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在一个日趋复杂和多元的理论生态环境下进行的。其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在整个改革开放进程中始终存在两种最为流行和受众最广的话语系统：一是由马克思主义主导的政治学话语；一是西方经济学占强势地位的经济学话语。二者的相互竞争和在价值观上的对立带来的一个理论后果就是经济世界与价值世界的偏离。走出这种二元世界的樊篱，是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面临的一项重大使命。为此，必须破除西方经济学事实与价值二分法的迷障及其营造的理论幻象，加强西方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三者之间的有效对话和交流。
[关键词]事实/价值二分 西方经济学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面临的理论生态日趋复杂和多元，其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在整个改革开放进程中始终存在两种最为流行和受众最广的话语系统：一是由马克思主义主导的政治学话语；一是西方经济学占强势地位的经济学话语。由于对话渠道不畅，二者实际上暗中处于相互竞争状态，各自都在自己的领域不断自我强化话语权，这种学术分治状态带来的一个理论后果就是经济世界与价值世界的偏离。走出这种二元世界的藩篱，是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面临的一项重大课题。为结束这种偏离状态，我们需要深究三个问题：偏离是如何产生的？成因有哪些？如何走向统一？
一、二元世界的生成：经济世界与价值世界的偏离
在当代中国，经济世界与价值世界的偏离，在学术上表现为一个二元理论世界的生成过程。这一过程深深植根于西方经济学去价值判断化的发展史和人们对它的片面认知史之中。
1．经济世界：“是什么—西方经济学”
大卫·休谟是西方经济学去价值判断化的理论肇始者。他在《人性论》中严格区分了“是什么”与“应当是什么”这两个命题，“是什么”的问题指称的是确定的事实，而“应当是什么”的问题指称的是价值判断。[i]从逻辑学角度讲，从“是什么”不可能过渡到“应当是什么”，因为这种过渡存在两个不可逾越的逻辑鸿沟：在空间上，我们无法从有限跳跃到无限，即从实际观察到的有限事例（特称判断）跳跃到涉及无穷对象的全称结论（全称判断）；在时间上，我们不能从过去和现在跳跃到未来，即从过去和现在的经验跳跃到对未来的预测。
在经济学寻求自身科学化的过程中，休谟上述原本属于经验主义的归纳命题，伴随着二十世纪逻辑实证主义和科学哲学向经济学的渗透[ii]，最终被演绎幻化为一种绝对的事实与价值二分法的形而上学。而休谟命题“从无害的区分到形而上学的二元论的关键转换”[iii]，恰好为经济学去价值判断化提供了立论依据。在某些经济学家看来，人类认识能力既然不能跨越这两个逻辑鸿沟，就应该让经济学留在此岸世界，摆脱烦人的价值判断，集中精力探索科学的经济规律，而把彼岸世界交给哲学或其他社会科学来研究，以便为人类寻觅一个精神家园。在西方经济学说史上，大家公认西尼尔是第一位明确提出经济学价值无涉问题的经济学家，他在《政治经济学大纲》中直接言明：“作为一个政治经济学家的职责，既不是有所推荐，也不是有所告诫，而只是说明不可忽视的一般原理”。[iv]西尼尔的观点在西方经济学界引发了一场关于价值立场问题的大论战。[v]
此后，约翰·内维尔·凯恩斯为了科学经济学能够自立门户，刻意把科学分为三类：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实证科学、社会科学意义上的规范科学和政策艺术(手段)。在他看来，“经济学侵入伦理学不仅不能消除争议，并且会使争议永久性地存在下去……目前阶段到了必须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了，我们没有理由不把经济学看成实证科学，从而使之独立于其他学科。”[vi]从此学术界便有了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的分野。再往后，边际革命的先驱杰文斯、奥地利学派的米塞斯和货币学派的弗里德曼等，这些经济学界的精英推动经济学沿着科学化的方向一路高歌猛进。如此以来，西方经济学家运用自己所掌握的强势话语权，成功地为经济学塑造了一个科学化的学科形象，并给人们留下一个只讲“是什么”而不管“应当是什么”的实证科学的印象。最后，这些观念被浓缩定格为一个经济学价值无涉命题：“经济学涉及的是可以确定的事实；伦理学涉及的是估价与义务。这两个领域风马牛不相及。”[vii]
作为一种主流观点，经济学价值无涉命题起码带来了两个后果：其一，经济学的科学性和实证性得到强调直至过度渲染，并在逻辑上造成一个即成事实，即经济学能够独立于道德科学而存在，进而整个经济世界也可以通过种种经济学假定，被割离抽象出来，成为一个价值无涉的自在世界。其二，这种把伦理问题排除在经济学“理性商谈之外的做法”[viii]，为西方经济学巧妙地避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检视提供了理论庇护，并在客观上助长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强势话语权。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式微就是在此背景下发生的。
2．价值世界：“应当是什么—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学术界对前述事实与价值二分法逻辑似乎缺乏一种应有的理论警觉。首先是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我们经常会看到这样一种观点：研究西方经济学必须严格区分其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辩护性内容和在技术上的某些有用之处，在吸收其技术上的某些有用之处时，必须放弃其意识形态辩护性内容。[ix]这种观点的立论依据暗含了如下逻辑前提：西方经济学本来就可以被人为地割裂为价值无涉的技术世界和价值有涉的意识世界。理由是，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够在学习西方经济学的技术性内容时不被其意识形态所纠缠。 但是，这种将西方经济学内部世界“二分法”的理论逻辑，其本身就已经落入西方经济学家长期以来所刻意营造的经济学去价值判断化的理论陷阱，从而走向一种“逻辑自反”。
