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这儿登记，你去楼上。”好不容易有业主开了门，刘安荣和她的搭档分头行动。8月24日，刘安荣在北京市朝阳区某社区已经连续工作了近10天，她要做的是人口普查的摸底工作。
“我们经常吃闭门羹，白天好多上班族都大门紧闭。”刘安荣抱怨道，即便是有人在家，“有的也不配合我们工作。”
人口普查员们总结经验，到晚上，“看哪家灯亮着就去敲哪家的门”。然而，即便人口普查员穷尽了办法，也难以做到普查的完全准确，有太多因素左右统计结果。人口的真实数据显得扑朔迷离。
“黑户”的困扰
“我把该上交的材料都上交了。”生了第二个女儿后，杨支柱主动和计生部门联系，“像我这样主动的不多，很多超生的都瞒报。”杨支柱是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律系副教授，因为超生，今年4月他接到学校的解聘通知书，妻子也失业在家。没有工作，这几个月杨支柱过得有些“郁闷”。
杨支柱拒绝缴纳逾20万元的社会抚养费，8个月大的女儿还是黑户。人口普查员已经去过他家，他拿出户口本给人口普查员抄了抄，二女儿没有户口，也做了登记。“像这样有户口本的抄，没有的，我说你写，很难防止瞒报。”杨支柱说。
为保证人口普查数据的准确性，5月13日，公安部发布《第六次人口普查户口整顿工作方案》，其中针对超生人口特别提到：“对不符合计划生育政策的出生人口要及时落户。”但对于具体的落户政策，该方案没有涉及。
生育二胎的何克成听说这个消息后，立即拿着户口本和小儿子的出生证去派出所打听。民警拿着出生证说：“这个没有盖章，还要罚款证明。具体的去问街道。”
事实上，何克成之前就在街道办事处打听过，他所缴纳的社会抚养费是城镇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到10倍，“北京海淀区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大概是2.4万，街道的人说给我打八折，我一算24万打八折是19.2万。”
何克成认为这笔钱对他家来说是一大笔开支，他决定不交，“再等等，等孩子上学的时候再说。”
去年3月15日，47岁的何克成盼来了儿子。“生在这天，好像他一出生就要维权。”何克成说，原本他已经安排了妻子去香港生产，却没想到儿子提前了一个月出生。“做不成香港人，只能老老实实做个北京人。”事实上，何克成的儿子是个“黑户”，尚且不能算是“北京人”。
何克成告诉记者，他认识的朋友中，交社会抚养费有交三五万的，也有交十几万的。“我觉得社会抚养费很难公平。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到10倍，这个巨大的差异从何而来？如果我不得已去交罚款的话，心里也是强烈不平衡。”
北京市人口普查办综合组组长刘建伟表示，此前北京城区超生人口的处罚标准是城镇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到10倍，远郊区县是农村年人均现金收入的3到10倍。本次普查，如实申报的超生人口社会抚养费金额，具体由各区县计划生育部门确定，没有统一标准。
而何克成正是为“没有统一标准”而感到不平衡。
据了解，从前期摸底看，北京户籍人口中，超生的较少。超生人口集中在富人、名人和流动人口。对于缴纳一定社会抚养费就落户的情况，家庭困难者可能以低限缴费，富人、名人则可能面临较高缴费。
杨支柱认为，只要做到“交钱不交钱，都能上户口”，人口普查的准确性就能大大提高。在他看来，高额的社会抚养费把本该上户口的孩子卡在了户籍大门之外。他对此次人口普查的结果持悲观态度。
杨支柱告诉记者，“黑户”不是超生的专利，“有的孩子因为父亲或母亲是黑户，生下来就没法上户口”，这几年大学生成为黑户的也越来越多。
杨支柱表示，尤其是来自农村的大学生，大学毕业后，户口不能落在大城市，只能迁回农村老家，但农村又不给上户口，“大学生就把迁移证揣在自己口袋里”，于是也成了黑户。
“黑户对于普查准确性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要颁布一条政策规定，人口普查期间所有的人都可以上户口。国务院普查办是这么规定，但大多数基层政府不会这样做，如果这样做的话，等于计划生育政策就没有了，计划生育这方面还是要求交罚款。这在很多地方还会有阻力，普查不准确这种现象大概还会有。”著名人口学专家、上海社科院教授梁中堂在“第六次人口普查舆论监督研讨会”上表示。
面临诸多难题
一方面，有些人没有户口，另一方面，一些人却拥有双重或多重身份。
对于王恒宇而言，尽管拥有了加拿大的永久居住权，但他大部分时间仍生活在北京。“为什么要放弃中国国籍？”王恒宇告诉记者，他身边不少投资移民的朋友都像他一样拥有“双重身份”。这样能保证自己以中国公民的身份在国内畅通无阻地做生意，而“取得外国永久居住权，是为了让自己更自由。”
在北京、上海等城市，像王恒宇这样的“双重身份人士”其实并不在少数，媒体以第三次移民潮为其命名，他们也正是此次人口普查的重点对象。
