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认为，在我们今天论述中国模式或中国经验的时候，切不可脱离了前30年的探索。所谓中国模式、中国经验或者中国道路应该是一个过程而不只是一个结果，它所内含的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苦探索与初步形成。形成中国模式或中国经验有多方面的原因，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确实为中国发展道路提供了重要的现实经验和资源，但是，中国的传统哲学和思维方式在形成中国发展模式中同样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本文着重就中国哲学的“中道”思想来看中国在发展道路上的探索和体现，以期为总结60年以及未来的中国发展提供一点哲学视角的思考。
【关键词】发展道路；中国经验；中道思想
一，为什么是60年而不仅指30年
“中国模式”、“中国经验”、“中国道路”这些术语在报刊杂志上出现的频率非常之高，基本上都是对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概括和总结，虽然这些概念及其内涵尚不十分明确，但总体上大家都在运用这些术语并尽力丰富其内涵。
这些术语固然可以反映30年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发展特征，但我认为其并不足以包含中国发展道路的全部内容，也没有对建国60年的发展有个正确评价。甚至有人完全割裂两个30年，认为前三十年是失败，后三十年是成功。或者，也有走向另一极端，用肯定前30年来批评后30年的问题。这种判断是不客观、不实事求是的。确切地说，中国道路或中国经验包含了新中国建立以来60年的探索、发展与初步形成全过程。主要理由是：
第一，从我们国家的领导人和领导集体来看，他们大多是建国的功臣，是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设计者和实践者。尤其是第一代和第二代领导人，他们中的许多人经历了从革命战争时期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跨越，也经历了前30年到后30年的延续，他们对中国发展道路的认识与实践、经验与教训都是新中国后30年改革开放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第二，从发展目标看，60年来一脉相承。新中国1949年成立，正值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现代化理论，而对现代化的理解就是工业化，就是向西方工业文明国家看齐。实现现代化也是中华民族百多年来孜孜追求的梦想和目标，但从新中国建立之始，对现代化的追求始终是与社会主义道路连在一起的。实现现代化和实现社会主义化，是新中国道路的两大目标，前者是为了国家的独立富强，后者是为了彻底解放工人阶级和劳苦大众。新中国成立前夕的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首次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阶段的总目标，这就是工业化和社会主义化，即把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社会主义社会。此后，在1949年6月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以及在1953年的12月的《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的报告中，毛泽东多次提到这个目标。这是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第一代领导人对中国发展道路的设计，工业化与社会主义化并重。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制定的方针，第一条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第二条是搞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i]“我们搞的四个现代化有个名字，就是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ii]四项基本原则的首条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在邓小平时代，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有了明确的认识，对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也有了清晰和具体的方法和步骤。一直到今天，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仍旧是我们不断追求和继续完善的基本目标。
第三，从社会的基本矛盾看，仍然表现为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20世纪50年代初经历了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后，1956年中共八大决议明确指出：“中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提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1957年，毛泽东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提出为了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既相适应又相矛盾的状况，必须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并探讨了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道路问题。虽然后来走了弯路，出现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并一度把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看作社会主要矛盾，因而“以阶级斗争为纲”。