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中国自己的路
陈昕
1978年开启的波澜壮阔的中国改革开放大潮汹涌澎湃，已经30多年了，中国以年均9%以上的速度成长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与之相伴随的是巨大的社会变迁和进步。
对于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全球大多数经济学家，包括一些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经过仔细的观察大都是承认的，甚至有的称之为“中国的奇迹”。但是，对于奇迹发生的原因却有着不同解读。由于中国经济改革是从引入市场机制开始，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的，因此，在一段时间内，不少西方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可以用西方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和宏观经济学的内生增长理论来解释，由此鼓吹在中国实行私有化和自由化。西方政治学家普遍认为，“一人一票、普选、政党轮替”的民主化是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唯一路径。我们的有些经济学家由于身处中国改革的环境中，近距离地观察改革的实践，因此看到了中国现代化过程中自己一些独特实践和创新，并作了理论分析，但不少人囿于西方经济学的窠臼，仍然把其归诸于经济转型时期的过渡做法，认为中国发展最终会走上西方道路。
2008年，对于中国经济增长和中国道路的研究和讨论来说是一个转折点。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及随后而来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使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了西方模式存在的诸多弊端，它并不是现代化的普适模式，西方国家的高福利、高消费也不可持续。而中国在选择性学习市场经济国家经验的基础上，依据国情所进行的创新实践，已发展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中国道路。在应对这次全球性金融危机的过程中，中国表现出远比西方国家有效的应对能力，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全球范围内的“经济稳定器”。这种鲜明的对比使人们意识到西方模式是一些国家在特殊历史时期为实现现代化所进行努力的结果，它的实现需要一定的条件，不仅不是普适的，而且因其局限性需要不断调整。相反，中国道路的一些重要因素和实践，如混合经济的健康发展，政府的规划协作作用，机遇、协商、实验的社会改革方式，公平、正义的探索等等，则显示出了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力量。
当中国模式的成功和发展使人们看到世界上确实存在一条不同于西方模式的发展道路后，那些把西方模式当作历史终结模式的人按捺不住了，纷纷跑出来，极不负责地随意攻击和指责中国道路这也不是，那也不对。这种攻击和指责在最近甚至发展到拿中国在伦敦奥运会上获得金牌之多说事，通过批评中国体育训练的“举国体制”来攻击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更有甚者，还有人把西方的危机不是归罪于欧美金融寡头，而是迁怒于中国的发展模式。这种话语暴力现象令人匪夷所思，它提醒我们要高度重视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的研究和中国话语的建立。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长期以来一直致力于对全球化背景下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的研究和出版工作，出版了大量著作。我们为这些著作先后举办了一系列高层学术论坛，探讨走中国自己的路的重要性，尝试建立中国话语。例如，2009年10月，我们在法兰克福举办了以“解释中国奇迹之谜”为主题的国际高层论坛，2011年8月在上海举办了“中国道路与中华文明”论坛，今年4月在伦敦又举办了“中国发展新浪潮”国际高层论坛。本届上海书展，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与春秋综合研究院再度邀请专家学者在“世纪中国论坛”这一平台上，围绕“全球金融危机下中国道路的展望”主题继续展开深入探讨，以期从更加多元的角度理性分析中国道路，省视多年来中国卓有成效的改革之旅，探寻未来世界变革中的中国发展之路。中国经济的发展必然带来中国模式和中国话语的兴起。我们期待有更多的学者参与进来，为中国模式和中国话语的建设贡献力量，使其拥有世界级的震撼力。
