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后现代理论对马克思经济哲学概念的破坏性解读
三、货币·资本·生产：历史唯物主义考察批判现代性的独特路径
为回应后现代理论的挑战，我们必须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视域内，对马克思的货币、资本和生产概念重新进行解读，以揭示它们与现代性、后现代性的复杂关系，呈现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本意。
1．货币与现代性的批判——历史唯物主义货币原理
货币在马克思不同的思想阶段和理论取向上，决不是一个同质的概念。大致以1845年为标志，马克思对货币概念的理解存在一个认识论上的“断裂”：1845年以前的马克思对货币概念的解读，总体上是建立在人本主义的抽象劳动基础之上的，之后的解读则是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活动为基础的。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认为：“金钱是人的劳动和人的存在的同人相异化的本质”。[i]随后，他在“1844年手稿”中又指出，货币在本质上是“人的异化的、外化的和外在化的类本质”[ii]。这些都说明，早期的马克思对货币的理解与他带有费尔巴哈痕迹的人本主义思想是一致的，我们可以把早期马克思的货币观称之为“人本主义货币观”。这当然是一种不成熟的货币观。
1845年之后，随着《关于费尔巴哈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哲学的贫困》的发表，马克思对货币的理解发生了“实践转向”，即马克思开始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解读货币。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货币章中，马克思对货币有过一个经典解读：“在一切价值都用货币来计量的行情表中，一方面显示出，物的社会性离开人而独立，另一方面显示出，在整个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对于个人，对于所有人表现出来的异己性的这种基础上，商业的活动又使这些物从属于个人。因为世界市场（其中包括每一单个人的活动）的独立化……随着货币关系（交换价值）的发展而增长，以及后者随着前者的发展而增长，所以生产和消费的普遍联系和全面依赖随着消费者和生产者的相互独立和漠不关心而一同增长”。[iii]这里隐含着一个重要的历史唯物主义货币原理：第一，货币是一种社会关系，货币交换关系是人类经济关系和生产关系发展的基本展现，货币经济是人类经济形态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第二，货币作为驱动人类历史发展的深层动因，既是破解现代社会生成之谜的概念工具，又是打开现代社会秘密的一把钥匙。我们可以称其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货币观”。
西美尔等后现代理论家对马克思货币观点的批判主要是基于一种认识，就是将马克思早期的“人本主义货币观”（在西美尔那里就是以货币心理主义为基础的生命形而上学）和后来的“历史唯物主义货币观”对立起来，并先验地认为只有人本主义货币观才是真正合理的符合后现代社会实际的货币观，而“历史唯物主义货币观”则是一种非人本主义的工具理性主义的货币观，即与人本主义尖锐对立的古典经济学的货币观。这种认识是对马克思货币观念的肆意曲解：它根本无法理解“历史唯物主义本质上乃是人本主义”。[iv]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货币观在本质上不但是一种人本主义，而且是一种超越包括后现代理论在内的一般人本主义的深层人学。马克思所关注的不是抽象的货币心理现象，而是现实的人在货币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的真实历史命运；马克思对货币拜物教的批判，也不是一种抽象的货币心理主义分析，而是将人的生存状态置于货币资本主义的社会条件之下，进行深入的历史考察，从而将人的历史命运、货币的历史命运与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有机地结合起来，从中发现人类解放的可能性及其实现途径。这是马克思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解读货币所得出的最深刻的货币人学原理。从这个原理出发，我们发现马克思的货币概念包含着考察、批判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独特路径。
首先，马克思把货币视为一种世界历史尺度，并借助这一历史尺度揭示了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内在生成逻辑。就像西美尔那样，青年马克思也曾借莎士比亚之口对货币发出情感控诉：“这东西，只这一点点儿，就可以使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错的变成对的，卑贱变成尊严，老年变成少年，懦夫变成勇士。”[v]但是，情感终归是情感，后来马克思深刻地认识到：只要交换价值还是产品的社会形式，废除货币本身就是不可能的，“必须清楚地了解这一点，才不致给自己提出无法解决的任务，才能认识到货币改革和流通革新可能改造生产关系和以生产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关系的界限。”