但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重新把“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确立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邓小平提出“发展是硬道理”，强调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提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三步走”发展战略，都是基于对社会基本矛盾的认识和为中国发展的贡献。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正确判断，直至今日，始终是指导我们搞建设、谋发展的科学论断。十七大报告也明确指出，我国当前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一矛盾，还得靠我们不断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断地提高人民的物质和精神文化水平。
第四，从发展手段和方法来看，统筹兼顾一直是历代领导人强调的基本方法。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就正式提出了统筹兼顾，对于提出此方法的出发点，他说：“这里所说的统筹兼顾，是指对于六亿人口的统筹兼顾。我们作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iii]这是以人为本，以中国人口众多的国情来考虑的，因此提出在粮食问题、灾荒问题、就业问题、教育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各种爱国力量的统一战线问题、少数民族问题等等，都要统筹兼顾。统筹兼顾是哲学思维方法，因为从唯物辩证法的角度上看，世界上的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要从联系中把握事物的关系就要有一个动态平衡的意识，做一件事，要考虑它与其他事物的联系，要考虑后果，要争取达到最好的效果。正是在统筹兼顾方针下，后来提出若干个“并举”（如发展农业与发展工业并举、中央积极性与地方积极性并举、大型项目与中小型项目并举），或称“两条腿走路”都是这种方法的具体体现。如今我们已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有了较快和较好的发展，但我们同时也面临巨大的压力，发展遇到的问题和矛盾的两难特征日益显著，统筹兼顾依然是我们解决矛盾的根本方法。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是就统筹兼顾。统筹的内容包括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统筹中央和地方关系，统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统筹兼顾的目的就是统览与筹划大局，协调各方面的问题，使各方面协调发展、健康发展。
第五，从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看，既体现了一脉相承，又体现与时俱进的特色。60年来，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始终在中国社会占主导地位。一方面，社会主义性质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舆论导向，以及教育目标等主导地位决定了我们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另一方面，主流价值观也随着形势的变化、社会的转型而不断调整，60年来，有从对人民内部矛盾的认识到以阶级斗争为纲再到和谐社会为中心，有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有从“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是第一要务”，有从以物质文明为主的四个现代化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等等，我们在意识形态、在主流价值观方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这些变化不是否定式或代替式的突变或巨变，而是后一阶段在继承前一阶段的主流意识下对其进行重新理解和诠释，根据时代特点注入新的因素，突出新的重点，引入新的理念，创造出新的适应社会发展和人民需要的主流价值观。因此，尽管我们党在60年的探索中走过这样那样的弯路，但因为我们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党制定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大政方针，并在坎坷挫折中汲取教训，调整变化，终能始终沿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行。
第六，从中华民族的文化脉络看，中国的建设模式与传统文化的影响始终有着密切的联系。中国追求现代化，固然离不开西方的刺激和作用，会受到西方文化和发展方式的影响，但归根到底现代化是来自于中国发展自己的内在要求。历史证明，不论是外来文化进入中国成功的范例，还是中国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成功的理论与实践，一定可以从中看到中国固有的思想文化所产生的作用。“中国经验”、“中国道路”也不例外，它一定与中国自身的“学问”和“学术”有关联，与我们身处其中的现实世界有关联。而中国哲学关于寻求“中道”的思维方式，不仅引导了我们向着既定的目标前行，而且能够为我们在面临新问题时不断进行调整与纠偏。
二，中国经验或中国模式反映了中国寻求“中道”的思维特点
提出“中国模式”、“中国经验”或“中国道路”这些概念，是试图摸索和总结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找出这种发展方式里潜藏着的深厚文化底蕴和区别于别的发展类型的独特性。目前，对于中国模式等概念特点的研究和形成这种模式原因的研究都不够充分和深入，而弄清这些问题，无论是对于中国要充实完善这个模式以图进一步更好发展，还是对其他国家的试图借鉴都是十分需要并具有重要意义的。
