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8日，上海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所举行揭牌成立仪式，各大媒体竞相报道了此次活动。经过搜集汇总，现将光明网、上海电视台、解放日报、文汇报、东方网等媒体相关报道整理如下：
光明网：
解放日报：
1. “我们当然要香的、活的马克思主义”——李君如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文汇报：
东方网：
上海电视台：
上海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所6月8日揭牌成立。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是本年度上海社科院新建的五个研究所之一，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历史研究，参与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建构。研究所在传承上海社科院邓小平理论研究特色的基础上，致力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系统性、国际性和实践性。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成立仪式之后，“理论前沿、当下挑战与未来前景”学术研讨会举行，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全国政协常委李君如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程恩富教授，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李德顺教授，分别围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的三个问题”、“党的指导思想或行动指南的表述新探”、“当代中国理论创新路径的思考”等主题作了主旨演讲。复旦大学、华东师大、上海交大、上海市委党校、上海社科院等研究院所的八位专家围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沿理论作了主题演讲。
“我们当然要香的、活的马克思主义”——李君如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李君如 1947年生于上海，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史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
■ 继承传统文化需要经过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改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把“矛盾变为阴阳、规律变为理、物质变为气”。今天如果企图用“国学”研究来取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是一种误入迷途
■ 应该研究中国人在民主政治发展历史上的思想财富。雅典民主是选举民主，尧舜时期却是协商民主。推进中国民主政治改革，既要学习西方的成功经验和做法，也应该重视自己的经验和传统
■ 在对资本主义作批判的同时，马恩也总是努力去发现其中有益的东西。比如电的发明，马克思兴奋地认为是社会化生产的新发展；又如，股份制一出现，马克思就认为这是 “社会资本”对“私人资本”的扬弃
本报记者 夏斌
“当代中国，我们要研究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怎样研究马克思主义？历史上有各种各样名号的马克思主义，有香的、活的，也有臭的、死的，我们当然要香的、活的马克思主义。”
在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成立的学术研讨会上，全国政协常委、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君如说，研究香的、活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其立场、观点、方法的基础上，把重点放在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上。
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是2012年度上海社会科学院新建的五个研究所之一，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历史研究，以及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建构。
打通与衔接：不应把改革开放看成“摆脱革命话语”
记者：有种说法认为，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绩，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摆脱了以革命为中心的传统话语系统的束缚。你赞同这一看法吗？
李君如：我们不应该简单地把马克思主义看成“革命”的话语系统，也不能简单地将其划分为革命理论和建设理论两个互不相干、并列的板块。
马克思主义理所当然包含一整套革命理论、战略和策略，没有革命，就不可能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基础上建立新制度。但是，马克思主义讲革命，是为了建设一个新的社会，它是一个融革命与新社会建设于一体的科学思想理论体系。过去一些教材侧重讲“社会主义为什么必然取代及怎样取代资本主义”，讲的是革命，但当前实践主要探索的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重点是建设。因此，我们需要把马克思主义关于革命和建设理论的内在联系揭示出来，把“革命”和“建设”这两个板块打通并衔接起来。
