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当前是个热门话题。在热闹的议论声中，不时会听到“创新要靠中小企业”、“创新要紧跟国际潮流”等。其实，对创新路径的选择不能脱离一个国家的现实基础，也不能忽视一个国家的现实需求，大可“不拘一格”。
关于“谁”最可能创新一直有争论，各国的实践也各有不同。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大企业最可能创新，因为创新需要长期的巨额资金投入，中小企业无力负担。将这种说法与实际情况对照来看，支持的事例颇多，反例也不少。不少大企业在占据市场垄断地位后，反而容易固守优势而不愿尝试创新，尤其是自我否定的创新。比如照相胶片业巨头柯达在向数字化转型方面就“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总也舍不得自己多年积攒下的偌大的胶片资产，结果在犹豫中一次次失去机会，最终满盘皆输。微软这些年在移动软件领域完败于苹果和谷歌，“故步自封”也被认为是一个主要原因。甚至有大企业为了让现在的技术和产品继续赚钱，封杀创新成果的例子。
各国政府在支持创新上的做法也不一致。美国相信市场的力量，相信中小企业更有创新动力和活力，故而通过反垄断等手段支持更多企业加入市场竞争，有时甚至强行分拆拥有垄断地位的大企业。但是，对于本国大企业通过并购增强跨国竞争力，美国政府却又经常力挺。
面对发达国家企业的先发优势，一些发展中国家以国家之力支持企业培育创新能力，支持企业做强做大。30年前，巴西政府给飞机制造商巴西航空工业公司提供利润丰厚的合同和各种补贴，现在它已成长为全球最大的支线飞机生产企业。巴西石油公司研发深海钻探技术也得到了政府大力支持，现在已能跟壳牌和BP等跨国公司竞争。
美国《商业周刊》近日发表的一篇文章《创新的长征》中提到，巴西、印度、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利用国家力量推动重要的、被作为战略目标的经济部门的创新发展，培育出了一些世界一流公司，这样的实践颠覆了经典经济学理论中“自下而上创新是惟一路径”的传统观点。
文章特别提到，新加坡提供了国家干预经济却不扼杀创业精神的样板。新加坡政府挑选出对创新、科技进步和未来发展至关重要的一些产业，向其中的小企业提供初始天使投资，努力从其他国家引进这一领域的人才，并利用国家资源确保大学的相关基础研究。
国际金融危机暴露出欧美国家经济“空心化”问题，很多专家认为毛病出在实体经济停滞、金融创新过度。但过去10年，美国经济发展的动力事实上并不只是金融创新，美国信息技术不断创新以及由此带来的工业技术与产品的创新成就有目共睹。美国等发达国家眼下在实体经济包括制造业方面的创新优势依然明显。
欧美国家近年来提出的“再工业化”战略并不是简单地提高制造业占比和相应降低服务业占比，其基本思路是将制造业数字化与服务业技术化相结合，借助信息技术重新整合工业产业链，打造新的高端制造业。最近引起各方关注的美国的“裁缝机器人”形象地展示了这样一种“融合创新”的思路。
制造企业今后可以在线获取生产所需的各类协作服务，从而使生产要素的配置成本不断降低；制造业和服务业越来越深度地融合，将出现一批介于二者之间的新业态，原有的产业边界日益模糊。
这种融合趋势要求创新者放远眼光，充分考虑跨界的“融合创新”的可行性。未来的创新竞争不只是产品创新、商业模式创新或技术创新，还包括产业链创新、集成创新和业态创新等。今后，相互牵连、形态复杂的创新将有力地挑战今天的“归口管理”。
小到一个企业，大到一个国家，在全球的创新竞争中都面对同一个重要问题：如何培养符合自身特点包括需求特点的创新力？
我们今天看到的一些创新忽视本国的基础和需求，一味跟随他国的时髦而以“国际一流”、“全球潮流”为标榜。瑞典沃尔沃汽车的重要特色是防滑技术世界一流，之所以投入巨大的人力财力对此不断研发优化，完全是因为其主要市场——本国和北欧邻国冬季漫长且多冰雪的天气和道路状况。这样有针对性的创新，有根基也有生命力。
一个国家支持创新，应当着眼于解决自身发展最重要的问题。新加坡政府激励推动企业进入太阳能和其他清洁能源领域，中国政府向绿色能源项目提供大量补贴，希望2020年前全国能源消耗的15%来自可再生能源，这些举措都有深远意义。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殊情况，对创新的思考要植根于国情。对人家的创新思路和做法，需要学习借鉴，但不能简单搬用，盲目“追随”。同时不可把创新路径固化为少数几种甚至一种——因为我们首先要创新对“创新”的认识。
（王中美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来源：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导报 2012年8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