反观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同样存在类似问题。这可以从下述惯用理论辩护逻辑中得到印证。比如，有学者认为，也许劳动价值论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会面临某些技术核算上的困难，但是作为价值批判的理论武器，它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仍然发挥着理论支撑作用；又如，剩余价值学说虽然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仍然占据着核心地位，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其剥削论点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意义上应该被淡化，甚至是抛弃；再如，相比于私有财产制度，公有制也许在经济学意义上（由于经济绩效低下）正经历着被实践证伪的危险，但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它仍然是必须坚持的核心理论；等等。这些论点，要么把某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命题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割裂开来，要么把某些马克思主义哲学命题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割裂开来，出于各自学术上的自私，片面地肯定一方而否定另一方。这无异于是在肢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其哲学的天然联系，且与西方经济学家对“是什么”与“应当是什么”所做的刻意区分，具有逻辑一致性。
应当看到，我们为了维护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主导地位，不自觉地将西方经济学刻意营造的事实与价值二分法，用于分析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这恰似用一种近乎自反的方式来化解自身的学术难题。换言之，当我们急于运用价值判断排除西学的影响时，却在无意间割裂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经济学的天然联系。这使得我们在借鉴西方先进文明和重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过程中，难以突破固有的价值判断，要么只能追求纯粹技术上的创新，要么就是把价值问题技术化，陷入一种“技术论”怪圈。
3．偏离的后果：三种理论幻象的形成
事实与价值二分法的片面认知逻辑，一经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确证，并被误用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经济学的理解，学术上的分工必然表现为三种分治状态：西方经济学内部的实证经济学与规范经济学研究的分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其哲学研究的分治，以及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哲学研究的分治。与此相对应，最终形成了如下三种理论幻象。
第一种理论幻象。西方经济学是科学经济学，它用假定的方法从社会现象中剥离出经济现象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这些现象经过经济学家的刻意加工，营造了一种客观自在性——经济学中的经济事实就是外在世界中客观自在的经济事实，而经济学就是从这些经济事实中抽象出来的一般经济学原理，因而它具有实证性和科学性的特质。实际情况是，现代经济学自诞生那天起就是作为“伦理学的侍女”而存在的[x]，即便是在数理经济学高度发达的今天，它也被认为只是一门“虚假的科学”（science of artificial）。[xi]经济学从对人之本性的假设开始就已经在运用价值分析，是经济学家刻意模糊了价值判断；而价值的不明确，不仅妨碍了经济学真正的实证分析，而且使经济学家的意见经常被视为无可辩驳的真理。[xii]
第二种理论幻象。马克思主义哲学好像无须经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证明，就可以获得理论合法性和价值有效性；而后马克思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和重建，似乎也无须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指导，可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之外独自完成。实际情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通过其经济学的证明，方能确证其真理性，《资本论》就是这样的一部理论巨著；反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如果离开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指导，同样不可能实现后马克思时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和重建，而马克思“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就是这样的指导原则。
