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确立建设国际文化大都市的宏伟目标，并不是一时心血来潮、临时“拍脑袋”的产物，而是上海人民在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程的过程中，充分分析国际国内局势，认真结合上海历史文化传统积淀及当今文化建设实际，在不断吸取国内外文化发展经验的基础上，经反复实践和不断探索，而逐渐聚焦和日益明晰化的城市文化发展战略选择。早在20世纪80年代，上海就曾提出建设“一流城市、一流文化”的文化发展目标。20世纪90年代，上海又曾提出建设“国际文化交流中心”。2002年上海第八次党代会再次明确提出了要“努力把上海建成国际性文化交流中心之一”的文化建设目标。及至2007年，上海第九次党代会召开之时，“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努力建设文化大都市”成为了会议共识。2011年《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则明确提出，要“塑造时尚魅力的国际文化大都市”的文化建设目标。此时的“国际文化大都市”目标，已经涵盖了既成为“文化码头”又成为“文化源头”这样两个方面。从“十二五”期间上海继续实施“创新驱动，转型发展”战略，认真贯彻执行中央有关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及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指示精神的要求来看，“努力建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相匹配的国际文化大都市”，将成为上海文化建设最为明确的客观要求。
从近期召开的上海市第十次党代会的报告可以看出：中央寄予上海的期望就是要“当好我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和创新转型的先行者”。这意味着，上海除了在经济方面需要实现创新转型外，同样也需要在其他各方面特别是在文化改革发展方面实现创新转型。本次党代会给予上海文化改革发展的总体定位就是，“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传承中华文化精髓，吸收世界文化精华，彰显海派文化特色，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显著提高市民文明素质和城市文明程度，显著增强上海文化软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如果将这一总体定位用相对形象化、概括化的具体目标加以表述，则可以说就是“建设国际文化大都市”。正像党代会报告所说，上海“建设国际文化大都市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坚持上海确定的文化改革发展总体定位，并向着国际文化大都市具体目标奋力迈进，就特别需要不断在创新转型中，扎实完成党代会提出的文化改革发展各项任务。
思想舆论状况直关创新转型支撑及文化发展成效
上海实施“创新驱动，转型发展”战略，首先需要上海各个领域各个条线的全体干部职工和广大基层群众，在思想道德方面形成基本一致的价值追求，在观念认识方面达成大致统一、足以指导实践的基本共识。面对当下对外开放扩大、信息渠道剧增、社会思潮多元、人们利益诉求多样及意识形态工作面临复杂形势的局面，迫切需要上海发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教育引领作用，迫切需要文化建设发挥滋润心灵、陶冶情操、舒缓情绪、温润关系的作用。唯有如此，才有可能巩固共同思想道德基础，形成观念认识共识，凝聚强大精神力量。显然，思想舆论状况直关创新转型整体战略的成败，创新转型与文化改革发展具有相辅相成的关系。市十次党代会报告提出的“大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断夯实全市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道德基础”，“加强和改进新闻舆论工作，进一步营造健康向上、和谐理性的舆论氛围”，既是上海文化改革发展的根本目的之一，又是上海创新转型得以实现“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必要前提。同样，如果上海文化改革发展，缺失了“创新驱动，转型发展”气派，停留在小成即安、故步自封状态，那么“更好地保障和落实广大市民的文化权益”、“显著增强上海文化软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加快建设国际文化大都市”及“促进人大全面发展”等，都将大打折扣甚至成为空谈。可见，检验上海文化改革发展的实际成效，首先就要看它是否为上海实施创新转型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保证及舆论支撑，其次就是要看文化建设领域在宣传贯彻创新转型战略方面是否走在了全市的前列，是否借文化改革发展的创新转型能效，加快了国际文化大都市建设。
创新转型是建设国际文化大都市题中应有之义
