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两字之差，却反映出发展方式的内容与意义上的深刻深化。“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提出，为时已久，但似乎长期来成效不显。这既是由于片面的GDP增长导向，更是由于缺乏有效的转变策略与措施有关。现在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仅是排斥了片面的增长方式，更为经济与社会的全面发展提出了有效的策略与措施。
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出了极其明快的方向性的论述。一是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这就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关系突显出来了，也就是说把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成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实质性内容，使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有了现实的基础与支撑点，不再像过去那样只是空泛地叫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了。
二是提出“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这三大“转变”，更是把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具体抓手把握住了。
应该说，改革以来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也是在产业结构这三大方面不断升级中实现的。但是，现在又到了进一步转变的新的关节点。
20世纪80年代乡镇工业企业的崛起，成为当年中国改革与发展的一大奇迹。以后大量地引进外资，主要也是发展一些加工产业。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更成为发达国家与地区加工产业转移的主要对象，从而急剧扩展为世界性的“加工车间”。可以说，正是第二产业的急剧拓展与在三次产业中的比重增大，是80年代以来促进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的主要原因。第二产业的一马当先，也是工业化发展阶段的基本特征，为上亿人口摆脱贫困创造了物质基础。但与此同时也必须看到，急剧的工业化发展进程也给社会带来了诸如资源的极度浪费、环境的严重污染、农业的相对落后、第三产业的发展不足等一些不能不予以注意的后遗症。三次产业间的不协调，已经到了不仅影响整个社会经济健康发展，也影响到第二产业本身持续发展的地步。从而，三次产业间的协调发展，已经是迫在眉睫。
还应该看到，前一时期第二产业急剧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绩，也为三次产业的协调发展创造了相当的物质基础。比如，当前我国财政之所以能通过免征农业税以及有关的转移支付等方法，去有力地支持“三农”发展特别是支持新农村建设事业，这在相当程度上也依赖于工业所提供的巨大财力，或者说一种有力的“以工补农”。
而第三产业的发展，不仅适应于国际产业结构发展的潮流，更是提升现有我国二产层次的有效途径。特别是发展第三产业中的生产服务业，更是直接为提升第二产业发展层次服务。所以，现在提出一、二、三次产业协调发展，可以说是正当其时。
在消费、投资与出口，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无论是计划经济时期，还是市场经济改革以来，投资始终是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首要因素。尽管片面发展重工业、为生产而生产的“投资怪圈”已经不再存在，即使宏观调控政策不断出台，但也似乎难以抑制新的“投资饥饿症”。前一时期，曾采取“扩大内需”政策，但是大量的国债资金最后也多是用于交通等基础设施硬件，还是增加了投资权重出口的大幅度增加，并成为推动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第二要素，这是我国向型经济发展的重大成就。在工业化发展过程中，在经济起飞时期，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投资与出口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到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特别是作为一个大国，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影响滞后，这就不能不是一个需要认真注意的问题，因为这不仅涉及到民众生活，更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经济的持续增长。请看当前世界上一些经济发达、也是开放度高的国家，无论是美国、日本还是欧洲的几个大国，推动经济增长的第一要素都是消费。如美国出口对经济的贡献率只有百分之十几，你能说美国经济的开放度不大吗？美国号称为进出口第一大国，但是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来看，远排在国内消费之后。消费是推动一国经济增长最稳定、最持久的动力。对一个大国来说尤其如此。从而，提出依靠消费、投资与出口协调拉动，无疑将使未来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提供更稳定的因素。
靠拚原材料消耗，靠消耗大批廉价劳动力，是改革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途径，一种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现在要转变为主要依靠科技进步、靠提高劳动者的素质与管理创新，这更是生产方式的一种巨大转变与提高。当前的世界已经是知识经济的世界。知识的不断爆炸，成了当前社会的主要生产力。中国人不缺智慧，不缺创新能力。只要我们进一步深化改革，让我们的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真正成为独立运作的市场主体或者说创新主体；让我们的政府真正成为扶持、引领社会创新体系发展的服务型政府；让我们众多的社会中介机构充分发挥其对创新的媒介、协调与支持功能，那么，在2020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性能成为现实。
报告为我们展示了转变发展方式与优化产业结构的美好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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