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正在被信息通讯技术的飞速发展拖入一个不可阻挡的数字化、网络化时代。英特网已发展成为一种无处不在的社会现象，成为一种公共活动领域。在世界各国为应对全球信息化的挑战而积极倡导的五大应用领域中，电子政府居首位。电子政府已成为信息通讯技术最重要、最有效的应用领域，不仅受到发达国家，而且受到发展中国家的关注。但是，对电子政府建设的国际比较发现：虽然对新技术的敏感、信息通讯技术文化在全国的成功形成都是重要的变量[1]，可是电子政府的整体进步并不必然与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政治的发展相对应。政府决策、政治愿望、对国家与民众的责任心，公民的参与热情，等等，或者说，政府对电子政府的判断力都对它的进程产生巨大影响，而对电子政府本质认识的深刻性是这种判断力的重要内容。
一、技术应用与行政改革互动：电子政府的兴起
世界著名的信息科技顾问唐·塔史考特指出：不只是信息通讯技术，而是信息通讯技术与信息通讯内容相结合是互联网诞生以后社会前进的新动力。电子政府，作为“网络”时代的产物，无疑是科学技术创新的结果，这在电子政府发展的初期和中期表现得尤为明显，从而在客观上给那些没有经历过完全工业化以及行政改革浪潮的发展中国家造成一种假象，似乎电子政府就是对信息技术的应用。事实上，推动电子政府进步的，是技术与内容的结合，是物理（技术）形态、政务形态与应用形态的有机架构和互动。三者之间，政务转型是根本、技术开发是支撑、实际应用是目的，形成相互作用的互动关系和结构。电子政府的兴起与每一次进步都是这三者互动的不断深化与复杂化。
1、日益高涨的行政改革呼声与公共管理领域的理论创新
行政改革浪潮兴起在上个世纪的70-80年代，由美、英、法、德、意、加、澳、荷兰、希腊、瑞典、新西兰等发达国家向处于现代化中等发展阶段的经济转型国家、新兴工业化国家以及迅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蔓延。曾经为西方国家带来巨大财富的工业化，为维护其经济秩序不断扩大行政权力、膨胀政府职能，日益暴露出它在行政体制上的弊端，越来越受到公众的抨击与抵制，到了70-80年代，要求行政改革形成了浪潮。以美国为例，主要表现在三方面。
第一、公众对官僚制度的憎恨。30年代以来的“大政府”行政体制，造就了庞大的官僚组织，而官僚组织的膨胀耗费了大量税收，特殊利益集团左右着政府决策，等等，损害着纳税人的利益，公众迫切希望有效制约官僚作风。
第二、对收缩政府职能、扩大功能输出的期望。评估政府功能的主要指标是看财政支出在GNP中所占的比重。收缩政府职能并不意味着减少政府功能输出，而是调整、压缩财政支出的比例。政府迫于财政赤字压力，也认同公众关于通过行政改革缓解财政压力的舆论。
第三、提高行政效率的要求强烈。官僚体制下行政效率和服务质量低下。资料显示：美国在80年代住房制度改革前的公共住房计划中，1美元开支有66美分用于支付行政成本；英国仅社会保险行政管理方面的“维护费”一项，每年就高达16亿英镑；意大利的威尼斯市政府，用于救济机构行政管理的费用要占整个救济预算的55%，罗马市政府的这项费用更是占了整个救济预算的60%。公众对现行行政体制强烈不满，要求改革的呼声很高。
第四、对金字塔组织结构的反思。在70-80年代，人们看到，世界性的经济衰退、政治动荡、棘手的社会问题等等远非是按照自上而下、等级森严的金字塔组织制度组成的组织所能解决的。而更具戏剧性的是，80年代日本经济向美国的渗透使一向以经济霸主自居的美国人突然看到了组织变革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此后，对金字塔组织结构的反思由企业延伸到政府机构。
