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过去30多年，中国式超常增长创造了史无前例的“发展奇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不仅实现了长期、持续、快速增长，而且实现了平稳增长。在中外经济发展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这一人类历史上的增长奇迹，究竟是昙花一现，还是中国为人类发展史贡献的东方智慧？展望未来，中国式超常增长能否持续，又如何持续呢？近日，在由世纪出版集团和上海市经济学会联合主办，上海市人民出版社承办的《超常增长》出版座谈会上，沪上知名学者、专家济济一堂，从各自的学科角度，把脉未来中国经济增长，探讨中国经济学的未来发展。本报刊登其中部分精彩发言，以飨读者。
史正富1977年考入复旦大学经济学系，1982年与1984年分别获经济学学士和硕士学位，后留校任教。1985年赴美求学，获得美国美利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和马里兰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候选人。留美期间，曾任美国劳工部国际经济研究局合同制研究员。1995年回国后，进入企业，后创办上海同华投资集团，任董事长至今。2003年开始，担任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目前兼任上海交通大学现代金融中心理事长、南京大学兼职教授、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著有《现代企业的结构与管理》《现代企业中的劳动与价值——马克思价值理论的现代拓展》《现代企业的产权革命》《制度变迁中的理性与惯性——中国农村改革案例研究》（英文）。与人合著《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分析》《政治经济学教材》等。发表中、英文学术论文数十篇。曾获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中国图书奖等多个奖项。
三维市场体制与中国经济的超常增长
□陈昕
对于中国经济过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长，全球大多数经济学家，包括一些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经过缜密的考察和推演大都予以肯定，有的称之为“中国的奇迹”。但是，对于这一奇迹的背后支撑与动力，有着不同的解读。
《超常增长》一书指出中国经济超常增长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成功地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者认为，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中政府与企业两大主体构成市场经济的主轴不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个包含了战略性中央政府、竞争性地方政府和竞争性企业系统的三维体制，是把中央政府的战略领导力、地方政府的发展推动力与企业的创新活力有机结合的新型经济制度。
在这样一个三维架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竞争中的企业着力创新、谋求发展，是资源配置的微观主体；竞争中的地方政府通过招商引资等多种方法构造了可持续的“投资激励体系”，降低企业投资创业的成本，从而提高企业均衡投资水平，并通过提供类似“总部服务”的职能帮助企业突破部门官僚主义的障碍，造就了中国经济的超强投资驱动力；中央政府在制定国家长期发展战略的基础上，一方面总揽全局，把握发展与稳定的平衡，另一方面抓住全球化的契机，审时度势地果断融入全球分工体系，为中国经济高投资和高增长创造了额外的市场机会。
正是这样一种中国体制产生的超强投资驱动力和国际市场的超常购买力，使中国的经济增长得以避免常规市场经济中必然存在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在1994年后的20年中持续高位运行，创造出超常规增长与超低经济波动并存的奇迹。本书还分析了中国三维市场体制的四大支柱：（1）地方政府作为经济主体参与市场竞争，形成三大主体；（2）国有企业的资产资本化，形成国有经济的战略制高点地位；（3）包含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分级资产负债管理体系，形成超越西方公共财政的复合型国家理财体系；（4）通过国家顶层发展战略、中期发展规划与产业政策和短期宏观调控相结合，形成分层整合的国家发展管理体系，从而超越西方常规市场经济中的被动式宏观干预。中国三维市场体制是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逐步演化成型的，它还不尽完善，存在诸多严重的问题，书中并不回避这些问题，但认为这些问题或是中国当前发展阶段的伴生现象，或是经济运行的内生结果，转向英美式的常规市场经济也难以解决，只能通过自主、持续的制度创新，对三维市场框架进行累积性的组织优化与流程再造加以解决。
可以说，该书是作者跳出西方经济学的框框和范式、自主建构基于中国经验的理论体系的初步成果，这无疑是具有突破性意义的。
（作者为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总裁）
发挥结构配置效应支撑超常增长
□周振华
