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以来，中国GDP增长率一直保持持续快速增长势头，物价基本稳定。中国经济处于比较理想的状态。但是，在增长的背后是宏观经济的失衡，包括结构失衡和总量失衡。而最严峻的结构失衡就是投资、消费、外贸的结构失衡。如何改善宏观经济中的重大结构失衡问题就成为未来宏观调控中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一、宏观结构失衡仍在持续
1、投资与消费结构失衡仍然明显
首先，投资仍然过度起伏。2006年是“十一五”开局之年，在充裕的资金和各级政府及部门的强力推动下，投资冲动依然强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一季度是29.8%、上半年是31.3%、三季度是28.2%，均比2005年加快。特别是，在建项目规模偏大的局面一时难以扭转。截至2006年10月底，城镇50万元以上施工项目累计24.9万个，比计划总投资增加28%。
其次，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仍然不足，消费与投资比例失衡态势继续扩大。2006年前三季度中国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仅为51.1%，比20世纪80年代的62%足足下降了10个百分点。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已降到历史最低水平。2006年前三季度投资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49.9%，而消费仅为35.7%。显然，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国内消费需求相对不足问题仍在加剧。
2、外贸“高歌猛进”下的内外部失衡
首先，外贸“高歌猛进”下的对外开放度加大。2004年，中国的对外开放度开始超过发达国家的美国、日本。中国的外贸顺差不断上升。2006年，中国外贸进出口顺差，一季度233亿美元、二季度379亿美元、三季度486亿美元，前三季度同比增长60.7%。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将达到8%左右。如此高的开放度和外贸顺差对于中国而言，潜在外部风险上升。
其次，外贸过度扩张与国内消费需求不足反映的是内外失衡。根据国民经济核算原理，经常项目差额恒等于国民储蓄与国民投资之差，储蓄或转化为投资或转化为净出口。当一国储蓄大于投资时，消费需求不足，必然扩大该国经常项目的顺差。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绝大部分年份都是国内储蓄大于国内投资，形成了长期顺差，加剧了内外部经济的失衡。
二、宏观经济结构失衡的症结是体制内外的矛盾
1、投资的体制冲动与“本能欲望”
首先，投资冲动来自于体制的动力。一方面，投资始终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专家的分析，中国增长的3/4来自资本积聚。另一方面，各级政府部门、尤其是地方政府始终是投资“真正的主体”，是投资冲动的始作俑者。“五年规划”的开局之年是如此，“五年规划”的结束之年又是如此。
其次，投资又是各类“企业”的本能欲望。一般企业需要投资扩大再生产；房地产企业需要投资得到超额利润；银行往往成为投资最有力的支持者。任何一次宏观调控最终都难以阻止各类企业的投资热情。特别是，投资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一旦形成，就不可能随便停止。对企业是如此，对银行也是如此。这就是为什么投资在中国有着连续广泛的影响力。
2、消费不足是结构性问题
首先，高低收入者的绝对差距扩大使消费结构性矛盾加剧。根据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收入越高，消费倾向越低；而收入越低，储蓄倾向较低。在中国的各类“富豪榜”的数字呈不断上升之势的时候，所谓20%高收入群体的整体消费倾向就成为提高消费的决定性因素。显然，在收入差距继续拉大，富者易富、贫者难富的形势下，从根本上靠高消费者来提高消费只能是短期行为，是不能长久的。
其次，消费理念和持续性问题加剧了消费结构性矛盾。某些不适合中国现实和国情的消费理念影响了消费的持续性。例如住房消费。在一片“涨声”中，全中国从城市到乡村的房价与住房消费同步水涨船高，即期消费大幅度提高的结果只能是牺牲持续的消费能力，而不是相反。再如，在各个城市，高档商品、甚至是奢侈品成为许多官员“招商引资”的对象。这样“拉动”即期消费和GDP的后果是，消费市场的结构性矛盾加剧，而且是长远的。
三、失衡中的宏观经济增长的不可持续性
1、出口“比较优势”和投资扩张的不可持续性
首先，出口“比较优势”和投资过度扩张源于对资源的过度消耗，是不可持续的。不管是出口“比较优势”，还是投资过度扩张,都是以资源的过度消耗、环境的过多破坏等为代价的。这不仅使当前社会难以承受，也使未来发展难以为继，是不可持续的。据世界银行测算，我国每年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经济损失约占GDP总量的10%左右。这样的“比较优势”显然是不合理的，更是不可持续的。
其次，出口“比较优势”和投资过度扩张依赖的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也是不可持续的。长久以来，劳动力低一直是所谓的中国最大的资源优势。而过度的使用所谓的低廉劳动力的后果是大大地降低了最广大的基础消费群体的持续生产和生活能力，甚至是中国消费不足的重要原因。
2、发展的不平衡加剧了各种矛盾
首先，城乡二元经济矛盾继续加剧。发达的城市与落后的农村之间的发展能力差距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能否消除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逐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而努力实现社会公平，将直接挑战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能力。
其次，东部地区与中部、西部地区的发展差距逐步扩大。许多东部沿海城市的生活水平已经接近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有历史的原因，也不能否认现实的各种政策的作用。而地区差距扩大成为趋势是危险的。
再次，过度使用所谓的低廉劳动力使原来已经失衡的收入分配更加失衡，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是社会成果分配的更加失衡。
四、改善宏观调控的能力和空间
1、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中仍然有足够的空间
首先，货币政策仍然要着力控制投资过度增长。2004-2006年，在一片宏观调控声中，银行贷款仍然开足“马力”，2006年前三季度就“超额”完成全年计划的110%。虽然从商业银行角度，可以解释是为了提升资产收益和股东回报就要增加贷款。但是，从货币管理当局看，就应该从全局考虑。尤其是国民经济持续增长的“理性”角度，维护货币政策主动性和有效性，包括继续使用利率、存款准备金率和公开市场操作，坚决持续运用货币政策工具控制投资过度增长。从目前中国的利率水平和过剩的流动性分析，货币政策有足够的运作空间。
其次，加快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及与国内货币政策的配合。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成为中国外贸的“比较优势”显然是不正常的。特别是，在这种“优势”给中国带来大幅度的开放及出口的同时，巨额的外汇储备已经对货币政策主动性和有效性提出了严峻和现实的挑战。因此，谨慎地权衡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内外影响是十分重要的。从现实看，如果能在国内流动性非常充足的情况下改革，还是有足够的机会和空间。
2、财政政策应该在宏观调控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首先，调整出口退税政策，减少对能源、商品的进口税，降低贸易不平衡。其中包括：限制对煤炭等能源物资和高污染物资的出口；对一些特定商品取消出口退税；逐步取消早期对低附加值和劳动密集型产业投资的优惠政策等。
其次，控制过度的投资，防止投资过度起伏。控制投资、尤其是地方政府投资是财政政策最应该发挥作用的方面。同时，也不宜矫枉过正，要防止投资过度起伏。由于在目前阶段投资中大量是公共消费品投资，在目前私人消费增长不足的情况下，公共消费品的提供客观上为家庭消费增长提供了基础。事实上，保持一定的投资规模仍然是经济增长所需要的。
再次，完善收入分配政策和社会保障制度等。包括完善收入分配机制、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的人群，同时调节高收入人群；完善社会保障、教育、科技、卫生制度，进一步解除大家的后顾之忧，形成真正的内需动力。消费的提高必须是真实的收入的增加。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来源:《文汇报》，2007.03.12 版次:10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