第三种理论幻象。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主导地位，不会从根本上为日益盛行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所动摇，因而，似乎可以放任其在中国经济改革和制度变迁过程中的话语强权。实际情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济学基础必须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它不可能从它的批判对象——古典经济学及其继承者现代西方经济学——那里找到自身立命的理论根据；相反，它所面临的是一个曾经被自己否证，而现在反过来却要否证自己的经济理论。
我们对以上三种理论幻象的分析，并不是要在学术研究领域鼓吹泛意识形态化和泛政治化。恰恰相反，泛意识形态化和泛政治化本身就是促成上述理论幻象的原因之一。这里只是揭示一个学术史实：无法摆脱价值判断是经济学在劫难逃的命运[xiii]，而且一种经济学只能表达一种经济价值观，否则它就会陷入逻辑自反。言外之意，马克思主义经济价值观只能由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来表达，而西方经济学绝不可能表达马克思主义的经济价值观。正是在此意义上，事实与价值二分问题决不是一个象牙之塔里的问题，而是一个事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重大现实问题。
二、二元世界的成因：三条松动的理论防线
在当代中国，上述二元世界的生成有着深刻的理论根源。主要是，面对西方主流经济学这一强势话语，马克思主义的三条理论防线均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松动：一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式微；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之经济学批判功能的弱化；三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的缺位。此三者均与事实/价值二分法教条的泛化不无关系，也是我们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面对的巨大挑战。
1．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式微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当代中国的式微，集中体现为两点：一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越来越处于被教学边缘化、学术边缘化和话语边缘化的境地；二是有些学者已经开始担心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指导中国经济改革中的主导地位，存在着被西方经济学替代的可能性，或者已经被替代。[xiv]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面临困境是事实，对待事实的态度也有多种。或是误以为这种经济学已经失去存在的理由，由此认定应该放弃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此为错误的看法；或是将罪责全部归于西方经济学的强势话语，由此认定只有弃绝西方经济学才能走出困境，此为肤浅的看法。我们认为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其一，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自身；其二，深刻反思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自身。
首先，应该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自身。这关涉到一个基本的科学哲学命题：经济学乃至全部社会科学的可接受性或合理性标准是什么？这就是科学哲学所关注的科学与伪科学的划界标准问题。在此问题上，依据人们对事实与价值二分法的不同理解，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有着根本不同的看法。长期以来，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对“经济事实”的理解一直深受三种科学哲学思潮的影响：实证主义、证伪主义和工具主义。经济学实证主义和证伪主义坚持经济事实对经济理论的可实证性或可证伪性标准，认为经济事实与科学事实一样具有纯客观属性，并赋予经济事实对于经济理论的选择以“判决性”地位；经济学工具主义则认为经济理论只不过是一种分析工具，它直接拒斥价值对经济理论的任何甄别功能。[xv]由此，在事实与价值的二分法中，事实的作用被拔高甚至神圣化。反观马克思主义学术界，我们似乎已习惯于把价值判断作为审视和评判经济理论的基本标准，甚至是唯一标准。由此，事实的作用无意中被矮化，价值的作用被放大甚至政治化。矮化事实而过度看重价值判断的做法，不但会带来对西方经济理论的误解，还会使我们在评价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时缺乏一种足够客观的立场。
由此看来，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必须破除事实与价值二分法的魔咒，坚持事实与价值相统一的基本立场。以此为基点，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首先是一种科学的学说，否认这一点，就彻底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价值导向功能；同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具有理论假说的性质，否认这一点，就意味着要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凝固定格为一种绝对真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上述“二重品格”内在地决定于其研究方法之中。对此，保罗·斯威齐曾说：《资本论》“第一卷所取得的成果，带有假设的性质，在很多……情况下，它们在较低的抽象水平上经受范围大小不等的修正，也就是说，这时候人们要考虑到现实的更多的方面。因此，不能把第一卷所表明的趋势或规律，解释为对未来的直接预言。它们的正确性，同它们是在什么抽象水平上被推导出来的有关，而且同分析进到更具体的水平时所必须经受的修正程度有关。”[xvi]