迈斯林移民公司的执行总监李旭曾表示，90%的投资移民是为了拿一个国外的身份，外加让自己的子女长大后有接受国际教育的机会。由于其生活圈子依然在国内，因此大部分都继续保留国内户口。
“由于国际间关于国籍、户籍等资料相互难以查证，因此如果当事人不主动注销户口，那么人口资料就会依然保留，这给我国户籍制度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此次人口普查新增了境外人员登记表，为外国人及港澳台人士进行入户登记，目的就在于对这部分人群的情况进行正确统计和摸底。”市人口普查委的一位工作人员表示。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在此次人口普查的诸多困难中，对流动人口的统计可谓是最大挑战。而将流动人口列为普查重点，是历次人口普查没有过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翼介绍，中国的流动人口在过去10年间增长了一倍，在2000年还不足1亿人，到2010年预计已达2.1亿人。
根据7月份北京市人大的数据，北京实际常住人口1972万人中，户籍人口1246万人，登记流动人口763.8万人，其中在京居住半年以上的726.4万人。而这726万居住半年以上的流动人口数字，是由办理暂住证的机构每半年更新的数字。
“可以说，城市发展到今天的程度，缺乏流动人口的精确数据和资料，那么人口普查就失去了意义。”张翼表示。
“尽管困难重重，但流动人口的精确数据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意义重大。”北京大学副校长海闻教授指出，城市化将是中国未来30年的经济增长源动力。要达到发达国家70%的城市人口比例，未来还将有5亿人口从农村进入城市，将带动房地产及数十个上下游产业，刺激内需增长，这正是此次人口普查最重要的意义。
人口普查的怪圈
“人口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战略资源。当前我国正处于人口转变加快、社会转型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时期，进行全国人口普查正当其时，普查结果不但关系到‘十二五’规划的制定，也关系到长远的政策选择。”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新闻发言人、发展规划司司长于学军说。
我国之前五次人口普查，每次都有其历史使命。
1953年，为了配合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同时，也是为了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我国政府决定以当年7月1日零时为标准时间进行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
1964年，我国经济经过调整后出现了全面好转的形势，为了第三个五年计划和长远规划的制定，我国政府决定进行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
1982年，在结束了十年内乱，经济健康发展的情况下，为了给国家制定政策和计划提供准确、详细的人口数据，进行第三次人口普查，此次普查第一次使用计算机进行数据处理。
1990年，为了检验“七五”计划执行情况，制定“八五”计划，并为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可靠的依据，我国政府进行了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
2000年，为了科学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与规划，更好地向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胜利迈进，我国政府进行了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
著名人口学专家、上海社科院教授梁中堂告诉记者，最初两次人口普查“就是清点人头”，不是现代意义的人口普查。但在他看来，后面三次人口普查，“至少有两次不准确”，“是由于和生育指标相关而不准确”。
梁中堂说，比如关于流动人口导致的不准确，这是技术性的，更多的不准确是涉及政府政策。梁中堂举例说，1990年普查，县委书记或者镇长辖区内如果出现不符合政策出生的孩子太多，对政绩可能就有影响，所以这个时期的官方知道有这些孩子，但登记的时候就没有了。“这种情况历来都有”。
统计数据的不准确在两次人口普查结果上得到印证。梁中堂表示，1982年人口普查的时候，0岁组的到1990年普查的时候就是8岁。1982年的0岁和1990年的8岁组，是同一个年龄组的。一个年龄的人口数字，这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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