[vi]这是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考察货币所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历史存在三种相继演进的基本形态：“以人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形态、“以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形态和以“人的自由个性全面发展”为基础的社会形态。[vii]在演进过程中，货币是撬动历史进步的一个杠杆：一方面，货币作为“需要和对象之间、人的生活和生产资料之间的牵线人”[viii]，发挥着“周而复始地进行流通的永动机”的作用[ix]，极大地促进了现代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货币还通过不断革新人们的生活观念，将人类的生存状态深深嵌入货币逻辑之中，使得每个人都不得不面向货币筹划人生，人们的生活越来越货币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理性化，整个社会关系变得越来越世俗化。这样，货币逻辑消弱了“以人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原有社会形态，“以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形态逐步得以确立，人们的自由个性不断发育成长。这是现代公民个体化进程中的一个必经阶段，是现代公民社会逐步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马克思将货币置于现代社会的生成过程之中，同时将现代社会的生成看作一个不断货币化的过程，这远比西美尔等人面对繁复的货币现象所发出的生命形而上学的叹息，要深刻、现实得多。
其次，马克思在充分肯定货币在现代性成长过程中所发挥的巨大历史作用的同时，也看到了货币本身就包含着消灭现代性的革命因子。就像西美尔那样，马克思也看到随着人们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全面货币化，精神生活货币化的趋势也在不断加快，货币通过宰制人们的情感世界和精神家园将每一生命个体都扭曲为单向度的货币人，给个体生命和人类精神带来了难以医治的创伤。但是，与西美尔的货币心理分析不同，马克思是站在人类生产实践的高度来剖析货币现代性之历史局限的。他指出：“货币的性质就在于，货币只是通过使直接的物物交换的矛盾以及交换价值的矛盾的普遍化，来解决矛盾。”[x]这就是说，在发达商品经济下，货币依靠制造矛盾的方式来解决矛盾，从而使货币成为诸多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道德的和心理的矛盾的纠结点，并由此生发出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种种病变。马克思还指出，滋生资本主义现代性病变的一个重要根源就在于，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货币权力与劳动权力是根本对立的，这种对立最终导致了货币生产力和货币生产关系的异化：“随着生产的社会性的增长，货币的权力也按同一程度增长，也就是说，交换关系固定为一种对生产者来说是外在的、不依赖于生产者的权力。最初作为促进生产的手段出现的东西，成了一种对生产者来说是异化的关系。生产者在什么程度上依赖于交换，看来，交换也在什么程度上不依赖于生产者，作为产品的产品和作为交换价值的产品之间的鸿沟也在什么程度上加深。货币没有造成这些对立和矛盾；而是这些矛盾和对立的发展造成了货币的似乎先验的权力。”[xi]在马克思看来，要想取消货币的“先验的权力”，进而根除货币现代性的病变，就必须从根本上变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一种更高级的社会形态中寻找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替代方案，这个高级社会形态就是社会主义，而不是西美尔所谓的后现代社会。
著名货币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曾指出：“货币理论是一座日本式花园。花园的整体美来源于花园的多样性；表面的简单之中隐藏着复杂的实体；厚重的景观则叠化在表象之下。”[xii]马克思在这个货币花园中发现的，不仅是西美尔带有浓重悲观主义色彩的货币心理现象学，而且更重要的还有他的货币经济哲学和历史哲学。正是通过对资本主义货币现象的经济哲学和历史哲学透视，马克思才发展了他的历史唯物主义货币原理，并运用这个货币原理深刻地剖析了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病变和历史命运。这是西美尔等后现代理论家所无法理解的。
2．资本与现代性的批判——历史唯物主义资本原理
马克思对资本概念的诠释有两个基本维度：一个是资本与现代性的生成；一个是资本与现代性的批判。汤姆森和莱博维奇等人没有对此作出区分，当然也就无法理解这一区分的特殊意义。他们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生成的资本哲学分析误解为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辩护，同时又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解释为是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片面效仿，从而将马克思的资本现代性批判理论曲解为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共谋，最终走上了否定历史唯物主义的道路。正因为如此，认识到如下一点特别重要：马克思虽然借助资本概念阐述了资本主义现代性生成的深层逻辑，但是，这决不像后现代理论家所说的那样，马克思的资本哲学就是一种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现代性哲学。
