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月初，距离上海矽钢有限公司着手搬迁近半年，原先占地150余亩的隆昌路619号已陷入“四分五裂”。记者在厂部原址看到，证券公司、餐饮公司、商务管理公司等纷纷进驻瓜分，昔日“老工业基地”的地标概念土崩瓦解。据记者了解，属于高污染、高能耗的热轧生产项目新址选在了江苏东台。就在矽钢厂的对面，原先的冶炼厂也被创意广场替代。位于军工路上的德联安全玻璃制品有限公司则整体搬迁至江苏吴江。
而这一切还只是掀开了上海产业转移的冰山一角。数据显示，截至2009年底，已有600-700家高污染企业、生产线遭遇关停，其中有不少转迁至其它城市。难道产业转移正和污染转移画上等号？对此，多位业内专家对记者表示，转移过程中产业能级的提升、地方环境容量的增大、政府对把关职能的履行等因素共同作用下，内陆城市并无成为“污染避难所”之虞。
结构调整驶入快车道
两年前，上海市经济委员会“2012年第三产业产值占比达到55%”的设想听上去还像是宏愿，近日第二次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上海市统计局联合发布的最新数据却显示，截至2008年末，上海第三产业所占的产值比重已经达到56%。 “两会”上流出的数据更显示，上海第三产业2009年对财政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90%，在总产值中所占比重逼近60%。而与改革开放初期纵向对比，这一数字还不到20%。
记者还注意到，尽管呈 “加速度”调整，如果横向对比，这一数字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尚存有一定差距，这为未来继续加快产业结构调整预留了空间。据悉，早在2005年，世界第三产业平均比重已达到68.5%，其中发达国家为72.2%，发展中国家52.3%。上海银监局曾估算，截至2010年末，广东、上海、浙江、福建四省市转出的产业产值将达到1.4万亿元。
天量数字的背后，依赖传统老工业结构的企业如临大考。接受记者采访的多位专家都表示，在上海产业结构升级的大背景下，传统劳动密集型企业、资源密集型企业向中西部迁移已是必然。 “上海的城市功能定位、土地资源的稀缺和有限的环境容量，是传统企业内迁的内因。 ”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化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郁鸿胜对记者表示，“上海的城市功能定位是建设国际金融中心、航运中心、贸易中心，原则上大部分的传统制造业都应该转移出去，并且不再接受高耗能、高污染的产业投资入驻。 ”
专注于区域投融资研究的一位专家则指出，除了外部环境需求的变化外，传统产业自身面临的衰退周期也构成了上海产业转移的推力。 “近几年受国内消费结构升级、环保新政等因素的交叉影响，传统产业面临能级提升和技术创新的必要，在尚没有能力全面完成升级之前，企业只有通过转移来压低运行的成本。 ”复旦大学研究污染企业越界转移课题的肖宏也告诉记者，曾对东部经济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庞大的制造业群体生存和发展空间日益受到挤压，是受工业结构调整和商务成本快速上升的双重压力。
上海市政协副主席王新奎日前在“两会”上表态，上海要调产业结构，必须转移那些劳动密集型、生产效益低、污染严重的加工业。日前发布的 《2009至2012年上海服务业发展规划》则直接将上海的战略定位锁定在以金融、航运、信息、创意、文化、旅游为主的“服务经济”上，杨浦、嘉定等多个区出台了实施梯度转移、淘汰劣势企业行动计划。
产业转移≠污染转移
但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是：上海“两高一低”（高污染、高耗能、低附加值）的企业有迫切转移出去的需要，这是否会令承接方的环境资源受到破坏？来自上海市产业结构调整协调推进联席会议办公室的数据显示，去年上海完成结构调整的846项项目直接带来的环保效应节约了标煤102万吨,主动淘汰产值296亿元。
