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机构“扎堆”陆家嘴

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与上海市伦理学会日前联合召开“金融危机的伦理反思全国学术研讨会”。来自北京、上海、南京等地的60余位伦理学领域专家学者与会，围绕“金融危机与西方经济学传统的伦理查审”、“金融危机与消费伦理”等议题展开了深入研讨。中国逻辑学会副会长、上海财经大学党委书记马钦荣教授等到会致辞。

深挖金融危机的内在原因

与会者认为，金融监管的技术层面不足，只是金融危机爆发的表面原因。马钦荣指出，必须从制度、人性、伦理等角度探寻，才能发现金融危机爆发的真正原因。

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经济伦理研究所所长徐大建教授指出，主流经济学家主要从微观金融监管和宏观国家货币政策层面来反思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这是不够的。金融监管不能解决现代社会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根本矛盾。这个矛盾是市场经济本身的内在矛盾，它不是金融监管不力引起的，也不是加强金融监管就可以解决的。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马涛提出，有人批评美国的泡沫政策时，格林斯潘却认为，这个泡沫完全在他们的控制之中，金融创新让美国金融体制更富有弹性，金融创新让没有钱的人能买得起房子，没什么不好。因此，金融危机的爆发，是主流经济学的立场错误所导致的，是政策价值观的错位引起的。

上海市金融工委组织宣传处副处长任重道与华东师大教授朱贻庭都认为，金融危机是全球经济过度金融化的必然后果。过度金融化，表现为经济活动的重心从产业部门向金融部门转移，金融资产增速远远超过实体经济的增长速度。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周中之认为，金融危机的发生，也有文化伦理层面的原因。过度消费的根源，就在于文艺复兴以来逐步形成的以享乐主义为核心的消费伦理。

伦理缺失是金融危机的重要动因

与会者认为，金融危机的爆发与经济主体的道德伦理缺失不无关系。南京师大教授王小锡指出，道德伦理的缺失源于理念错位。例如，主流经济学长期持有的企业“非道德经营论”就存在诸多问题：在认识论上，强调实现利润最大化是企业经营的唯一目的，这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在人性论上，基于“人性自私”的假设，这是一种利己主义思维方式等。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余源培指出，在市场经济中，“信用”是非常重要的社会制度和社会资本。如果信用被破坏，当事人之间就没有充分的根据来判定对方是否可以信任，经济活动就不能正常进行，就有可能产生经济危机。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郝云教授提出，金融危机是金融逻辑过度演绎的结果，金融逻辑的演绎应当受到信用边界的制约。

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陆晓禾认为，如何进一步重视作为社会资产的信用制度建设，是从金融危机中吸取教训的一个重要思考问题。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章海山提出，应以信用伦理的一般原理为基础，结合金融活动自身的特点，从加强信用文化建设、完善法律信用体系、促进民间中介机构发展等方面，推进金融信用伦理建设。

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陶国富提出，应从夯实金融伦理基础、强化金融伦理约束、提升金融伦理研究、构建金融道德体系等方面推进信用体系建设。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院教授龚天平认为，好的企业公民，必须遵守企业伦理，认真承担社会责任。

正视经济自由主义蕴含的伦理困境

与会者认为，对金融危机的伦理反思，也可以追究到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的深层问题。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赵修义认为，经济伦理的思考不仅涉及经济行为中的道德问题，更涉及到制度本身的道义问题。西方经济学是建立在一定的政治哲学基础上的。在凯恩斯看来，美国1929年爆发的大萧条，就是由与自由主义结合在一起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观念问题和政治责任导致的。罗斯福新政的本质，不是作为表面现象的社会经济措施，而是在政治哲学的层面上破除胡佛所信奉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从而逐步走出危机的。

湖南师范大学伦理研究所教授王泽应认为，经济自由主义与当今世界的金融危机并无直接关联，但它蕴含的伦理困境却是造成金融危机的重要诱因。《哲学动态》编辑部强乃社提出，如果金融危机就是新自由主义的危机，那么，学会正确对待新自由主义，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导向的改革非常重要。（卜祥记）

 

来源: 解放网-解放日报2009-1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