可以肯定，创新转型是上海市委市政府对全市各领域各条线提出的方向性要求。在此背景下，上海文化建设领域在确定实施建设国际文化大都市战略的过程中，必须将创新转型视为开展国际文化大都市建设实践的题中应有之义。事实上，上海实施“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一个最务实的落地抓手就是转方式调结构，而转方式调结构中的一部分核心任务在客观上与文化改革发展密切相关。在上海已经确立要逐渐摆脱以往依赖投资拉动、依赖重化工业、依赖房地产、依赖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前提下，今后到底向哪转、怎么调？成为了人们最为关心的问题。2011年发布的《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对此作了原则性确定。《纲要》特别强调要“着力提升现代服务业能级和水平，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新型业态，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改造提升基础和传统产业，努力形成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这里提出的一些新产业新业态，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全市对文化建设领域的某种期望。因为这里提到的未来上海重点发展的“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及“先进制造业”等三个目标产业，都直接与文化建设领域密切相关。其中的“现代服务业”既覆盖了以公共文化产品供应和服务供应为主要特征的文化事业领域，又覆盖了具有准公共特征的传统文化产业领域和文化创意产业领域；“战略性新兴产业”则更多地与日渐更新出和拓展出的文化产业新业态密切相关，更与以创意科技和创意文化为主要追求的文化创意产业密切相关；而“先进制造业”也在一定程度上与先进的文化装备制造业及文化产品制造业有所交叉重叠。由此来看，上海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际上需要文化建设领域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发挥文化在自主创新与集成创新方面的独特作用，既以此推动文化创意产业成为城市支柱性产业，又促进城市产业能级全面提升。国务院2009年发布的《文化产业振兴规划》，颇有预见性地提出要“在重视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的同时，加快振兴文化产业，充分发挥文化产业在调整结构、扩大内需、增加就业、推动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中央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更明确指出：要“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显然，上海在转方式和调结构的过程中，也特别需要文化建设发挥推动上海各方面发展的作用。
按照阶段目标要求逐步推进国际文化大都市建设
假如说上海的“四个中心”建设和“四个率先”实现，在客观上契合了“力求完成现代化国际大都市身份确认的经济指标要求”的话，则上海2011年初明确提出的“塑造时尚魅力的国际文化大都市”，以及市十次党代会提出的“加快建设国际文化大都市”的倡议，就具有“力求完成现代化国际大都市身份确认的文化指标要求”的深刻寓意。上海在《中共上海市委关于贯彻 <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实施意见》中，初步确定了今后文化改革发展及推进国际文化大都市建设的大致“时间表”。这一时间表明确指出：第一，力争到2015年，也就是上海“十二五”末期，要在公共文化服务、文化创新、文化产业和文化市场等多个领域的主要可比指标趋近国际大都市水平。第二，到2020年，也就是上海“十三五”末期，要实现市民综合素质和城市文明程度显著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显著增强，并且要建成文化要素集聚、文化生态良好、文化事业繁荣、文化产业发达、文化创新活跃、文化英才荟萃、文化交流频繁、文化生活多彩的国际文化大都市。无疑，从2012年上海实施“十二五”规划算起，余下的时间不到10年，要在这短短的8、9年时间里，完成上述各方面目标任务，其面临的压力应当说是非常重大的，经受的挑战也是十分严峻的。有基于此，唯有以深化文化改革开放的创新转型气派来逐步落实各项文化建设任务，国际文化大都市建设才会取得实质性进展。
以事业产业创新转型来推进国际文化大都市建设
大力发展文化事业与文化创意产业，既是上海推进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建设、提升城市软实力和国际竞争力不可或缺的重要抓手之一，也是更好地满足群众文化需求、提升市民科技文化素养的重要依托。市十次党代会报告在部署上海加快建设国际文化大都市的五方面任务时，特别对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建设一流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及加快发展经营性文化创意产业，提出了具有创新转型路径引导的新要求。这说明上海确立的今后文化改革发展战略，将力求实现从以往的粗放型、模仿型发展模式向今后的精细型、创新型发展模式升级跨越。也就是说，上海将在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及《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的过程中，一方面切实发挥创新转型对文化事业产业新一轮发展的引领作用，另一方面充分发挥文化事业产业对全市转方式调结构的能效外溢作用。在文化事业发展方面，将积极利用城市综合功能布局再调整的特殊机遇，从财政保障、设施建设、机构运营、资源配送、免费开放、非遗保护及群众参与等多方面改革创新入手，全力推进一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在文化创意产业方面，将优化产业布局、推进文化与诸多非文产业融合、在壮大国有或国有控股文化企业的同时引导扶持非公文化企业发展、加强服务平台建设、加大金融服务力度。显然，文化事业产业的创新转型发展，将会为上海加快国际文化大都市的形态内涵建设奠定更为坚实的基础。