首先，从资本与现代性生成的维度来看，马克思非常深刻地阐述了现代性生成的历史唯物主义资本原理。马克思指出：“只有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所有者找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工人的时候，资本才产生；而单是这一历史条件就包含着一部世界史。因此，资本一出现，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xiii]他还说：“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xiv]，资本将“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xv]在这里，马克思从唯物史观的高度揭示了资本所具有的世界历史意义，即资本是生成现代世界的主导原则，是现代性生成的深层根源。
马克思现代性生成的历史唯物主义资本原理，包含着两个极为重要的资本诠释原则：其一，以资本释唯物史观。在这里，马克思运用其资本概念诠释了现代社会生成的深层根源，这种资本诠释学正是以资本概念为支点确证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现实解释力，从而使马克思的资本哲学与唯物史观达到了有机统一。其二，以唯物史观释资本。马克思的资本诠释学奠基于历史唯物主义之上，是受唯物史观指导的资本诠释学，正是因为自觉地接受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马克思的资本诠释学才凸现了其与以经济学为代表的现代性理论和后现代理论的根本不同。这是马克思哲学所特有的一种运思结构和理论气质。
其次，马克思不仅深刻地阐述了现代性生成的历史唯物主义资本原理，而且深刻地阐述了现代性批判的历史唯物主义资本原理：资本的内在限制性和资本的外在限制性。（1）资本的内在限制性。马克思认为，“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获取剩余价值”[xvi]，在此意义上，资本表现为一种“无止境的过程。”[xvii]马克思还认为，资本无限增殖的本性决定了资本必然要求克服妨碍其自身扩张的内在限制，资本“在量上的界限是与它的质相矛盾的”，因此，“它的本性是要经常地越出自己的界限。”[xviii]而在马克思看来，资本的界限恰恰就源自于资本自身：“资本的生产是在矛盾中运动的，这些矛盾不断地被克服，又不断地产生出来”[xix]，“资本一方面确立它所特有的界限，另一方面又驱使生产超出任何界限，所以资本是一个活生生的矛盾”[xx]。
马克思的这些论述可用一个资本运动公式来表示：资本增殖→产生矛盾→克服矛盾→继续增殖……。莱博维奇将这一公式简化为：成长－限制－成长（Growth－Barrier－Growth）。[xxi]他还用黑格尔的逻辑学对这个资本公式做了注解：“由此，再一次，我们没有看到极限，只是看到了限制——这里暗含了资本是一个无限发展的过程，这是与黑格尔逻辑学里的概念相对应的。在马克思对增长－限制－增长的讨论之中潜在的是黑格尔对‘应然’和‘限制’的探求。在黑格尔看来，对限制的超越就是‘应然’，在探求应当－限制之间的关系之中，黑格尔给出了有限性成为无限性的方式：‘有限物没有在消灭中消灭；它首先只是变成了另一有限物，后者又同样消灭而过渡为另一有限物，如此等等以至无限。’”[xxii]据此，莱博维奇得出一个结论：马克思的资本公式“实际就是把资本运动视为一个永不停息的、无限的过程。”[xxiii]这个结论实际上是借助马克思的资本运动公式来确证资本主义制度的永恒性，从而向历史唯物主义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这里蕴含着一种十分诡秘的历史唯物主义解构逻辑。
问题究竟出在哪儿呢？马克思一语道破谜底：“决不能因为资本把每一个这样的界限都当作限制，因而在观念上超越它，所以就得出结论说，资本已实际上克服了它”。[xxiv]这就是说，仅仅从“概念规定”出发来分析资本运动及其内在限制是绝对不够的，除此之外，还必须揭示资本运动之内在限制的历史现实根源。对于这一点，马克思讲得很明白，资本内在限制性现实根源就是“生产悖论”，即相对于人们需求水平的提高，资本扩张带来的相对生产过剩，包括国内过剩、地区过剩和全球过剩。迄今为止，资本所经历的这个内在限制也还没有被解除，人类仍然承受着全球性生产过剩的压力，超越资本的内在限制依然是人类面临的一个严峻挑战。问题是，生产过剩就是资本运动的极限吗？这个极限是由资本自身规定的，还是具有某种外在的规定性？如果资本生产的极限由资本自身来规定，实际上就是说资本生产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资本运动公式就像万有引力定律一样具有必然性，变革会自然而然地发生，人们只要等待这样一个结果出现就行了。这绝不是马克思的本意。
