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关键是增强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文化创造活力指的是文化内容创作、产业运作及科技运用上的创造能力，包括在文化作品内容、表现形式、产业组织结构、科技手段等方面的整体创造活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可以通过内容
创造、文化产业化及文化科技化等多种途径来增强文化创造活力。
当前，我国的文化创造活力不容乐观，主要表现为发达国家长期占据着中国的文化消费市场。发达国家凭借资金的优势与高新技术产业融合，向中国大量输出自己的文化产品。比如，最近十几年来，我国国产的具有创造活力的作品数量很少，在中国青少年喜爱的动漫作品中，日本占60%，欧、美占29%。除体制及机制上的原因外，主要在于产业发展导向和运作模式上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的差距。
文化创意产业是指依靠创意人的智慧、技能和天赋，借助于高科技对文化资源进行创造与提升，通过知识产权的开发和运用，产生出高附加值产品，具有创造财富和就业潜力的产业。
在经济生活中，通过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是增强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的有效途径。一方面，文化创意产业具有文化内容创造的功能。因为文化创意产业是提供精神消费的产业，其在产业经济时代最根本的特点就是个性化、不确定化以及关联化。文化创意产品中的“服务性产品”，如旅游休闲、演唱会、杂技、戏曲表演等，由于产品的表现形式是可感而“无形”的，因而每一次表演均有不同。另一方面，文化创意产业具有将文化产业化的功能。虽然文化并不都是产业，但经创意开发可做成产业。这里的“化”含有转化之意，比如价值观不是产业，但编个感人的故事、塑造个可敬可爱的人物，就可以做成产业。正如科学不直接是产业，经研发形成技术就可做成产业一样。还有，文化创意产业具有文化科技化的功能，它通过高科技和多媒体等创新手段，有助于将传统文化中的精髓较完好地延续下来，既有效传承了传统文化，又在内容或形式上有所创新。
实践证明，文化创意产业发达的地方，文化活力也会越活跃。一些经济发展的前沿城市，视文化创意产业为新兴战略性产业，比如，北京、上海、深圳、杭州等发达城市，文化创意产业占其GDP已接近或超过10%。这些城市的文化活力四射：北京的京派文化引领着全国城市的文化建设；上海于2010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牌为“设计之都”；同样深圳也被授牌为“设计之都”，还在打造中国的“演艺之都”；杭州于2012年5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牌为“工艺与民间艺术之都”。因此，我们要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增强文化创造活力。就中国目前来说，以下三个环节成了最迫切的问题：
首先要普及知识和信息，推进教育体制改革。文化创意产业是在知识经济的背景下产生的，知识成了经济增长的关键资本。在信息化社会里，劳动者是掌握信息资源的知识群体，所使用的重要工具是计算机控制的智能化的机器体系，劳动对象主要是人们开发创造的取之不尽的信息资源。知识和信息的普及，能从源头上为我国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和提升文化创造活力注入新鲜的血液。因为无论是对文化创意产业业内人士还是广大消费者来说，知识和信息的普及都是前提。
目前中国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最缺乏的就是人才。据2005年统计,在国际大都市,如纽约,文化创意产业人才占就业人口总数的12%；伦敦是14%；东京是15%；而目前上海文化创意产业从业人员占总就业人口的比例还不到10%。文化创意人才培育并非一蹴而就,推进教育体制改革是关键。对未来中国文化创意人才的投资,需要强大的教育基础设施；改革应试教育，加强素质教育，从小就要培育想象力和创造力；鼓励终身教育的新政策；普及宣传提高全民文化素质的意义等。
其次，需要营造包容和多元的文化氛围。创意和创造的繁荣需要宽松包容的文化氛围,对各种文化创意,只要无害就应允许其存在。同时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和文化创造活力的提升还需要多元文化，多元文化交流可以促进创意和创造的生成。
为此，需要在组织和制度上加强保障。相对来说，我国文化创意产业的行业组织还处在摸索的阶段，而在发达国家NGO（非政府组织）、NPO（非赢利组织）等文化组织非常普遍。在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过程中，一个良好的保障体制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制度是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重要环境。
发达国家非常重视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突出表现在政府支持的政策制定上。比如，日韩等国非常重视支持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政策的制定，通过制定政策，大力推动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政策的范畴包括了人才政策、准入门槛政策、版权保护政策、资金支持政策、政府公益基金资助政策等。
最后，要协调发展我国文化创意产业和文化创造活力的区域不平衡。由于我国地域广大，文化创意产业和文化创造活力的区域不平衡现象比较明显。突出表现在东部沿海地区文化市场较发达，中西部地区较不发达，而文化资源则是中西部地区发达，东部沿海地区较匮乏。协调这种不平衡现象，要因地制宜，发挥地区优势。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消费水平较高、高技术人才较多，可以发展高技术含量和资本密集型的文化创意产业，比如软件游戏产业。中部地区民间文化艺术资源较丰富，可发展传统技能含量高的文化创意产业项目，比如山西可立足晋文化特色，将区内的神话、耕读、边塞、佛教、道教、晋商整合打造为休闲文化创意产业。西部地区的民族文化资源较丰富，可注重民族和自然文化遗产的市场开发，比如，目前云南省正力推“聂耳音乐品牌”、“七彩云南品牌”、“香格里拉”和“茶马古道”四大文化品牌，就是很好的尝试。
（作者厉无畏为上海市创意产业协会会长、上海社会科学院创意产业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蒋莉莉为上海社会科学院部门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来源：《文汇报》2013年5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