“位于产业梯度最底层的企业意味着已经在当地失去竞争力，需要逐步淘汰或是转移，如果对区位商和劳动生产率进行计算，上海需要转移出去的产业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包括有色金属冶炼压延工业、石油加工及炼焦业、电力热力的生产供应业、交通设备制造业、烟草加工业等。 ”业内有不愿具名的观察人士对记者表达了他的担忧，“而按照各产业污染排放强度系数来看，污染密集型产业排名靠前的也就是这些产业，中西部及长三角欠发达地区的生态资源是否负荷得起？ ”该人士表示，各地方很可能走上“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肖宏也认为，在激烈的招商引资竞争中，并不排除一些低端制造业企业 “暗渡陈仓”的可能性。
而郁鸿胜的观点是——“产业转移绝不等同于污染转移。 ”郁鸿胜认为，在产业转移的过程中，实际上这些企业已经进行了产业能级上的升级。他表示，这不仅是企业在市场优胜劣汰法则下的内在要求，也是承接产业转移的地方政府的外在要求，“目前长三角各地政府对企业环保标准的门槛设定都是一致的，而这些企业转移后，往往选择在沿海或远郊的环境容量较大的地区，在满足环境承载力的要求后，企业通过生产环境综合治理，生产成本得以降低，形成了更大的产品利润空间。 ”武汉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伍新木也强调，经济发展有先后，环保门槛无高低。
业内普遍认为，国务院批复确立的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就在探索一个可操作的范本。安徽省省长王三运曾公开表态，要把住低水平重复关，绝不让低水平重复的项目进入示范区，同时还将采取多项措施防止污染企业转入，在产业准入、能源消耗、污染排放等方面参照国家级重点开发区域提出标准，对高污染项目说“不”。
深受沪皖两地关注的华谊集团整体转移也提供了示范效应。据集团相关人士介绍，2008年这个全国最大的煤化工企业投资70亿元在巢湖市建设无为化工产业基地，但并不是简单的企业搬迁，项目技术水平尤其是节能、环保等环节均引进和自主开发了一大批新技术、新设备，在转移过程中注重产业层次的提升。
◎记者调查
地方对污染说“不”
不过，也有市场观点提出，政府间不可避免的竞争格局会否让示范效应仅仅成为小概率？ “财政分权的机制使地方政府拥有了对财政收入的剩余控制权，强化了政府间对经济资源的争夺，随着政府间竞争正面效应不断释放，非理性竞争的负面效应会不会显现出来？ ”记者在采访中注意到，这正是不少业内人士的担忧。
“毕竟受官员任期、地方政府官员的晋升激励机制等因素影响，环境规制的统一化恐怕还需要时间。 ”中国社科院一位不愿具名的区域经济学教授对记者坦言，如何最大化地避免企业钻地区博弈的空子是问题的关键。
记者在调查过程中发现，在产业转移的初级阶段，尤其是偏远、欠发达地区，确实存在降低环保门槛、盲目招商引资的行为。某南方大省北部山区一个县城的招商标语曾是“门槛一降再降，成本一减再减，空间一让再让，服务一优再优。 ”长三角某县《关于进一步放宽投资政策的意见》也曾将环境容量作为招商卖点：对重点挂牌保护单位和符合国家规定引进的重点项目，生产第一年免征各类超标排污费，以后5年内按标准的10%征收。西部某县一位招商人员还曾对记者表示，他甚至苦守在东部省市环保局外，等着承接被否决下来的污染项目。
但记者也注意到，随着产业调整的深入，近几年这样的状况正在发生改变。据介绍，2008年组建的环境保护部和全国环境保护部际联席会议制度使部际协调的功能强化。记者在各地政府官方网站上都看到，对于承接沿海产业转移过程中避免环境污染的问题给予了高度重视，不能以牺牲资源为代价的短视视角来谋求发展的思路已植入地方政府的建设规划中。
湖南省环保局表示，在承接过程中引进的项目必须实现达标排放，湘江上游不引进化工、制浆造纸等水污染严重的项目，长株潭地区不引进冶金、矿产品粗加工等高能耗、高污染项目。素有“南京新东郊”之称的江苏句容市则规定，凡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技术含量低、能耗高、污染严重的项目一律拒之门外，去年共审批项目119个，否决了11个污染严重的项目，同时对62家企业进行了环境影响评价，并根据环评结果制定了相应的污染防治措施。苏州环保局也明确表示，对通不过环境监察的试生产建设项目，将一律给出否决书。
此外，包括深圳、上海、郑州、成都、常州、佛山等在内的多个一、二级城市都在争抢“排污权交易市场”的首根接力棒。据介绍，该交易市场将在控制排污总量的条件下，将某种污染物的总量分解给企业，使企业拥有一个限定的排污权，企业超量排放将受到惩罚，也可出售剩余的排污权。在这一机制下，排污权将进入企业的整体资源配置，并服从利益最大化取向。
◎专家看法
区域竞争促企业转型