在日益高涨的改革呼声冲击下，理论界也作出了快速反应。一方面，一直在工业化发展阶段占据统治地位的，在主张刺激政府膨胀的凯恩斯经济学、社会主义挑战理论、公共物品与外部效用理论以及刺激经济增长的现实需要这些因素下形成的“大政府”理论受到怀疑与否定；以韦伯的官僚制思想为基础的行政体制日益受到人们的批评；另一方面，原来竭力批判大政府价值观的一些理论，如公共选择理论、货币主义学派等重新回归学术界，受到重视。更具讽刺意义的是：60年代被逐出大学讲坛的詹姆士· M·布坎南却在80年代因其理论开创性地研究了非市场决策而获诺贝尔奖，从中，社会对行政现状之向背可窥一斑。
与此同时，一些新理论显露头角，其中对电子政府产生直接影响的是“政府重塑”理论与新公共管理理论。
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初的重塑政府理论，其代表作是D·奥斯本和T·盖布勒合著的《改革政府》。奥斯本和盖布勒总结了80-90年代的行政改革实践，提出了重塑政府的三个关键内容以及十大原则。新公共理论是指导欧洲国家90年代行政改革的重要理论，强调执行政策的管理技能；主张改变行政领导手段，从原来的利用投入、官僚程序和规制管理转变为绩效评估管理；主张配合分权管理发展新的监督与责任机制；强调私人企业、合同出租与公共服务供给方的竞争；主张分解官僚组织，把商业与非商业功能分开，决策与执行功能分开，使庞大的官僚机构分解成多个半自主的执行机构；重视物质性的激励，淡化道德、精神以及职位激励；倡议移植私营部门的管理方法，这八项主张是该理论的核心。
值得注意的是，新公共管理理论与重塑政府理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都认为行政改革应该从私营企业的管理方法中吸取精华，而新公共理论则更直接地对“企业化政府”作了描述。现代企业精神、现代企业管理和企业信息化的先进理念对奠定电子政府的核心价值观产生了重要的引导作用。例如，引入企业最重要的“成本——效益分析”，改传统行政只计投入不讲产出为同时重视投入与产出，重视公共服务的效益与质量；引入竞争意识与目标管理理念；引入一些现代企业概念，由“客户关系管理”引申为“用户关系管理”与“公民关系管理”，由“以客户为中心”引申为“以公民为中心”，由“以客户需求为导向”引申为“以公民需求为导向”，由“生产流程重组”引申为“政务流程重组”，由“企业重组”引申为“政府重塑”，等等，推动与促进了新兴政府模式的产生。
虽然重塑政府理论在当时的理论界被指责为是一种“肤浅”的理论，批评者指责它运用的概念过于简单，“只描述，不解释”，“只有政策建议，没有理论分析”，是一种“理论力度不够”的理论，然而，它却对后来欧美国家电子政府的实践产生了重大影响，是1993年戈尔主持的报告NPR的蓝本。在以后的实践中，电子政府有机地融入信息网络方法论与重塑政府、新公共管理理论，逐步推进政府现代化。
鉴于上述背景，欧美国家纷纷提出行政改革计划。英国于90年代中出台了《政府现代化》白皮书和《政府信息服务计划》，提出以政府信息化服务达到政府现代化的目标。美国政府于90年代初成立专门委员会NPR（全国绩效评估委员会，Nation Performance Review），对政府的行政过程与效率、行政措施与政府服务品质进行全面评估，提出行政改革的建议与方案。1993年，NPR在直接收集了1200项具体意见与建议的基础上，完成了《创建经济高效的政府》与《运用信息技术改造政府》两份报告。报告提出了后来作为电子政府基本思路的一种新观点：行政改革是“‘应用信息技术’的工程”，报告拟定了美国电子政府的实施计划。1994年12月，美国政府信息技术服务小组提出的《政府信息技术服务的前景》报告进一步认为；行政改革不仅是精简人事，减少财政赤字 [2]，更需要“重塑政府”，把政府运作与运用信息技术全面、有机地结合起来，重塑信息技术框架下的政府为民服务。
今天，“重塑政府”不只是美国电子政府建设的口号，它已经成为先进电子政府建设的基本方向和目标。
2、后信息时代的到来与行政改革的机遇