关于中国模式或中国道路的特征，目前的阐释大致有：
一是指相对于计划模式的市场模式；二是指相对于“华盛顿共识”的“北京共识”模式；三是指相对于普世说法的与中国国情相适应的独特模式；四是指在以计划经济为代表的国家主义和以市场经济为代表的自由主义之间，选择一种中间道路，即第三条道路模式。上述说法虽阐释的角度不同，有的从经济模式上，有的从政治倾向上，也有的比较角度看问题，但其内涵都差不多：在时间上都是以1978年的改革开放为划界标准，将前后30年分割开来；在参照标准上都是以西方市场经济为对照，来分析中国模式的特殊性；在价值评价上都有可取和可商榷的因素，值得我们在讨论总结中国模式时予以关注。
据提出“北京共识”的美国《时代》杂志前任编辑、中国清华大学兼职教授乔舒亚·库珀·雷默对中国模式的描述，此模式的核心是指一个国家按照自身的特点进行发展，创新和试验是中国模式的灵魂，这种模式强调解决问题因事而异，灵活应对，不求统一标准。这种模式不仅关注经济发展，同样注重社会变化，也涉及政治、生活质量和全球力量平衡等诸多方面，体现了一种寻求公正与高质量增长的发展思路。又据2008年12月人民论坛杂志社联合人民网、人民论坛网等进行的专题调查，74.55％的受调查者认可“中国模式”，他们认可的“中国模式”的六大关键词是：改革、开放、发展、渐进、试验、稳定。参加调查的人对中国模式的认可主要三个特点：强有力的政府主导，以渐进式改革为主的发展战略，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同时进行。其中，认为最大的特点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政府的主导下，才使得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具有了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化转型的特色。这也是“中国模式”有别于“美国模式”、“日本模式”的最大区别。[iv]
笔者今年初参加了在越南召开的国际会议，学者们对自由市场经济模式进行了反思，认为其弊病主要在于缺乏监管而带来许多危险，比如强势者形成垄断，弱势的个人和群体缺乏基本保障，在供大于求情况下对生产者带来的高风险，以及恶性竞争引起社会的不公平，社会分化或造成社会排斥，对政治民主过程的干扰，等等，而目前美国银行、保险公司和制造业公司的大规模垮台显示了美国放任自流式资本主义的缺陷，同时，也有学者对德国式的社会市场经济开展了讨论，认为这种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自由市场经济的弊病，但这样的模式也有自己的问题。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的模式曾经非常成功，从20世纪50－70年代，“繁荣一切”成为现实。由于人口增长和全员就业，建立起高税收和高福利体制，在提供经济效益的同时满足了社会公正。但是，当第一次石油危机后经济增长减速，失业增加，出生率减少，老年人增加，东德统一到西德，再加上全球化经济的影响，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也受到极大挑战，如高福利使国家和企业负担过重；无业者由于有了经济保障而高枕无忧，不思进取；高税收使企业和工作者不堪重负、怨声载道；高税收还使工资附加成本过高，劳动力成本昂贵，大量产品在全球化大潮中失去竞争力，乃至经济安全受到威胁。一些学者对中国模式表示了赞赏，认为中国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其改革的成功关键在于把握了两种经济的协调。即有放手让市场去调节的因素，也有关键时刻国家进行调控的手段，把政府与市场有机的结合了起来。
综上所述，目前学界对中国模式的概括，在时间指向主要是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在内容上重要指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笔者认为，对中国模式特点的这些描述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可取性，他们看到了改革开放后对前30年在思想观念、经济方式以及公有制模式方面的变化和进步。但是，这种描述没有顾及到30年后今天的结果实际上包括从前30以来的不懈追求，以及不断调适和纠偏过程而得来的。而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尽管我们可以从运作方式上找到许多成功的因素，但就其深层次的思维方式的原因，笔者认为，中国传统的“中道”哲学思维在中国60年的发展道路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主要表现为：
在领导力量上，一方面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同时也注意发挥人民更大作用，用融合中国传统价值观和时代精神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保障人们同心同德参与社会主义建设。
在社会制度上，既坚持走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道路，又根据中国特色提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60年来，我们坚持在不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的前提下，对社会主义的实质不断地加深认识，从社会主义到初级阶段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对我国社会主义定位越来越明确，目标越来越务实，从而形成了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方略。
经济制度上，实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把社会主义所有制（包括公有制、集体所有制和私人所有制）同自由市场相结合，即采用混合经济形式，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60年来，我们经历了盲目追求‘一大二公’、‘纯而又纯’的公有制，到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的同时，又毫不动摇地支持、鼓励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分配方式上，一方面鼓励部分人先富，又强调缩小过大的收入差距，防止两极分化，最终要达到共同富裕。