（2）资本的外在限制性。我们认为，资本的“内在限制”不是资本运动的极限，恰恰相反，克服“内在限制”正是资本运动的动力所在。因此，探寻资本极限的理论活动绝不可能在资本运动本身取得突破，同样，抑制资本恶性膨胀的历史实践也不可能在资本运动本身自动地发生。资本的极限必在资本之外。这就是说：“只要我们只讨论资本的限制，我们就是在讨论一个无限的过程”，因为资本的极限并不是资本自身会疲倦，会衰老，从而在某一特定的点不再能够超越限制。显然，在我们已经讲述的有关资本的故事中一定漏掉了某种关键的要素，这个关键要素就是工人阶级；质言之，只有“工人阶级才是资本的极限。”[xxv]在这里，我们发现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哲学命题——资本的外在限制性原理：资本的极限源于资本的外在限制性，而非其内在限制性，也就是说，资本除了通过克服内在限制性而不断获得成长动力之外，资本还要受到雇佣工人这一根本外在因素的限制，而且这是资本自身无法克服的一种限制，是资本的极限。在这个资本外在限制性原理中，还隐含着一个更深层次的哲学问题：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工人阶级的理论武器，它任何时候都不可以放肆资本逻辑的泛滥，必须适时地表达自己的阶级意识。在这里，我们发现了汤姆森和莱博维奇等后现代理论家曲解马克思的深层原因，按照他们的理解，《资本论》作为马克思的巅峰之作，不去集中关注工人的历史命运，却一味地陶醉于对资本增殖过程的探讨，这说明马克思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者，他自己已经背叛了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意识，不自觉地走向了工人的反面，成为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共谋。
这个批评不可谓不尖锐。但是，它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资本论》的理论基础是劳动价值论，而劳动价值论的阶级意识就是与资本人道主义相对抗的劳动人道主义；《资本论》的核心原理是剩余价值学说，而剩余价值学说的阶级意识就是主张“剥夺剥夺者”，求得工人的彻底解放。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不可遏止地追求的普遍性，在资本本身的性质上遇到了限制，这些限制在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会使人们认识到资本本身就是这种趋势的最大限制，因而驱使人们利用资本来消灭资本。”[xxvi]
马克思关于资本的内在限制性和外在限制性原理，包含着两层最为重要的意思：一是资本概念是一个矛盾，这个矛盾既指向资本的内在限制性，即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自我矛盾，又指向资本的外在限制性，即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外在矛盾，也就是资本与工人的矛盾。马克思认为，在这两个矛盾中，前一个矛盾不但可以在资本主义内部求得某种妥协和解决，而且这个矛盾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的动力所在；后一个矛盾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求得妥协和缓解，但是它不可能在资本主义内部求得彻底解决，资本和雇佣劳动的矛盾最终将导致无产阶级革命和资本主义的消亡。二是现代经济学只看到了资本的文明化趋势，也就是在“资本的内在限制”推动下表现出来的“外部结果”——物质财富的增长，但是它不可能承认由“资本的外在限制性”所必将导致的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这正是作为一种经济哲学的历史唯物主义与现代经济学存在本质区别的地方。后现代理论家不可能看到这种本质区别，所以他们一再声称马克思经济学并没有超越古典经济学，二者都是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共谋者。这是极为荒谬的。
3．生产与现代行的批判——历史唯物主义生产原理
生产概念既是马克思经济学中的核心概念，又是诠释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概念。这是基本事实。但由此推断马克思深层认同了政治经济学的意识形态和资本主义现代性，却是后现代理论家特有的武断。这种武断源自于他们无法理解马克思的生产概念存在两个相互联系的理论层面：一是作为“生产一般”的抽象生产概念；二是作为“社会批判”的历史生产概念。这两个层面构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生产原理的核心内容。
首先是作为“生产一般”的抽象生产概念。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曾经对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做出过著名概括，在这个两个概括中，马克思对生产概念的定义都是作为“生产一般”的抽象生产概念。在前著中，马克思认为人类“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xxvii]；在后著中，马克思认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xxviii]同样众所周知的是，马克思是最反对政治经济学的抽象分析的，他曾批判说：“经济学家们向我们解释了生产是怎样在上述关系下进行，但是没有说明这些关系本身是怎样产生的，也就是说，没有说明产生这些关系的历史运动。”[xxix]
在这里，我们似乎看到了两个完全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