努力缩小上海与世界城市及国际文化大都市的差距
一般来说，现代化国际大都市首先必须是具有某些专项优势的世界城市。按照学术界较为公认的看法，世界城市基本具备“全球控制中心”功能、实现城市形态从工业化向后工业化转型、在世界上占据国际经济文化活动制高点、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世界市场运作。现有的几个国际文化大都市如纽约、巴黎、东京及伦敦等无一不是世界城市。世界城市或说全球城市在形态内涵及功能要素的综合集成方面，基本涵盖了国际文化大都市，但不见得凡属世界城市的城市都是国际文化大都市。中国社科院2010年发布的《全球城市竞争力报告》显示：一般具有世界城市典型共性特征的城市，如上述四个国际文化大都市，在城市综合竞争力、要素环境、国际影响力、跨国公司指数等方面均居全球城市前15位，上海的后两项指标已经进入前10位，要素环境指标已经接近前10位，而上海的综合竞争力指标则排名全球第69位，明显存有较大差距。就文化指标方面来看，与纽约、巴黎、伦敦和东京等国际文化大都市相比，上海究竟处于何种位序呢？有学者通过广泛采集国内外权威机构发布的文化数据，编制整理出了“国际大都市文化出版比较”、“国际大都市公共基础设施比较”、“国际大都市公共文化支出比较”、“国际大都市文化娱乐消费比较”、“国际大都市信息传播比较”、“国际大都市科技水平比较”及“国际大都市国际化程度比较”等对照表格。表格反映出的比较数据表明：上海除在极少数指标方面与纽约、巴黎、伦敦和东京等四个城市不相上下外，在绝大多数指标方面存在着不小的差距。由于上海追求的社会主义国际文化大都市目标，绝不可能会是打造成所谓的“东方巴黎”、“东方纽约”，因此上海需要在适度吸收国际大都市共性指标的同时，形成足以体现自身独立价值的本土化指标，如江南海派文化要素指标、精神文明建设指标、城市价值追求指标等等。上海的确既需要当国际“文化码头”（重在突出集聚和辐射效应），又需要成为国际“文化源头”（重在突出自主和原创）。“文化码头”可以给上海提供汇通中外的“外生性发展驱动力”；“文化源头”则可以给上海提供激发创新创意的“内生性发展驱动力”。
用深化改革开放来激发建设国际文化大都市的活力
上海要在文化改革发展方面“当好我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和创新转型的先行者”，就必须以“敢为天下先”的气魄不断深化文化领域改革开放，就必须在全国众多省市纷纷确定实施“文化强省”或“文化强市”发展战略的大势中，通过切实加快国际文化大都市建设来走在全国前列。如此才无愧于中央对上海在文化改革发展方面的期望。无疑上海文化改革发展在取得令人瞩目业绩的同时，离“创新文化管理体制”、“提高文化建设管理效能”、“完善文化发展环境”及更大程度地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等要求，还有不小的距离；更离建设社会主义国际文化大都市的宏伟目标还有不小差距。这表明上海文化改革发展的动力、上海建设国际文化大都市的活力尚待全面激发出来。可以确定，简单沿用以往“管用”的套路手法，已经不能完全满足上海新一轮文化改革发展的需要，更无法满足加快国际文化大都市建设的需要。为此，我们必须在转方式调结构过程中实现文化事业产业自身更新升级的同时，更要以深化改革开放来全面激发文化发展新的动力活力。比如在鼓励各类社会资本进入文化产业、引导更多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更好承担文化“走出去”国家使命、增强部市/区域/部门等协同合作、推进改制单位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借完善文化环境来构筑人才高地和创新创业沃土等方面，上海就需要迈出更大的步伐。由此看来，在今后深化文化改革开放及加快建设国际文化大都市的具体举措方面，上海需要考虑在以下若干方面有所作为：第一是尽快顺应文化与科技、金融、贸易、信息、旅游、体育、农业及地产等融合发展的趋势，改变以往通过宣传文化系统“小盘子列收列支”反哺支撑当今“大文化”融合发展的财政投入方式，建立全市层面的文化条块与相关融合发展条块的大文化齐抓共管协调机制，拓展并理顺文化发展的空间通道。第二是尽快制订实施国际文化大都市建设专项规划及相关指标体系，在适度借鉴国际文化大都市共性指标要件的同时，逐步确立具有中国特色、时代特征及上海特点的社会主义国际文化大都市指标要件规约，以此指导上海的文化改革发展实践。第三是努力将国际文化大都市建设与上海的社会建设、社会管理及城市管理等有机结合起来。应当看到，我们现有的精神文明建设实践甚至包括卫生城市建设、文明城区评选等在本质上都与国际文化大都市建设密切相关。第四是要把文化的软指标建设放到与做大做强文化事业产业这个硬指标建设同等重要的位置上加以对待。比如教育引导市民自觉遵守城市文明行为规约，学会并养成欣赏、热爱乃至敬畏文化艺术等，就是文化软指标建设需要解决的问题。这除了长期不断的教育引导外，更需要以相对严厉的文明行为规约来帮助市民逐渐形成遵约守纪的文明本能习得。对此，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某些成功做法值得我们适当借鉴。
可以想见，创新转型和建设国际文化大都市都将是任重道远的系统工程。为了很好地完成这些任务，我们只有不断推进深化改革开放。不言而喻，深化改革开放恰恰是创新转型的前提，而创新转型又必然伴随着深化改革开放。上海唯有在文化改革发展方面真正实现由“原我”到“超我”的新跨越，建成国际文化大都市的宏伟目标才会渐行渐近。
（徐清泉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来源：2012年7月24日《联合时报》第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