在体制上，既注重市场化，又发挥政府宏观管理的作用；既充分利用国外的资本、资源、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又减少对外国的依赖，促进本国企业和产业的发展，维护本国的经济安全。
社会上，把保持社会稳定作为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并以经济发展促进社会问题的解决并保证社会的稳定。
变革方式上，以一种渐进式的“摸着石头过河”方法，先行试点、先易后难、循序渐进。这样做既使政府比较容易控制改革的进程，把改革自上而下的战略部署与基层自下而上的创造积极性结合起来，也使人们可以及时总结经验和教训，校正改革的步骤，从而阻力更小、成本更低，使改革在不断深入的同时也保证了社会的稳定。
对外关系上，把捍卫国家主权和安全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中国给自己的角色定位就是要避免两种偏执倾向，一是无所作为的独善其身，另一是盲目冲动的民族主义。主张把全心全意办好中国自己的事情放在第一位，与此同时承担起相应的、适当的国际责任与义务。
如果从一个模式的成型来说，我们所归纳的特点当然是它最高形式的特点，因此，我们比较直观地看到其目前的表现，俄罗斯共产党主席久加诺夫将此描述为：“社会主义+中国民族传统+国家调控的市场+现代化技术和管理。”韩国经济学家、西江大学全成兴教授概括为，通过强有力的领导实现政治稳定，渐进性改革，在创新中考虑国家的实际情况以及历史沿革等等。[v]但是，在总结中国模式的时候，我们不可忘记探索和形成这种模式的整个过程，十七大报告要求全党同志“三个铭记”，对于我们深刻认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几代中国共产党人艰苦探索、薪火相传意义深刻。“我们要永远铭记，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毛泽东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要永远铭记，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开创的；要永远铭记，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承、发展并成功推向21世纪的。”考虑到中国模式只是初步形成，它是一个未尽过程，这个过程包括前面60年，也包括以后若干年，对这个模式或经验或许可以这样概括：以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为立足点，以市场化、全球化为手段，以统筹兼顾为方针，以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国家为目标的发展模式。
三，中道思想与中道之路
中道思想是中华文化的精髓，。在中国哲学思维中，“中道”不仅与人生观相联系，作为一个人行为做事的方法，同时也是一个国家治国治世所应遵循的道路。
中道思想至少有以下三方面的意思：
一是正确、恰如其分、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中道从“中”而来，在《周易》里指出位居“中”方为“当”。中，就是不走极端，不偏废一头。譬如尧授命于舜，嘱咐其“允执厥中”，舜授命于禹，亦嘱咐其“允执厥中”，[vi]据说后来从禹传到汤，再传文、武、周公、孔子、孟子，以至于“允持厥中”被视为传统儒学，乃至中华文化传统中做人为政的著名要訣。孔子主张凡事有度，抑其过，引其不及，归中道也。他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獧乎！狂者进取，獧者有所不为也”。[vii]过头和不及是事物的两种极端化倾向，或者说两种错误倾向，孔子认为都不足取。譬如说，为人之道既不可好高骛远，也不应自暴自弃；既要追求理想，又须面对现实；为政过严或太宽都不好，要“宽猛相济，政是以和。”[viii]
后来孟子在引述孔子话时将“中行”说成“中道”。他说“大匠不为拙工废其绳墨，羿不为拙射变其彀率。君子引而不发跃如也。中道而立，能者从之。”[ix]中道恰到好处地在那里，需要人们去发现它，实践它，而不是让中道来适应你。道家的老子亦提出要“守中”，要“执两用中”。庄子说，为人做事要“执一统众”、“守中致和”，并以疱丁解牛为例，提出了“缘督以为经”，也即行中道以为常法的养生方法。佛教一方面把中道看作是脱离二边的最高真理；另一方面也把中道作为行为规则，就是在不断的修证中，接近和达到解脱的不二之道。
上述可见，“中道”思维与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不同，它强调多元融合，强调不偏于一执。中道和与其相似的中庸、中和等概念构成了中国传统哲学的核心，成为中国人智慧的丰厚资源,也成为中国人独具特色的生存智慧和处世态度。这种思想为寻找多种可能性和进行适当选择提供了广阔的思想视野，为不断调整和探寻正确的道路指出了恰当的方法。
新中国建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力求寻找一种无过和无不及的中道之路。毛泽东深谙中道思想，并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对这种思想进行阐释，在1939年2月20日致张闻天的信中毛泽东指出：“‘过犹不及’，肯定质的安定性，是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是重要的思想方法之一，是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是哲学的重要范畴，值得很好的解释一番。”他还上升到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阐释中道思想：“‘过犹不及’是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是重要思想方法之一。一切哲学，一切思想，一切日常生活，都要做两条战线斗争，去肯定事物与概念的相对安定的质。”过头或不及，是说“一定的质被包含于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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