很多年来，人们陶醉于自己生活在“信息时代”。人们享受着信息化带来的奇妙与趣味，为托夫勒伟大预见的实现感到无比自豪。然而，不经意间，世界却进入了“后信息时代”。作为上一个世纪后10年最有影响的未来学家，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多媒体实验室主任N·尼葛洛庞蒂率先划分了“信息时代”与“后信息时代”。信息时代是电脑时代，而后信息时代则是数字时代、网络时代。电脑时代并没有使原有的社会形态发生改变，即没有改变以标准化的方式重复生产的经济形态[3]，发生变化的仅仅是在生产的时间与空间上，即由工业时代在“特定时间与空间”中进行经济活动发展为在“任何时间与空间”进行。而数字网络时代最重要特征是超越，甚至可以说是“消除”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从而使同步交流成为可能，使系统开放成为可能，也使远程交流与虚拟交流成为可能。
对“信息时代”与“后信息时代”的划分之所以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就在于它揭示了电脑与网络不同的本质。电脑时代的偶像是电脑，网络时代的偶像是信息高速公路。网络不是电脑的延伸与发展，它是电脑的“另类”。网络具有交互性（双向交流）、实时（即时）性、无限性、虚拟性、远程性以及兼有封闭与开放的特点，而电脑没有。正是网络的这些前所未有的特性，才敦促人们创造出与传统商务有着本质不同的“电子商务”，与传统政务有着本质不同的电子政府。
差不多与尼葛洛庞蒂同时，M·卡斯特以一个哲学—社会学家的敏锐目光更直接地断言“网络社会”的“崛起”；E·拉兹洛更是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指出，在这个时代“规定世界上权力与财富性质的游戏规则已经改变。权力不再以诸如某个办公室或某个组织的传统标准为基础，财富的含义正在从诸如黄金、货币和土地之类有形的东西转移开去。一个比黄金、货币和土地更灵活的无形财富和权力基础正在形成。”
以数字为“DNA”的被称为“后信息时代”的时代开始于“信息高速公路”和“信息社会”计划。克林顿政府的《国家信息基础设施：行动计划（NII）》（1993年9月），《全球信息基础设施：合作计划（GII）》（1995年2月）以及欧盟为应对美国的信息霸权不甘落后，随之出台的“信息社会”计划（1995年6月）是后信息社会的一个里程碑。几乎同时，亚太经合组织于
3、从技术应用到政务创新：电子政府的发展之路
电子政府的物理/技术应用形态是与计算机信息网络同步发展起来的，从最初的单机运行发展到一个独立的部门或机构内的多机联网，形成最基本的局域网。90年代中，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进一步由一个部门或机构的联网发展为使上下多级之间、部门与部门之间串行与并行交错的、能够即时进行同步交换的计算机办公网络。由于电子政府涉及政府政务的保密性与安全性，由此运用了物理的和技术/逻辑的两种隔离方式，把政府网络分隔为内网、公网和专网。
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进步及其与政务创新政府重塑的互动，电子政府在功能上不断
拓展。上个世纪70、80年代，PC机的普及使办公自动化（OA）逐步得到推广，人们利用计算机技术处理办公室的内部事务，如公文的电脑化制作、储存；资料、卷宗的电子化管理等自动化、电子化办公。
80年代起，管理信息系统（MIS）得到应用。在现代社会，政府决策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是对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资金流、人才流乃至技术流有效的宏观调控与管理。这个系统的控制结果也是一个多层、递阶的复杂结构，同时受到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的驱动，横向的同级机构、部门的信息传递以及与企业、市场间的信息传递的制约。经济越发达、社会越进步，决策的复杂程度也越来高。MIS是信息加工和处理系统，它能够适时、准确、快速地加工和处理信息、满足管理者对相关信息的需求，支持管理决策。