我们知道，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社会化生产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其中，社会化生产及其人格化代表工人阶级是这对基本矛盾的主要方面。它必然会通过革命突破资本主义的束缚。但也有另一种可能性，一定条件下，在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中，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居于主要矛盾方面，它在面对社会化生产挑战时通过政策调整和一些改良措施来缓和矛盾，延长资本主义的生存。二战以后，这一情况已经出现。因此，我们在研究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时，要高度重视社会化生产及其人格化代表工人阶级的斗争。而在社会化生产及其人格化代表工人阶级通过革命夺取政权，并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后，社会化生产要继续发展，会不断改革束缚其发展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一系列环节和方面。在马克思主义完整的科学理论中，先进生产力社会化生产及其人格化代表工人阶级正是连接“革命”和“建设”的内在纽带。
在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中，有一个重大的转变，即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转变的发生，不是要摆脱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话语体系，而是要摆脱过去我们不合时宜地夸大阶级斗争的错误。它要求我们全面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包括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建设理论，研究人类社会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关于经济和各方面建设的重要成果，更要研究中国环境下通过我们自己的创新实践而形成的建设经验。这三个方面的研究结合起来，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篇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继承与批判：“为人民服务”思想源头之一是“仁”
记者：在一些学术研究中，存在片面理解“中国化”内涵的倾向。一是单纯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普适性和指导作用，而忽视了其与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的融合、互补与一致性。二是刻意鼓吹马克思主义儒学化，试图借用“国学热”来比附、同化乃至销蚀马克思主义。请问，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如何处理好与传统文化的关系？
李君如：在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上，“为人民服务”思想的形成颇具典型意义。毛泽东提出“为人民服务”有两个源头，一是历史唯物主义，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二是传统文化中的“仁”，仁者爱人。但这两个思想来源从性质上讲是不一样的，前者是科学思想，是我们的指导思想，后者是我们批判继承的对象。
这里，我重点讲一讲毛泽东是怎样批判地改造和继承孔子道德论的。1939年2月20日，毛泽东在致张闻天的信中说道：“关于孔子的道德论，应给以唯物论的观察，加以更多的批判。”例如“智仁勇”，孔子的智（理论）既然是不根于客观事实的，独断的，观念论的，则其见之仁勇（实践），也必然是仁于统治阶级而不仁于大众；勇于压迫人民，勇于守卫封建制度，而不勇于为人民服务的。这是毛泽东最早提出 “为人民服务”的记录，表明继承传统文化需要经过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改造。这对我们今天研究传统文化是一个很好的启示。
“国学”这个概念是历史上形成的。严格地讲，“国学”应该是“国故学”，因为它研究的“国”是近代中国以前的“中国”，其研究的内容和方向是近代以前的中国历史文化。应当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和文化的繁荣发展，对“从孔夫子到孙中山”开展研究很有必要，将有助于我们批判地继承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为现代化建设所用。但是，真理多走半步就会走向谬误。如果企图用“国学”研究来取代马克思主义研究，就误入迷途了。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待这一问题的一贯主张和科学态度。
传统与改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绝不是“儒化”
记者：近年来，有一批学者致力于重新挖掘、提炼中国历史和文化传统，希望找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特别是儒家学说的契合点。这是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趋势？
李君如：马克思主义是非常尊重历史的。中国共产党人充分意识到，光研究现实而不关注现实的由来，很难揭示事物发展的全过程及其背后的本质和规律。毛泽东提倡的“理论联系实际”中的“实际”，就不仅指当下的实际，而且指历史的实际。1938年10月，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号召向三个方面学习——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学习研究历史经验，学习研究抗日战争的现实运动经验。理论、历史、现实三者结合，就是理论联系实际。我们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学习历史，研究历史文化。这样的学习，绝不是要“儒化”马克思主义，而是为了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举个例子，在民主问题上，我们多年来都比较重视研究西方民主理论，重视“选举民主”。但我们也应该重视自己的民主传统，研究中国人在民主政治发展历史上的思想财富。比如，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与西方有很大的不同。在原始社会后期，处理政事包括在权力授受时，我们实行的就是与古希腊民主不一样的民主制度。在《尚书•尧典》、《尚书•舜典》中记载，凡是举国大事，尧、舜都要召集“四岳”或“十二有牧”、“四岳群牧”开会，这些会议实际上是酋长会议。重大问题的决策都经酋长会议，由尧、舜这样的部落领袖与酋长们协商决定，实行协商民主而非选举（票决）民主。在中国古代经典中也有“选”这个字，比如“选贤与能”，但这个“选”不是选举之“选”，而是推选之“选”。在英文中，相对应的是election和selection两个词。这两种方式都是民主的方式，但选举的方式是票决，推选的方式是协商。舜被推选为部落领袖，就是尧在“四岳”会议上经与酋长们协商推选出来的。它和摩尔根描写的雅典民主有相似的地方，都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但又有不一样的地方，雅典民主是选举民主，尧舜时期却是协商民主。所以，今天推进中国民主政治改革，我们既要学习西方在民主问题上的成功经验和做法，也应该重视自己的经验和传统。
