合作的领域，用新安全观来化解国与国之间潜在的矛盾和冲突，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中国曾在上世纪90年代提出过新安全观，但一方面当时我们的国力还没上升到一定程度，世界被西方所主导；另一方面，当时我们主要还是在与我们价值观较为一致的国家中提倡新安全观。而如今，我们倡导新安全观的时机更为成熟：第一，中国国力和话语权不断提升；第二，十多年上合组织框架下对新安全观的探索，为我们在泛亚地区提出这一理论做了充足的准备；最后，也是国际形势使然。对于某些国家，倡导新安全观会成为它们的担忧，担忧其消解盟国体系赖以建立的理念基础。
凸显更大包容和平等
主持人：相比亚洲地区的其他机制，亚信的特色和优势在何处？
石泽：亚信的独特性表现在几个方面，首先，它是由亚洲国家而非西方国家组成的合作平台，不像一些地区机制完全由域外国家主办和操控。亚信主要成员国大多数是发展中国家，属于南方国家。它的发展路径是南南国家间的合作，这是区别于其他机制的重要标志。其次，亚信的大国色彩不浓厚，使它拥有更大的包容性，提倡成员国的平等。
许涛：亚信是涵盖整个泛亚洲地区的、以安全为主要议题的对话平台。环顾亚洲，亚太经合组织、东盟、上合组织、香格里拉对话等，以不同的动机、不同的组合、不同的级别，试图通过对话和磋商，解决亚洲地区互信缺失问题。然而，受到亚洲复杂的地缘政治格局制约，这些地区对话论坛既各有侧重又相互重叠，既不相互隶属也无有机的联系与协调，在分别发挥各自应有作用的同时，也留下大片对话领域和对话参与国上的空白，尤其是在冷战结束后战略地位日益上升的中亚地区。从这个意义上讲，亚信会议作为地区安全对话平台的地位是不可替代的。亚信未来的合作重点不妨可以从地区非传统安全入手，例如环境保护、气候变化、海上救援、能源安全等。
与“一带一路”对接
主持人：亚信这一平台对于中国同周边国家共同构建“一带一路”具有何种意义？
许涛：亚信的安全合作包括五大领域，其中之一是经济领域的安全。此外，亚信框架下有工商理事会和商业论坛等。这些都能与构建“一带一路”形成契合点。
需要重点强调的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西方往往是依靠硬实力的方式掌控地缘战略通道，来划定自己所谓的势力范围。但中国的和平发展不可能采取这种方式，我们的利益向外延伸、辐射，是通过和周边国家互利共赢、惠及彼此的合作来带动的。就像巴基斯坦战略研究所的学者纳杰姆·拉菲克所认为的，“一带一路”是个开放包容的倡议，更符合亚洲国家的发展实际。它强调倡导与谋求和平发展，是一种经济导向的新安全观。所有这些推动经济一体化的努力，都将有利于亚洲地区的真正发展和互信。
石泽：亚信成员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体上重叠且多为我邻国。从文化看，它们大都属于东方文化，相互之间共同点多于差异。从经济结构看，互补性很强。在基础设施方面，比如交通运输、能源、油气管线、水利设施、电力输运等领域共同利益比较集中，各国普遍感兴趣的项目多，可以此为抓手，构建区域经济合作所必需的链接东亚、西亚、南亚、中亚的交通网络，这将极大地推动地区经济发展和人员往来。
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的重要内容，而保障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建设，很有可能成为推动“一带一路”进程的先期突破口。也要看到，经济繁荣的基础是地区稳定，而上述国家在安全领域都面临着恐怖组织、宗教极端势力、分离主义的威胁，这需要各国共同管控形势，强化安全合作。这是经济繁荣和可持续发展所必须面对的挑战。
来源：《解放日报》 2014年5月17日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