90年代后，信息网络技术，尤其是信息网络应用技术的发展，使电子化、网络化、数字化几乎渗透到政府工作的所有方面，不断创新政府工作形态，逐步形成政府办公电子化、行政管理数字化、公共服务网络化、社会事业信息化的电子政府格局。
在新世纪，电子政府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期。政府行政在线化，政府管理数字化，政府与用户互动双向化，政府服务规范标准化以及通过电子政务缩小“数字鸿沟”是该时期的发展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在发展方向上，从原先侧重信息化建设深入到政府重塑与转型，即深入到行政本身。二、在技术应用上，从原先侧重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侧重单个信息系统的开发，深入到充分挖掘开发与应用信息网络的完全价值与功能，不断增加信息系统的附加价值。例如，诞生于80、90年代，最初仅仅作为电子地图开发的GIS（地理信息系统）与GPS（全球定位系统），在发达国家已经开始应用于城市管理、市场营销、农业生产等广大领域，大大扩展了它的功能，充分挖掘了它的应用价值。三、在技术、行政、应用这三个层面上，表现出更强劲、更主动、更积极的互动性，通过三者互动构建有效的电子政府；同时，在技术、行政、应用各自的层面上表现出更大的广阔性、深入性与创新性。四、政府信息化系统越来越一体化；与非政府的信息系统、信息应用系统越来越紧密地合作，共享信息应用与信息资源。
二、网络环境下的政府重塑：电子政府的本质
电子政府之于传统政府，不是通常人们认为的，是对传统政府的“改革”、“变革”， 电子政府之于传统政府，是一种重塑、一种创新，是以一种全新的政府形态来替代传统的政府形态，替代大工业造就的官僚行政体制。人们可以从先进的电子政府形态中看到这一点。因此，电子政府的进展就不仅在于对信息技术的应用，而更在于对它的本质的理解的深刻程度。信息化网络化正在孕育和敦促人类社会产生一种新文明形态，不能把这种能够引起人类文明形态变革的信息网络化仅仅看成是一种“工具”、“手段”，它更是一种孕育和敦促人类社会进入新文明形态的“方法论”。 电子政府是什么？是网络时代的政府重塑。
重塑政府的构架借鉴了企业再造的理论与实践。1990年哈默用Reengineering（企业再造）一词表述了企业迫切需要全面发展的思想和实践。在1993年出版的《再造企业——工商管理革命宣言》一书中，哈默等将企业再造定义为：为了在衡量绩效的关键指标上取得显著改善，从根本上重新思考、彻底改造业务流程。其中，衡量绩效的关键指标包括产品和服务质量、顾客满意度、成本、员工工作效率等。这些理论被移植到公共行政领域，借助数字化网络化方法论，产生了“以公民为中心”，“以需求为导向”的核心价值观，以重塑为本质的的电子政府整体框架。
1、“以公民为中心”、“以需求为导向”——政府核心价值观的转变
政府受公民的委托，承担着管理社会、服务社会的职能。由工业社会发展而来的市民社会理论，虽然以“自由、平等、博爱”为口号，但这个社会本质上建立在“政府权力”的磐石之上。由于传统的政府行政不存在破产问题，因而行政活动往往容易出现不计成本和后果而在行政过程中自觉不自觉地扩大组织规模与行政权限，“政府权力为中心”成为传统政府的核心价值观。“政府权力”是市民社会实现“自由、平等、博爱”的先决条件与基本保证，而“政府权力为中心”得以存在的基础则是官僚体制。因此，那种认为运用电子化网络化手段能够自然而然地抑制和改变官僚体制的愿望只是一种善良的愿望；那种把民主仅仅看成是“作风”问题，而没有深入到核心价值观层面的认识也只是一种肤浅的认识。