总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一种哲学术语的简单翻译，不是把“矛盾变为阴阳、规律变为理、物质变为气”，而是要在对待传统文化的过程中科学地研究其历史贡献及当代意义，同时高度重视、深入研究、批判改造传统文化，使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道路与价值：不仅从国情，还要从人民利益出发
记者：日前，上海开通了“微言大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微博”，尝试运用新的传播载体，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请问，在多元思潮并起、各种学说竞相登场的当代，经典科学理论如何保持生命活力和影响力？
李君如：我赞成用当代人特别是年轻人能够接受和喜欢的形式，来传播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我是电影《李大钊》的党史顾问。在北京大学首映式上，我和同学们交流时，建议他们不要把李大钊看作一个要抬头去看的伟人。电影中的李大钊就是一个青年，处于国家危难之际，心中有许多苦恼和困惑，四处寻找真理，最后认定马克思主义，从而主动接受和传播真理。提醒大家注意李大钊是一个年轻人，就是为了能够让今天的年轻人与历史上的年轻人进行平等的对话，这样才能更好地引发共鸣，从而帮助今天的青年理解中国为什么需要马克思主义。
当前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三个问题是不能回避的：
第一个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现形态问题。马克思主义创立时，先是形成理论，然后组织工人运动，建立崭新的制度，它是学说—运动—制度的顺序。但马克思主义到了中国后，首先碰到的是革命的道路问题，在道路探索中逐渐形成中国化的理论，最后通过理论指导下的道路探索，建立起制度。所以，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中，形成了道路—理论—制度的三大形态。
一般来说，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我们多侧重于理论性研究。但今天我们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能仅仅停留在理论形态，更要深入研究它的道路形态，以此来深化理论性研究，并进一步形成科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创新制度。这也是下一步深化改革所应秉持的基本路径。
第二个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过程中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是在批判资本主义过程中诞生的，没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与此同时，在批判中，马克思、恩格斯总是努力去发现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那些反映社会化生产发展规律的东西，发现那些有益于人民的东西。他们发现任何一点有利于社会主义发展的东西都给予肯定。比如电的发明，马克思看到了很兴奋地认为这是社会化生产的新发展；又如股份制，它一出现就给马克思留下了深刻印象，认为这是“社会资本”对“私人资本”的扬弃。只有像马克思这样，科学地认识和对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才能推进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在地包含了时代化的要求。这样的科学态度，应该成为今天马克思主义者的共同认识。
第三个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出发点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在“中国化”。对于“中国化”，一般的解读是从实际出发，从中国国情出发，这是对的，是科学的出发点。但不仅限于此，还要从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中华民族的民族复兴要求出发，这是价值出发点。因此，中国化包含两重出发点：一是科学出发点，一是价值出发点，要善于把二者结合起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终要有利于中国走向现代化，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有利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克服三种“本本依赖症”
来源：解放日报 2012年6月18日
李德顺（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教授）：
美国学者奈斯比特提出，中国有很好的故事，但是中国的话语还没有跟上。确实，一方面我们的实践和理论之间存在脱节甚至冲突的状态。特别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下，我们相继提出了一些新概念、新口号，但其中不少仅仅停留在解说和宣传层面，很难说已经形成了结构完整、逻辑严谨、表达清晰的理论解释和方法体系，即它的文化形象还未统一鲜明到位。另一方面，当前社会上的话语不是没有，而是众说纷纭，各种各样的主义，旗帜招展，眼花缭乱。
中国故事讲不好，中国形象不鲜明，原因是我们在精神文化生产或者说理论创新机制方面遇到了障碍。这种障碍主要不在于理论资源和起点。我们有愿望，有动力，有资源，更有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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