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是第二个“文化遗产日”，为宣传展示文化遗产的现状和成果，各地都搞了不少活动。文化遗产“保护什么”和“怎么保护”，始终是一个困扰的问题。这里发表的两篇文章，可以给大家提供一点思索材料。
在一年的有限天数中专门拿出一天作为“中国文化遗产日”，足见对文化遗产的重视已被提升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有关文化遗产的保护，专门家已有周至的考虑，而让行外的读者参与关心，也是件有意义的事。
有一次我们所召开报告会，报告人是上海史的资深专家，他对南市的老城墙被拆十分感慨。类似的倾诉近年在各种场合时常可闻。的确，暖饱问题解决后，市政建设，扩而大之到整个“民生”事业，不应只着眼于狭隘的“实用”，而应更多地关注丰富的文化、精神性等方面的内容。在这点上达成共识并不难。但什么样的东西值得保留？牺牲实用有没有个限度？也不能说完全不是问题。
文化遗产，一类是本身有很高的价值，比如故宫博物院里的许多文物，在它出生的当时就是价值连城的宝贝；另一类的价值主要是时间附加的，打个不严肃的比方，秦始皇的排泄物，本身只是“糟粕”，但如果保存到今天，肯定会成为属于“保护”范围的“精华”。（这样取其两端只是为了方便说明，实际情况当然更多的是兼具两者。）所以什么样的东西值得“保护”确应有个选择。我们今天往往强调失去了就不会再来，但其实文化遗产是在不断增加的。今天的奥运场馆、世博场馆都是今后文化遗产的最重要候补，再说得极端一点，即便寻常的百姓日用，如果保存一千年，不仅都会身价百倍，而且一定会移宫换羽化为“文化”的遗产。这里就有个保护以至于保留的成本问题。地球的资源是有限的，“文化遗产”，或待升格的潜在的文化遗产，在和今人的实用相争时，是理所当然地取前舍后？还是应该有个平衡？当年梁思成哭北京城墙今天勾起的是悲情的回想，北京城墙被拆确实可惜，但从另一角度想，今天的城市如果还是千百年前的旧貌，恐怕也不是大多数人的向往。我一直有个偏见，以为等级时代少数人的雅致生活是建立在“众生”的没有生活之上的，这点与本文题旨无关，不必展开。因此，对花费国家——个人另当别论——钱财保护的文化遗产不应是对故物的照单全收，在本身有真价而非始皇遗矢的标准之外，也应该有个适当的度。
保护什么是个问题，如何保护同样也是不容忽视的问题。某地一纪念馆，今年适逢整数的纪年，国家投资七亿建造新馆。该馆馆长一直为捍卫该馆所保留的民族记忆不遗余力，令人钦佩。但当听他说起此事时，我的感觉只是“国家的钱真多”。如果纵向比较，中国现在的富强前所未见，但如果横向对比，我们在许多地方还落于人后，如果按照人均，我们的有些指标更还远不如人。即如文化遗产的保护，我们也时常可以听到经费不足的呼救。所以资源如何配置，既有得当的问题，也有公平的问题。但就文化遗产的保护说，更大的问题还在于如何保护。因为大投入往往伴随着大工程，而文化遗产的保护实以“绿色”保护为最善法。我所说的“绿色”还不仅是指广义的不违拗自然，比如大规模地改变地貌、建设宏伟的钢骨水泥工程，等等，而是希望就其“绿色”本义着手：与其大事扩建，不如多栽树木，广植花草。（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来源:《新民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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