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次党代会报告指出，上海在未来的五年内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举措之一是“大力推进产业结构战略调整，加快形成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在人均GDP即将突破1万美元，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收入水平的关键时期，在城市功能面临转型和提升的关键时期，上海果断“破局”，摒弃了前期在二三产业之间的犹疑和徘徊，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发展服务经济，构建三二一产业的发展方针。这一发展方针的确立，意味着上海已经厘清了长期以来在产业发展和城市功能定位上的模糊认识，并从由此产生的种种纠缠与争论中摆脱出来；这一发展方针的确立，必将有利于市场、社会和政府三方面形成合力，推动上海朝着九次党代会的预定目标——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稳步迈进。
纵观世界经济的发展轨迹，先发的工业化国家无一不已经实现了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从而得以继续保持在世界经济中的领跑态势。而这一规律在上述国家的主要城市中体现得尤为鲜明：从历史上看，西方发达国家的主要城市都曾遇到过城市功能转型问题，也就是从工业型城市向服务型城市，从工业经济体系向服务经济体系的转型。在这一过程中，有的城市转型比较成功，从而迈向了世界城市的行列，比如纽约、伦敦、东京等；有的城市则没有实现充分的转型，其功能和地位开始逐渐衰落，比如美国的匹兹堡、底特律以及英国的曼彻斯特、伯明翰等城市；还有的城市能否跻身于世界一流城市尚有待观察，比如美国的芝加哥、德国的法兰克福。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入展开，传统的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已逐渐让位于城市与城市之间的竞争。这一新的发展背景一方面加剧了城市在争夺全球经济主导权上的竞争，另一方面也为发展中国家城市功能的提升打开了发展的空间。香港、新加坡的崛起自不必言，韩国的首尔、马来西亚的吉隆坡、墨西哥的墨西哥城、巴西的圣保罗、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等均已成为 全球城市网络体系中的重要节点。这些城市地位的提升，与其城市功能的转型、服务经济产业结构的确立有着密切的关系。不难看出，各主要城市争夺全球经济主导权的竞争已经愈演愈烈，转型、突破和与时俱进是确保成功的不二法则。
服务型城市的特点是城市与外界、与全球城市网络和全球经济的联通性。这种联通性主要表现为信息、资金、人才要素的双向流动性，流动的范围越广、强度越大，则城市功能就越强。而这种联通性主要是通过生产者服务业来体现和支撑的。当生产者服务业发展到一定程度，能够承担起城市与全球城市网络的双向联通（而不是单向联通）以后，服务经济的产业机构便自然而然地确立起来了。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服务业，特别是其中的生产者服务业的规模、强度和辐射力决定了一个城市在全球城市网络中的地位。
上海建国以来一直都是中国最重要的工业型城市，但从目前的发展态势来看，其发展基础、发展条件和发展环境已经为上海城市功能的转型注入了强劲的动力和压力。无论是经济理论还是发展实践都已明白无误地表明，发展服务经济不仅是上海提升城市功能的必由之路，而且也是上海城市功能转型和重塑的发动机。
就服务经济的内涵来看，有两个比重至关重要：其一是服务业在GDP或就业中要占有绝对比重，其二是生产者服务业在服务业中要占有相当比重。而城市功能又主要是通过生产者服务业的能级和强度来体现的。因此尽管像阿姆斯特丹、米兰这样曾经显赫一时的城市虽然也形成了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但其生产者服务业的能级较低，仅仅具有区域性的辐射力和影响力，由此决定了其城市地位也是区域性的。上海的目标是建设国际大都市，其影响力应该放眼全球，这也决定了上海在发展服务经济的过程中一定要高定位、高标准。正如报告中所指出的，上海不仅要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而且要重点发展以金融、现代物流、信息服务、会计、审计、法律、咨询、评估、设计、房地产等为代表的生产者服务业。
另外，上海形成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仍有几个需要注意的问题。其一是服务经济的确立是经济结构、城市功能和政府职能三者共同转型的结果。因此，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是一个系统性工程，不能在产业结构上简单地做加减法，需要有一个综合性的配套改革，比如人口布局、产业布局、交通网络规划、土地使用规划等都要有一个与服务经济要求相一致的思路作为指导。其二是服务经济的确立，并不意味着制造业的边缘化，而是要对制造业进行一个深刻的结构性调整：要进一步做精做强以电子信息、汽车、精细化工及石油化工、精品钢铁等为代表的比较优势显著的先进制造业，培育壮大造船、航空航天、海洋产业、装备制造等战略产业，积极发展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等高新技术产业，坚决淘汰和转移“能耗高、污染重、占地多、效益低的劣势企业”。其三是服务经济对发展环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基础设施要配套齐全，社会环境要诚信规范，生活环境要和谐优美，更重要的是政府的职能定位要向“服务型”、“公共型”和“法制型”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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