这段话启示我们，就像西方经济学一样，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某些命题同样具有理论假说的性质。基于这一认识，或许如下问题最需要思考：我们应该如何辨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真理性命题”和“假说性命题”？进而，应该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假说性命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命题，如劳动价值理论、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理论、生产无政府状态理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理论、财产所有制理论等，都可以在“真理性命题”与“假说性命题”这一框架内来历史地加以考察。从学科建设角度看，这种考察构成了我们创新和重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思维原点。而实际情况是，由于受固有思维方式的局限，我们在遭遇理论窘境和现实问题时，经常是纠缠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个别命题或个别概念，以至试图通过技巧性的辩护来化解难题。结果是，尽管我们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创新和重建的成果还是无法令人满意。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当代中国的历史境遇与此不无关系。
其次，应该反思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自身。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经济体制和社会转型期，学界面临如此多的现实问题亟待研究，人们面对如此多的疑问渴求解答，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却有越来越被学术边缘化的趋势，这不能不令人深思。究其根源，这同样与事实与价值二分法被泛化不无关系：价值判断本位意识妨碍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和重建。它表现为如下两种倾向。
第一种倾向是，过度依赖于意识形态支援，甚至祈求运用纯政治手段来保卫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免受西方经济学的渗透。但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生命力在最终意义上既不可能来自于纯粹政治性的推动，也不可能完全依靠限制西方经济学的话语权来实现。这是因为：一方面，经济理论的建构虽然是一种主体性的创造发明，但它最终还是要受实践证据的制约，经济理论虽然具有道德属性，但理论研究规范最终会纠正治学者的价值失范行为；另一方面，历史语境的变迁要求在特定语境中生成的理论不断地向着迫近真理的方向前行，而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再语境化功能和开放性特质，则要求其自身不间断地处于创新和重建之中。封闭的意识形态观念难以适应理论发展的这些本性和要求，延迟了理论创新和重建的步伐。
第二种倾向是，试图将中国乃至世界经济制度变迁史，全都置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光谱之下，统摄并剪裁所有现代经济史实。鲍德里亚曾说，马克思时代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政治经济学体系“还没有充分发展出它的全部矛盾，因此，对马克思来说，根本性的批判是不可能的……马克思本人无法侵入到这个体系的整体逻辑之中。只有这个体系发展到成熟阶段，批判才能直达根基。”[xvii]鲍德里亚的断言应该引起我们的警觉：一方面，必须严厉批判鲍德里亚之流毫无根据的“马克思过时论”，这种论调根本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一种思想方法，其所具有的强大带时代生命力；另一方面，他确实警示我们必须重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如下经济学观：“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xviii]运用这一经济学观来关照当下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我们最不能忽视的一个史实就是：马克思与我们之间毕竟存在着一个百年历史间距。这是因为，正是有了这个历史间距，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成为一种必要，而且变得尤为迫切；忽视或者不够重视这个历史间距则必然会延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2．马克思主义哲学之经济学批判功能被弱化。
面对西方经济学的强势话语，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所弥漫的焦虑气氛不同，马克思主义哲学界似乎缺乏学术自觉，造成马克思主义哲学之经济学批判功能的弱化。造成这一局面的深层原因，或许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对西方经济学的意识形态瓦解功能还估计不足。这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