从“以政府权力为中心”的核心价值观转变为“以公民为中心”，“以需求为导向”的核心价值观是人类文明的跨越式进步，是政治文明的重要体现。政治文明在主体地位上终结了自有政治权力以来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而把政治民主的主体性扩展到了大多数民众。一些国家的政府智囊在建设信息高速公路时提出的“信息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也渗透到电子政府的价值体系中。核心价值观的确立决定着电子政府体系的创新、设计与建设。
人们已经知道电子政府运用了信息网络技术与手段，即综合运用信息网络快速、便捷、高效、双向互动、远程虚拟、零时间零距离信息流动等独一无二的优势与特点，人们也知道电子政府具有使政务公开、透明、高效、廉政的实际意义，但是，人们普遍指望的通过电子政府来改变官僚体制的想法其实只是一种良好的愿望。要知道，维护一种体制的土壤是它的生产方式，它的社会性。官僚制度是工业社会的产物，电子政府则是信息网络社会的产物，它们有着迥然不同的社会基础。用哲学的语言来说，对于传统政府，电子政府无疑是一种“扬弃”，是一种“重塑”，是通过“重塑”，创造出一个新的政府形态来取代传统模式。
2、运用信息网络方法论重塑政府
1）政府工作方式的变革
由于计算机网络的参与，政府工作中已经涌现了许多不同于传统工作方式的电子化办公，如，机关办公中运用电子公文、电子签章、电子邮递、电子目录、电子采购等等；在以电子签章及公开密钥等技术构建的信息安全环境下，推动政府机关之间、政府与企业之间运用电子资料交换进行通信和交易；运用电子表格完成各种在线登记；运用电子资料交换、磁卡、智能卡等技术，处理政府的各种社会福利事务；开辟市民参政议政新途径、增强政府工作透明度和保障公民知情权；通过网络通讯应用和信息技术，提供政府在线服务，等等。这些新生事物的产生，不仅需要而且迫使政府的传统工作方式进行变革，惟此，才能把这些电子物组成一个协调的有机体用于政务，发挥电子化、网络化、数字化的真正效益。
2）政府流程的重组与转型
网络的一个基本原理是：在循环系统中，即在互联的网络中，点到点的距离是相等的，或者说，在网络中，信息是零距离流动的。由此，产生了网络的“跨时空”特征。网络的另一个特征是它的双向互动。在网络中，信息是可以交换的，在点和点之间可以直接交流。鉴于这些特点，政府的网上办公和为民服务就有可能做到：
⑴ 简化行政程序。减少由中间环节承担的过度性传递，由此减少由中间环节层层过滤造成的信息失真与丢失；
⑵ 提高行政效率。提高政府对社会的快速回应力；根据决策的性质把相关的决策权交给最适宜的工作层次，提高决策的敏捷、有效和适用性；
⑶ 构筑“无缝隙服务”政府。跨时空的全球性24小时全天候，365天全年无休的“无缝隙”服务；运用丰富多样的信息通讯技术，营造公共服务形式的多选择性、“易取得性”、“易操作性”与“在线自助性”，促进信息流通、利用和平等共享，为全体公民提供快速、便捷、高效、双向互动、远程虚拟、零时间零距离的一站式、无站式和异地服务的机会与途径。流程的重塑与转型有多种表现，由原来上下垂直串行动流转的流程转变为水平协同并行流转的流程，以及流转程序的重组、流转程序的简化是流程重组的主要形式。
判别哪些系列活动可以看作是一个流程，通常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识别：
（1）一个流程有特定的输入和输出；
（2）每个流程的执行都要跨越组织内多个部门；
（3）一个流程专注于目标和结果，而不是行动和手段。它是对“什么”的回答，而不
是对“怎样”的回答；
（4）流程的输入和输出都能被组织中任何一个人轻易地理解；
（5）所有的流程都是与用户及其需要相关，流程之间也相互关联。
流程重组大大提高了行政效率。在新加坡，对中小企业技能发展基金审批业务进行重组后,由原来的42天缩短到5天，对产品的测试由22天缩短到10天。
