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大国不仅需要雄厚的硬实力作后盾，而且还需要拥有强大的软实力。中国选择的是和平发展的全新之路，这就意味着，在不断增强经济实力的同时，也要不断提高软实力，使软实力与硬实力之间保持平衡、协调发展。在过去近30年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中国走的是一条追赶式的发展之路，因而不可避免地一度陷入对GDP的崇拜之中。事实证明，这种追赶式的发展不是科学的发展，也不是以人为本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明确指出，发展的最终目标应该是人的全面发展。因此，提高硬实力发展的质量，必须以提高软实力为先决条件。自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不仅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而且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更明确指出，要不断提高国家的文化软实力。甚至完全可以说，只有文化的复兴，才能真正体现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复兴。
文化资源大国今日如何？
从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一直到上个世纪末，中国主要是着力发展硬力量。这是由当时中国的国情所决定的。当时的中国，人均GDP不到200美元，如果按照世界银行人均美天消费不到1美元就算绝对贫困为标准，中国的赤贫人口数在1981年是6.34亿，到2001年减少到2.1亿。即使按照中国年收入低于637人民币的标准来计算贫困人口，根据国务院扶贫办的统计，1978年，中国尚未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也有2.5亿人。在当时的情形下，中国没有资格来谈软实力建设，不得不把经济建设作为中心来抓。但是，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以后，中国硬实力特别是经济实力得到空前提升。在这种经济基础之上，中国已经到了不能不谈建设软实力的时候了。这是因为，硬实力仅仅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物质条件，并不是现代化本身，而软实力才是人的素质的核心，是体现以人为本的国力要素构成。当硬实力达到一定程度时，硬实力对国家的发展就不再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这时，在国家发展中起决定作用的将是社会的和谐、制度的完善、文化的发展等软实力。也就是说，当硬实力发展到一定程度时，软实力将是决定国家发展的主要因素。
中国无疑是一个文化资源大国，源远流长、底蕴深厚、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不仅是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而且也同样滋润了世界其他民族，也是世界其他民族的精神养料。但是，文化资源大国并不天然就是文化软实力大国。资源要成为实力，还需要有一个转化过程和国家的转化能力。然而，长期以来，中国缺乏的恰恰就是把资源变成实力的能力。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方面的。
从国家政策层面来看，中国自晚清以来毕竟经历了长时间的封闭。封闭使中国对外部世界了解甚少，当西方列强经过文艺复兴、工业革命之后走上富强之路时，泱泱大国还沉睡在“中央大国”的美梦之中。即使在西方列强打开中国大门之后，中国对西方的认识也如隔雾看花，对西方文明的认识朦胧中仍带有不屑一顾之感。新中国建国后的相当长时期内，国家同样因种种原因而处于封闭之中。结果，中国与新科技革命失之交臂，而且国内政治运动也导致国家的能力建设长期被忽视。
从民族心理来看，博大精深的文化资源既是民族的精神宝库，但弄不好也会成为民族的精神包袱。而恰恰在这一方面，中华民族面对着巨大文化资源也不可避免地形成了文化夜郎主义心理，既不思上进、不善于创新，也唯我独尊，不愿成为“拿来主义”者，而永远做一个“送去主义”者。就像古丝绸筑路一样，驼峰马鞍永远把一个个东方古老的传说从东方载到西方，并在西方播撒东方文明的种子。后来，当西方列强强行“送来”之时，欧风美雨也没有把中国社会的腐朽和中华民族的文化夜郎主义洗刷一新，相反，在欧风美雨的涤荡之下，文化夜郎主义变态的程度进一步加深——对外部文化的严重拒斥。
上述两个方面的原因的合力作用，其结果是是中国软实力存在着严重的缺陷：文化资源大国却是文化软实力小国，这宛如一个虚肥的膀子加上严重缺钙。
软实力大国如何可能？
当前，有不少西方学者对中国软实力评价比较高，认为中国软实力资源非常丰富，3000多年来，中国的耀眼光芒吸引着商人、使节、学者和教徒纷纷前来寻求财富、权力、教诲和灵感，改革开放更进一步激发了世界各国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文化向其领国乃至整个世界展开一场“魅力攻势”，甚或者说是向世界打出了一张非常重要的“软实力牌”。美国学者乔舒亚·柯兰奇克在最近出版的《魅力攻势——中国的软实力是如何改变世界的？》一书中，更是系统地梳理了中国软实力如何在亚洲及整个世界崛起的历程及其影响。但是，中国自己应该有自己的看法，不能被西方学者“捧杀”。实际上，冷静地看，当今中国软实力仍然呈现出量小质低的特点。很显然，尽管中国是一个文化资源大国，但在世界文化贸易中，中国存在着严重的“文化贸易赤字”。这就是说，中国文化竞争力处于较弱较低的态势。同样，中国教育是一个教育资源大国，但也是教育弱国，在教育贸易中，中国每年也存在着高达20亿美元的教育逆差。仅此就足以表明，中国软实力的严重缺陷。