早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就谆谆告诫我们，中国的现代化要“走自己的路”。中国这30多年的改革开放实践告诉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路我们走对了，要继续走下去。
（作者为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总裁）
黄仁伟：中国政治体制的有效性和优越性
中国的政治体制保证其发展道路的成功，在于它能够抵御“休克疗法”、防止中国走上“颜色革命”的颠覆道路，确保“渐进式”的体制改革和结构转型。从“摸着石头过河”到“科学发展、结构转型”，中国改革和发展越来越具有整体性、战略性和规律性。从“包产到户”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越来越具有系统性、创新性和开放性；从“四个特区”到“全面开放、内外统筹”，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相互依存越来越紧密；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五大建设”，中国现代化范式的内涵越来越深刻、外延越来越广阔。与此相反，1990年代采用“休克疗法”和2000年后实行“颜色革命”的转型国家先后陷入巨大困境。于是，各国有识之士不约而同地把眼光转向中国，开始学习和概括中国“渐进式”改革的主要经验和特征，即“适合国情、趋利避害、稳步推进”。
解答中国发展道路不会崩溃之谜，在于理解其政治体制的有效性和优越性。它能够有效地动员和组织13亿中国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能够对中国的现代化目标作出长远发展规划并付诸实施；能够在内外危机发生时表现出高度灵活性，将危机转化为机遇。
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就与人民群众保持着天然联系。改革开放以来，这种联系更体现为人民享有空前的自由度和参与度，几乎所有重大改革和发展路径都首先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创造。最近十年来，中国的舆论监督机制、民众参与机制、决策民主化与科学化机制、共产党党内民主和多党合作机制、各部门及地区间协调机制等制度建设，都有了长足发展。这种政治动员和组织能力把中国各方面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同时也吸收代表各种不同利益的观点和建议，从而最大限度地避免决策失误和资源浪费。这就是30多年来，中国在总体上没有发生发展战略失误的根本原因。实践证明，这是一个有效的政治制度，中国的民主政治框架正在初步确定。
中国政治制度的有效性还在于这是一种不同于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美国未来学家奈斯比特认为，西方的两党制是一种“横向民主”，大量资源被浪费在轮流执政的选举竞争中；而中国采取“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结合的纵向民主，不会因党派争斗、政治作秀而浪费资源，并符合中国政治文化对于和谐稳定的价值追求。西方政治制度所反映的低效率和资源浪费，正在成为其不可克服的政治痼疾。在金融危机后，诸多西方领导人在党派政治束缚下对体制改革和利益调整束手无策，纷纷感叹“在中国政治体制下就不会发生这类事情”。欧亚集团(600697,股吧)总裁布雷默在比较西方大国领导人的政治困境和中国领导人所显示的政治自信后指出，信奉自由市场的西方国家奋力挣扎，中国却取得罕见的“成功”。中国经济在金融危机中逆势而上，西方学者开始以全新目光重新审视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纷纷给中国的危机反应能力打出高分。
“中国崩溃论”者们根本不相信中国可以找到一条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更不相信中国的政治体制能够比西方民主制度更好地应对危机和挑战。如果他们承认中国道路的正确性，不仅是承认各国发展道路的多元性，更在于这条道路撼动了各国精英的政治视角，挑战西方制度的道德制高点。然而，“中国崩溃论”毕竟在事实面前崩溃了，“历史终结论”在中国道路面前终结了。（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历史研究所所长）
张维为：中国模式的成功及其前景
一、中国模式取得了成功。中国模式的成功在国际比较中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国模式带来了长达30多年的高速增长，这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持续时间最长的高速增长。如果以脱贫的人数为指标，中国过去30年所取得的成就超过了世界上所有发展中国家的总和，因为世界上70%的脱贫是在中国实现的。如果以经济发展为指标，中国的成就超过所有转型经济国家的总和，因为过去30年，中国经济增加了18倍，而转型经济国家总体上为1倍左右；如果以赶超发达国家为参照系，中国已经形成了3亿人口左右的“准发达国家”板块。更重要的是这个巨大的“准发达国家”板块与一个更大的“新兴经济体”板块之间已经形成了高度良性互动的关系，推动着整个中国迅速崛起。