“中国奇迹”放在超常增长的分析框架里是可以解释清楚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变量就是后起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经济水平差距。这个差距给出了超常增长的潜在可能性。一般来说，一个国家人均GDP超过最发达国家人均GDP的57%时，这个国家经济增长就将在“技术边界”上徘徊，意味着超常增长开始减缓。目前，我国人均GDP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是美国的21%左右，因此上升至这一“技术边界”，还有较大空间，参照日本、韩国等经验，应该还有20多年的高增长期。
但这样的分析未免简单了一点，它只是给出了一个超常增长的可能性，至于它是如何实现超常增长的，没有讲清楚。我认为，要进一步做结构分析。“索洛剩余”的增长理论中，很大部分是结构配置效应。发达国家没有呈现超常增长，其中重要一点，就是它在自然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存在严重的结构问题。后起发展中国家则不同，有二元经济结构等一系列结构失衡问题。但恰恰由于这些结构失衡的存在，使其一旦有条件转换便可释放出巨大的结构配置效应，体现在高速增长之中。中国过去30多年的超常增长中，结构配置效应的作用很大。建国后30年的赶超战略导致产业结构超前演化，不仅跳过了轻工业阶段，也跳过了基础工业阶段，直接进入重化工业阶段，形成严重的结构扭曲和失衡。改革开放后，通过引入市场机制等制度变革，把这一结构逐步调整过来，释放出巨大的结构配置效应，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非常大。可以说，原先累积的结构扭曲程度越大，一旦有机制调整，其释放出的结构配置效应就越大。
同样，对未来中国经济的超常增长，也要引入这种结构分析。目前，许多增长条件都发生了变化，如人口红利减弱、劳动力成本上升、资源与环境的约束趋紧等，已经很难支撑原有的超常增长了。但“索洛剩余”中的结构配置效应还有较大潜力，因为我们还存在不少结构失衡问题。中国未来经济超常增长，很大程度上要在结构转换中实现。关于这一点，史正富教授的书中讲到一个重要方面是生态环境治理，它可以形成超常购买力，从供给与需求两方面拉动或支撑超常增长。按我的理解，这不仅仅是一个总量问题，更是一个结构问题。也就是，生态环境与经济增长的结构性矛盾，这一结构失衡已累积到严重的程度。进行大规模的生态环境治理，缓解这一结构性矛盾，将释放出巨大的结构配置效应。
另外，支撑未来超常增长的结构配置效应还有两个重要方面。一个是城市化。我们目前城市化水平是50%，与发达国家相比，有20-25个百分点的差距。这是工业化与城市化的结构性失衡，也很严重。如果这一结构配置效应能释放出来，对超常增长的推动作用也是相当大的。当然，不能变成过去那种基于房地产的城镇化。另一个是服务经济发展，也有很大的结构配置效应的潜力。目前，我国服务业比重仅43%，远远低于69%的世界平均水平，与发达国家有30多个百分点的差距。如果我们在发展模式和体制方面有所改变的话，会释放出很大的服务购买力，从服务消费需求与供给两方面拉动经济增长。未来30年，全球将形成30亿中产阶级，中国在其中占了很大的比例，这将带来超常的消费力。我们现在主要是受到体制机制的束缚和障碍，没有把服务经济的潜力全部发挥出来。
因此，我感觉中国未来超常增长，从结构上来讲，是可以实现的。当然，这里面的条件也发生了变化，需要有更大程度的开放，需要有更进一步的改革。因为，发展服务经济的条件，与促进工业化的条件不尽相同。原有的机制、政策，也许可以促进工业化发展，但对服务经济发展就不一定了。服务领域的准入与监管，远比制造领域要复杂，更多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障碍。上述这些结构失衡问题，如果真能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发挥出结构配置效应，我想是完全可以支撑未来30年的超常增长的。
（作者为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市经济学会会长）
中国发展的新起点
□黄仁伟
2049年是未来中国完成崛起的历史时期。到2049年，如果能实现《超常增长》一书中所预测的图景，那时中国就真正实现了崛起。我从2001年开始研究中国崛起的必然性，基本是从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大国关系等角度出发的，但从国际体系这个角度来研究，并没有解决中国制度的内生性崛起，没有从经济结构本身来说明中国崛起的必然性。
史正富教授的这本书实际上解决了这个问题，至少在本书的逻辑范围内解决了这个问题。史教授的预测是，2049年中国经济总量可以达到美国的5倍，人均GDP则是美国的80%。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世界经济的全貌和国际经济体系的结构都要发生改变，当然大国的力量对比也随之改变。
史教授的第二个重要立论就是证明中国的制度可以支撑经济发展的前景。这个制度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史教授论证了中国政府和中国经济前景二者之间的相关性。书中的很多新概念都是体现这个相关性的。其中最重要的两个概念，一个是“竞争性地方政府”，一个是“中国特色三维市场体制”。这两个创新概念回答了当下流行的若干错误概念，诸如称中国经济体制是“国家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等等。史教授在这个问题上的最重要突破，就是非常有说服力地证明了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的活力足以支撑中国未来的发展目标。中国政府或中国国家行为同市场的正面结合所带来的巨大发展空间，是西方理论经济学包括国内的大部分经济学家不愿意提、蓄意回避或是根本反对的。
围绕这一点，作者展开的其他一些挑战如腐败问题、环境问题、资源问题等等，都可能找到解决的出路。这些问题都是被西方舆论和国内部分学者认为不可能逾越的中国发展障碍。但是，史正富通过对中国政府和市场关系的重新界定、重新定义，把应对这些问题的出路都一一解决了，而且提出了很多过去我们没有讲过、没有想过的问题。
这本书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