3）组织结构的整合与重塑
在一个组织中，业务流程决定着组织的运行效率，是组织的生命线。在传统的政府组织中，分工理论决定了业务流程的构造方式。作为工业社会组织结构的响应，传统政府自上而下且等级分明的金字塔型组织结构面临着信息网络化引起的社会变革的无情挑战：庞大的、层层严密的官僚机构难以及时回应急速的社会变化，难以即时处理因网络信息零距离流动快速集聚的信息；僵化的等级程序阻塞着信息的顺畅流通；低下的办事效率拖滞了需要及时处理的公共事务。重组后的以业务流程导向的组织必然是矩阵组织。电子政府以电子化作业取代传统的人工作业方法，大大拓展了管理幅度；现代信息技术使由原来垂直/串行——水平/并行的流程变革为同步的流程，使操作执行层与决策层能够直接沟通，他们可以通过信息技术同步地了解对方的状态，而无须通过中间层次。一个人可能也可以同时面临多个上司，多项任务、多重角色，从而导致淡化领导概念、强化小组概念，淡化等级概念、强化流程概念，政府职能与功能的行使必然根植于操作层，由此导致组织重心的下移。业务流程的变革与重塑一方面可以淘汰多余的管理层级，另方面也需要相应的组织结构加以支持，需要有部门之间紧密合作、互相协调的扁平式结构保证它的实施；通过网络联线的上下之间、部门之间以及组织中的成员之间能够在共同的平台上实现信息的即时交流与资源共享；一体化运作客观上分解了传统政府过分的集权和信息的层层传递，使之简化为决策与执行两个扁平式的组织结构的层面，等等，都为组织结构的整合与重塑提供了客观基础。可以说，“组织结构整合与重塑”是政府重塑的必然步骤。根据美国电子政府的实践，联邦政府在组织结构的重组过程中，仅1992——1996年的5年里，就关闭了2000个办公室，精简了24万工作人员。
4）政府职能与功能的重塑与转型
政府职能与功能的重塑与转型主要表现为收缩政府职能，强化功能输出能力。收缩职能不等于弱化功能输出。信息网络技术使政府在收缩职能的情况下能够强化功能输出能力。这也就是政府现代化中的“小政府”概念。政府职能主要体现为管理、服务与监管，市场的事由市场管，社会的事由社会管，政府只管市场与社会管不了的事。在管理与服务之间，则是寓管理于服务之中，寓监管于服务之中。重塑后的政府要能够快速回应民众与社会的需求；以公民需求为导向，提高政府的决策理性和公共政策的品质，节约行政开支。我们可以从美国、英国、韩国、新加坡等国家的电子政府发展中看到这一点。
传统流程向电子政府的转变，使政府作业在同一层面变得复杂起来，于是，在电子政府中还出现了一种新型的管理：流程管理。“流程管理” 用于定义政府作业流程（如：税务业务、工商业务等）以及流程中相关机构、人员（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职责与办事逻辑规程，调配各职能部门按流程组织的协同办公。流程管理是电子政府最强大的功能，能够灵活应对由于强化政府功能输出重组的新流程。电子政府系统通过流程管理、数据交换、用户管理，使各职能部门联合为一个整体，向社会提供完整的服务。
3、数字一体化：政府重塑的承载与物化
数字一体化是电子政府实现工作方式革新、业务流程重组、组织结构整合以及政府职能转变的实际操作与物化。数字一体化表现为：政务形态的一体化、系统指标的标准化规范化、服务出口的开放与双向互动以及物理构架的一体化。
打破严密呆板的分工，实现同时态与历时态辨证统一的政务一体化运作