对此，郁鸿胜向记者分析，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中，与其说产业转移凸显了区域博弈和均衡发展之间的悖论，不如说地区间的竞争因素可以为企业谋求更大的生存空间起到积极的推动力。 “地方政府都有争取和挽留优势企业的意愿，如果一个企业不被地方政府所接纳，找不到产业转移的承接方，则意味着它已经被整个市场淘汰了。 ”郁鸿胜认为，这其实构建了产业转型的良性循环。
浙江省委研究室副主任沈建明对浙江转移企业的调研结果显示，资源、成本挤压型的转移并不是主流，典型的是创业性的跨区域投资。 “对创业性的跨区域投资来说，原先的厂房、设备都没有用，企业肯定会选择最有市场空间、技术比较成熟的行业，技术、设备都是最新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投资的质量比在浙江的投资质量还要高。 ”
全国经济地理研究会会长陈秀山也认为，可以在产业的区际转移过程中，通过双方的合作实现升级，也可以采用非整体性转移，形成一种新型的区域分工，“比如东部地区保留研发和市场，把加工制造装配等转移到周边地区，从而形成纵向分工。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刘锋则表示，产业承接时，可以在环评预审、准入门槛、投资强度等方面严格把关，对转移来的产业进行优化升级，注入循环经济、低碳经济理念，在转移中又形成提升。
“考虑到中西部地区环境容量相对较大，适当放宽环境尺度是可行的，但一定要建立在严格的环境评估基础上，按生态功能区划实施区域污染排放总量控制也是地方政府履行职能的必要。 ”肖宏还从环境规制的角度给出建议，“可以形成‘环保部——区域环境规制机构——省级政府管理的环保机构——省级政府环保派出机构’的规制结构，实行垂直管理。 ”
按照肖宏的构想，可以考虑在环境部下，根据我国生态环境区划设置垂直管理的区域性的环境规制机构，每一区域环境规制机构管理若干个省市，省级政府对本省环境质量负责，省级环保部门则向本辖区内各市、县和生态敏感地区派驻环保分支机构，实行垂直管理，由区域环境规制机构对辖区内各省环境规制进行监督，并直接对辖区内的污染者采取规制行动。
◎业内观点
转移过程中的粘力
记者在采访过程中也注意到，尽管产业转移正如火如荼地展开，并不代表不存在制约的因素。 “产业转移真正的难点在于地方政府如何提供优质的综合环境服务，比如投融资环境、如何实现与世界接轨等。 ”郁鸿胜的观点为一组对立数据提供了解释：来自香港工业总会的一项调查显示，90%的受访企业不愿离开珠三角，运输成本的上升、技术工人短缺和内地缺乏完整的产业配套成为最大的粘力。
“任何企业都不是孤立存在的，需要上下游的关联企业，上海的产业链条和配套都很完备，这其实也是成本节约中的一部分。 ”位于嘉定的一家玩具制造厂副总经理向记者表达了他的顾虑，“我们需要产业内的服务供应商，另外还需要知识和技能机构的支持，搬到内地后，脱离了生产协作的网络，不一定能服水土。 ”另一家水泥厂市场部相关人士则对记者坦言，在上海达标环境承载力确实需要很大的成本，但如果迁往内地，厂内员工如何妥善安置、当地员工能不能胜任也是一个难题。
对此，业内人士认为，这正应该是各地政府行政作为的着力点所在。 “与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相比，有些地方政府在服务理念、水平和效率等方面还存在差距，比如说政策的随意性大、审批手续复杂、政策透明度差、乱收费乱罚款等，如何打造投资服务环境从一定程度上是政府做好产业承接最急需解决的问题。 ”有分析人士对记者坦言，如果不能减少地方政府在资源配置上的行政干预，建立健全的政绩考核制度，很难吸引优势和有潜力的企业入驻地方。另有分析认为，企业搬迁后往往需要在当地重新招收员工，这也要求地方政府能够做好人力资本的投资力度。
此外，政府应完善地方金融体系也成为业内公认的观点，建议包括建立区域性产权交易市场，为中小企业产权交易提供流动性平台；培育区域性债券市场,提高企业直接融资比例；鼓励发展信托市场,帮助民间分散资本进入资本建设领域，以及支持组建地区性开发银行,鼓励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外资金融机构在欠发达地区增设分支机构等。
据悉，央行和银监会此前联合发文，要求金融机构在保持对政府投资项目、中小企业、三农等信贷支持外，加大对产业转移及区域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劳佳迪）
来源：新闻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