二、中国的成功来之不易。这一点通过国际比较才能看得更为清楚。西方大国的崛起过程都伴随着社会利益调整带来的各种问题，甚至剧烈动荡和战争，相比之下，西方当时解决各种问题比今天的中国要容易得多。以英国为例，英国崛起时，本土人口才一千多万，但它已经拥有比自己领土大几十倍的殖民地，它可以把自己的严峻问题统统“出口”到外部世界，它把罪犯“出口”到澳大利亚，把失业者“出口”到非洲，把持不同政见者“出口”到美洲，贫富差距比中国大几十倍都没有关系，因为当时连奴隶制都是合法的；而今天的中国是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只能在自己内部消化伴随着国家崛起带来的各种问题。但中国发展的实践证明，中国虽然面临各种挑战，中国总体的成功是确切的，中国也有能力应对自己崛起过程中的各种挑战。
三、中国模式前景乐观。中国已经基本找到了自己成功的道路，或者叫中国模式。在经济领域，中国形成了“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相结合的混合经济模式，这个模式奠定了中国崛起的基础。在社会建设方面，中国推动的是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这个路径还在摸索之中，但思路正确，前景看好。另外，中国已经建立了覆盖13亿人的基本医保制度；中国的住房自有率也一举超过所有发达国家，而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民族经历过如此之快的财富增长。在政治领域，我们的“选拔＋某种形式的选举”的制度创新，虽然还在完善之中，但已经不怕和西方仅仅依赖选举的政治模式竞争；我们一系列五年计划的成功制定和执行，以及这个过程所展现的决策民主的质量和经济社会效益，西方模式还难以企及。
在未来的改革中，我们最需防范的是政治浪漫主义。政治浪漫主义的特点是：不顾西方模式全面走下坡的事实，处处以西方为马首是瞻，不停地呼唤激进变革。我在苏联解体前访问过苏联，在南斯拉夫解体前访问过南斯拉夫，我在近著《中国触动》中对此有比较详细的介绍。我提到：一个国家的命运，就像人生，关键的几步不能走错，走错就要伤筋动骨甚至全盘皆输。当时这两国的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都被西方的民主话语忽悠了，结果就酿成了一失足成千古恨的悲剧，经济崩溃，国家解体。中国模式并非十全十美，但其总体成功令采用西方模式的非西方国家望尘莫及，西方国家本身也受到强烈震撼。中国模式形成于世界范围内的竞争之中，它不会走向崩溃，只会进一步完善而走向更大的辉煌。
（作者为复旦大学特聘教授、春秋综合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客座教授）
张军：发展、转型与国家能力之中国经验
我对经济发展的中国经验有一个基本看法，概括起来就是：中国经验正在检验经济学的诸多不成熟理论，同时也向许多被广为接受的理论命题提出了疑问。重视中国经验，可以为我们更深入地理解经济发展、政治制度转型与国家能力的复杂关系提供最佳的观察机会。在经济发展与政治制度转型的关系上，中国经验似乎给出了一个基本答案。
在全球范围内，过去30年中国这个大国的经济发展毫无疑问是最为成功的。但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是经济体制转型成功的结果。与俄罗斯和东欧教条地采用“后华盛顿共识”的一揽子改革方案不同，中国的经济转型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中国的经济改革遵循的是渐进的和经验主义的方式，改革方案可以“错了再试”，在局部地区试验产生效果之后再推广；改革是可逆的。中国在国有企业、价格、财政、税收、贸易、汇率和开放市场等领域的改革都是这样推进的。而中国之所以能够成功实行渐进的和经验主义的改革，是因为中国拥有一个有威信的和强有力的政府（所谓强势政府），“国家能力”保存完好。相比之下，俄罗斯没有这样的威权政府，印度也没有。
不仅在经济转型方面中国的经验显示出拥有一个强势政府和保存国家能力的相对优势，而且，一个具有长远目标的、中性的强势政府才有足够的组织上的激励去执行和维护经济发展的战略。中国的经验表明，政府一旦拥有有效提供政治稳定和公共品（包括基础设施）的能力，不仅有利于经济发展，而且有助于确保市场和政治民主制度发育的良好环境。