那么，中国能否成为软实力大国呢？回答是肯定的。首先，当前中国成为软实力大国已经拥有了雄厚的物质基础。特别是经济实力大大增强，从经济总量来看，按照现行市场汇率计算，中国GDP总量已经上升为世界第三位，仅次于美国、日本、德国。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中国经济总量2006年首次超过20万亿人民币，列美国和欧盟之后，居世界第三位。数据表明中国至少已经是一个经济大国。这就为建设中国软实力把中国建设成为软实力大国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
其次，建设中国强大的软实力恰逢时机。和平发展是世界的主旋律，在这种时代条件下，尽管世界仍然不稳定，国际热点还存在、局部地区的战争也时有发生，但国家之间的竞争主要是非军事领域的竞争，而主要是集中在创新能力上的竞争。一国的创新能力必须依赖于以文化为主要内容的软实力的发展。因此，中国完全能够抓住这次机会，通过弘扬中华民族文化，同时又善于吸收各国优秀文明成果，来达到增强中华文化的世界影响力。
再次，中国执政党和政府推行了积极的文化发展政策和具体的措施，为增强国家软实力提供了可靠的政策保证。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文化设施建设，不断加大投入，建设各类文化设施。全国共完成基建投资153.7亿元，比上一个五年增加了49.5亿元，增长47.5%，年均增长10.8%。全国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大中型文化设施建设项目显著增加。其中，国家重点文化设施建设项目总建筑面积62.18万平方米，概算总投资90.71亿元，已完成投资47.69亿元。全国一大批文化设施纷纷上马建设，形成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化设施建设新的高潮。自“十五”以来，中国以更开放的姿态开始了与外国互设文化中心的工作，海外文化设施建设速度明显加快。目前，我国已与10多个国家签订了互设文化中心的备忘录或确定了意向，并陆续建设了埃及、马耳他、韩国、法国、德国等国家的中国文化中心，已建成或正在建设的海外文化设施包括法国巴黎中国文化中心、柏林中国文化中心、韩国中国文化中心、泰国曼谷中国文化中心、毛里求斯中国文化中心等10个，总建筑面积达近
软实力建设何以任重道远？
但是，应该看到，中国要成为软实力大国不能一蹴而就，软实力建设任重道远。这既有中国内部诸因素的制约，也有外部力量的制衡。
从中国内部来看，一是制度创新特别是文化发展的制度创新严重不足。制度创新本身就是软实力发展的重要内容，而文化发展则直接需要制度创新，以解放文化生产力。文化的发展更依赖于文化产业的发展。因此，制度创新必须确保文化产业发展要实现从知识资源向知识资本转化，从GDP增长向生活质量的转变，从经济强国向文化强国的转型。然而，这些转化、转变和转型都与中国社会整体转型一样，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二是中国内部社会结构的失衡导致文化资源分布不平衡。社会结构失衡集中表现为利益结构失衡，经济利益上的两极分化现象比较明显；同时，又由于制度建设和文化观念等软实力要素的不足，使一小部分人群过多地掌握了社会资源和市场资源，并进而过多地占据了软实力资源。如果改革发展总体效益包括软实力效益的共享程度下降，可能导致社会的认同感和凝聚力的削弱。而平衡这种社会结构也需要进行长期努力。三是民主政治发展还有待进一步完善。民主政治不完善的一个重要表现是，政治权力不仅仍然或多或少地参与经济利益分配，而且同样也参与文化资源的分配，这就使得原本就不平衡的文化资源分布格局在权力的干预下不平衡程度进一步加深。而同样的理由，民主政治建设也是一个漫长且渐进的过程。
从外部因素来看，一是西方大国因对中国存在着固有的意识形态偏见，不仅认为中国硬实力的崛起会陷入历史上西方大国崛起的“周期率”，会对既有大国构成挑战和威胁，而且也认为中国加强软实力建设也是为了挑战既有大国的目的，因而必然要威胁世界的稳定。二是由于这种意识形态的偏见，西方大国对中国无疑存在着严重的“信任赤字”。在信任不足的前提下，无论中国对外宣称走和平发展道路，还是中国在世界各地所从事的关于中国文化的各种推广活动，都被渲染为各种版本的“中国威胁论”。三是由于前面两种原因而导致西方大国强烈要求中国在国际上要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并进而提出所谓的“中国责任论”。尽管这种提法对中国的认知有相当大的积极意义，与历史相比也有很大的进步，但包括一些西方学者也毫不否认，西方提出的“中国责任论”，往往是根据西方大国的利益来定位“中国责任”的。其目的不仅是要掌控中国的崛起，更是要遏制中国的崛起，包括中国硬实力的崛起和软实力的崛起。也就是说，中国在国际社会中所面对的复杂矛盾，也决定了中国软实力建设之路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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