第一，哲学界对西方经济学的主流价值观缺乏足够的理论警觉。西方经济学的核心价值观是经济个人主义，与之相配套的还有经济自由主义、经济理性主义、经济自利主义、竞争至上主义、效率中心主义和资本人道主义等。随着西方主流经济理论在我国的广泛传播，上述意识形态正加速侵蚀人们的思想观念，主要表现为：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受到质疑，集体主义伦理观受到冲击，个人主义思潮大有勃兴之势。对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界似乎既缺乏应有的学术自觉，又缺少足够的知识储备，致使学术澄清工作进展迟缓。其实，早在70年前凯恩斯就告诫我们：“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们的思想，不论它们在对的时候还是在错的时候，都比一般所设想的更为有力量。的确，世界就是由它们统治着。讲求实际的人自认为他们不受任何学理的影响，可是他们经常是某个已故经济学家的俘虏。”[xix]
第二，马克思主义两大阵营内部的学科分野铸就了一些学术偏见。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可能认为，即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某些命题变得不合时宜了，这也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无涉，因为哲学作为一般理论抽象，它具有统摄和剪裁其他学科的理论品性。再者，即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抵挡不住西方经济学的强势话语，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官方意识形态，其主流地位也不可能被动摇。反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在“经济学帝国主义”大行其道的今天，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对哲学乃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成见也滋生出来。这种成见来自如下事实：其一，在曾经的哲学统帅一切的年代，哲学界试图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说明一切，给人留下的印象却是宏大叙事，从此哲学研究的功用受到了质疑；其二，与哲学不同，经济学切近现实生活，特别是在经济学已取代哲学成为“显学”的背景下，尽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面临诸多问题，但其哲学求援意识并不强烈，甚至不屑于寻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支援。
如此以来，似乎哲学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可以独立于经济学形态的马克思主义而存在，反之，经济学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也可以独立于哲学形态的马克思主义而存在。结果是，在马克思主义遭遇窘境的情势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哲学非但很少联手应对，反而给人以“各人自扫门前雪”的印象。这是我们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所不愿意看到的奇怪现象。
3．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的缺位
原生态马克思主义哲学肯定存在着一个“经济哲学传统”，但是，在现有马克思主义知识谱系中却难觅“马克思经济哲学”的踪影。这是事实与价值二分法被泛化的又一理论后果。对此，可从两个层面来分析。
其一，我们不自觉或许是不情愿地接受了主流经济学家基于事实与价值二分而做出的貌似有理的学术分工：经济学研究的是“是什么”的问题，这与哲学所研究的“应当是什么”的问题不相干。这种认知逻辑在客观上导致了两个后果：一方面，学科间的长期分野，造成治哲学者缺乏应有的经济学知识储备，而治经济学者本应接受的基本哲学训练长期受到忽视；另一方面，当哲学界开始突破哲学研究固有的边界，着手经济哲学研究时，无论是哲学家还是经济学家对此都心存疑虑，甚至认为，经济哲学研究不但亵渎了哲学的尊严，而且冒犯了经济学学科的科学性。结果是，哲学性质的问题由哲学家研究解决，经济学性质的问题只能由经济学家思考。经济哲学失去了存在的根本理由。
其二，肇始于事实与价值二分法而铸成的学科分野和学术壁垒，还影响到学术界对马克思研究方法的准确把握。以《资本论》为范本，马克思的方法被公认为“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学界对此有多种解读方式。但学界忽视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解维度，这就是马克思的经济哲学研究方法，其基本理路可描述为：古典政治经济学——历史唯物主义——资产阶级市民社会。也就是说，马克思通往科学哲学观的道路是一条通过经济学批判而达至历史唯物主义，反过来又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来检视资产阶级市民社会的道路。由此不难看出，在马克思的整个哲学研究中存在着一条主线：经济哲学批判。而经济哲学批判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断获取和展示生命力的源泉，恰如恩格斯所说：“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xx]
无视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传统已经带来不少严重后果。最典型的学术事件是，马克思毕生最伟大的两个发现[xxi]（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原本是不可分离地交融在一起的，然而在今天的教科书体系中, 马克思的这两大发现却被人为地分离开来：唯物史观被纳入到哲学, 剩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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