在经济发展与政治转型关系问题上，经济学家有完全相反的看法。那些主张好的（政治）制度才能导致好的经济发展的所谓“制度优先论”把制度的转型视为发展引擎，认为经济发展是制度转型的结果。中国的经验并不支持这一因果关系。观察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治变化的经验，我们似乎看到了相反的关系：制度（特别是政治）变化是内生于经济发展的结果，而不是经济发展的原因。事实上，正像那些战后成功实现了经济发展和政治转型的少数经济体的经验表明的那样，民主和政治制度的转型更像是教育和收入水平（两者都导源于经济发展）提高的结果，而后者的过程需要有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高度积累。
这似乎就回到了政治学家利普塞特（Seymour Lipset）关于经济增长和人力资本的发展导致政治制度转型的重要思想上去了。他在《政治的社会基础》中提出把政治制度的转型内生到经济发展过程中去的基本思想。他认为，教育的普及和收入提高带来的最重要结果不是技术的扩散，而是对大众参与和对政治问责的不断增长的需求。2008年在我与美国经济学家杰弗逊（GaryJefferson）讨论经济发展与政治改革的那篇论文中，我们就认为中国30年的经济发展经验总体上支持了这一逻辑。这也是理解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未来政治转型过程的重要逻辑。如果这个逻辑成立，那么其含义就是，与经济转型类似，中国的政治转型也具有遵循渐进主义和试验主义的初始条件。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史正富：中国经济制度的演进与未来走向
正在生成中的中国特色的经济体制可称为“三维市场经济”，这与西方国家经典的“二维市场经济”相对应。传统或经典的市场经济里面有两大经济主体，一是国家或政府，一是企业。但在中国经济正在形成的体制中，却是“二变三”。一是中央政府，一是竞争性企业，相当于经典市场经济中的政府和企业两个概念。但是，我国还多出来一个经济主体，那就是地方政府。这里的关键在于，地方政府作为一个竞争性的经济主体系统，和竞争性企业所构成的主体系统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这个看法的依据是，中国的地方政府特别大和多，我们有两三千个县级政府，几百个地级市。这些单位既是政府，又承担了经济发展的功能，具有两重身份。就其商务功能而言，地方政府构成的竞争性主体系统和企业构成的竞争性市场系统，既互相依存又相互独立。我把这个包含竞争性地方政府系统的特殊市场经济称为三维的市场经济。
在“三维市场经济”制度安排下，中国经济一方面具有市场经济的运行特征，另一方面，这一系统中的地方政府主体又具有政府的性质，其经济行为又和纯粹的企业不同。因此，这一系统产生的经济规律和典型的市场经济既有相同，又有不同。事实上，中国特色的“三维市场经济”在实际运行中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特征。第一，与欧美“二维市场经济”相比，在资本积累和企业投资水平上明显较高，企业的边际投资率高于典型二维市场经济中的企业；第二，企业和非企业主体之间的交易费用（可称为“第二种交易费用”）显著降低。地方政府通过为企业提供的各种“管理服务”,为交易商谈和争议的解决提供指导框架甚至仲裁,虽然不一定公平,但能更有效地解决这些“企业-非企业合约”的问题；第三，由于国家级的经济政策在制定和实行过程中，有竞争性地方政府这一力量的参与，故而产生了一个中国式的、具有相当大的地方参与的分权互动型政策法规的制定和调整体系。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一定程度上乃是地方政府系统参与建构和调适国家级经济法规政策的理性表达。如能建立正规机制使这类表达制度化规范化，则可望形成某种兼顾分权参与和决策效率的国家长期法政管理体制。
“中国经济奇迹”的最大秘密即在于包括地级市和县在内的几千个地方政府间互相竞争，提供了一个可持续的学习和创新平台；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双向互动，上有大政方针，下有广泛试验创新，中有多层次研讨交流和知识扩散，从而使得改革年代的中国成了全世界规模最大、最有活力的知识更新和制度创新的实验场。可以说，正是这一中国独特的改革治理结构，孕育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革命或“重建”；虽然这一改革还有大量问题有待探索，但其作为中国原创的自主制度创新已经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成功，并且开辟出有别于欧美发达国家的社会发展道路。在未来世界的发展中，这一特色体系必将继续其自主演化优势，在推动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同时，为世界范围的文明和制度多样性做出越来越重要的贡献。
（作者为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
来源：文汇报 2012年8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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