作为统一的政务系统，各级政府以及同级政府各职能部门之间的电子系统需要实现一体化运作。在一体化运作中，所谓的“联系”不只是那种网站与网站的链接，它更是一种以整合与互联互通为目标，以通用性为特征，集水平/并行—垂直/串行于一体的多级、分层、多板块的复合型结构。网络上信息的零距离流动特点能够使各级政府之间、上级政府与下级政府之间原先垂直/串行的逐级递进的联系变为同步交流。而网络信息的零时间流动的特点同样能够使同级政府各职能部门之间原先水平/并行的同级传递式联系，通过多板块整合实现互联互通。一体化结构实现了政府机关与部门“零距离”“零时间”的信息传递、服务与管理，从而能够减少管理层级，避免信息的中间损耗，减少多个部门重复处理信息，降低行政成本、提高办事效率，从形态构架上支持政府工作方式的转变、业务流程的重组、组织结构的整合和政府职能的转变。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不能把一体化运作等同于建立“统一平台”，统一平台、跨平台运作、信息交互平台等等都是实现电子政府互联互通的数字一体化的有效途径。
2）电子政府系统指标的规范化和标准化
规范化、标准化是大工业的产物，它使对象具有通用性，便于产品无限制地复制、推广与应用。数字产品和网络运作承继了大工业生产的这一秉性，规范与标准使得数字产品的无限复制能力以及网络的零距离流动特点得以实现，因此规范化标准化是大网络发展的基本特点与前提。作为可以共享的统一平台或跨平台结构，电子政府数字一体化要求系统的各项指标规范化、标准化。规范与标准主要包括：应用技术的规范化标准化；基础信息、政府信息与公共信息生产的规范化标准化；政务流程的规范化标准化；数据库规制的规范化标准化；政府公网域名的规范化标准化以及接口的规范化标准化。规范化标准化是建设电子政府数字一体化，实现信息交换、信息资源互联互通与共享以及系统开放性的必要前提，是政府为公众，为企业提供便利服务以及公民对政府服务“易取得”的必要前提，也是加强统计数据科学性的必要前提。而政府公网域名的规范更是电子政府在线服务“易取得性”的重要体现。
3）服务出口的开放性与双向互动性
开放性服务出口是数字一体化政府实现“无缝隙服务”的物理支持体系，它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用户的全覆盖。电子政府的服务要涵盖所有服务对象。图7是电子政府开放性网络服务出口示意图。在政府内部，电子政府的服务出口面向各个政府机关（G to G）以及公务员个人（G to E）。全球 G to G, G to E 采用多种物理形态，有走专网、内网的，如我国；有走专网与互联网的，如美国。G to B 是政府到企业、机构、社会团体的服务出口， G to H是政府到居民家庭， G to C 是政府到社区的服务出口,它们都通过互联网实现。其二、这种开放性的出口不是单向而应该是双向互动的。就是说，政府与这三个出口的服务对象之间，是可以对话、可以双向交流的。双向交流的意义在于：① 政务公开；② 接受公民督促；③ 快速回应公民；④ 公民直接参政。
4）构成电子政府的物理构架的信息化要素一体化
就物理形态而言，电子政务实际上是一个各部分之间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的网络。根据我国国家信息化计划，信息化的基本要素包括：信息网络建设、信息资源建设、信息技术开发、信息人才培养、信息法规建设与信息产业发展六个方面，在电子政府的基本框架中表现为：耦合、完善的办公自动化系统；合理的信息网络构架与健全的、高效利用的公共服务平台；信息资源的战略性开发以及全面信息化的应用系统四个方面。
电子政府的一体化数字系统是走向成熟的电子政府的重要特征。各国政府依据本国国情、原有的信息化基础、财政预算预计投入的资金等综合因素规划政府数字一体化。
建立政府体系的数字一体化是推进电子政府的最大困难之一。它不仅是信息通讯技术的开发问题，重塑政府的问题，同时也涉及政风转变问题。过去一些通过“暗箱操作”、“权钱交易”谋取私利的行为将受到制约，通过“部门壁垒”保护局部利益的本位主义以及“政府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个人化、个人权力利益化”的局面将被打破。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电子政府建设对于传统政务确确实实是一场革命。
三、实现跨越式发展：应对策略与建议
在经济与信息全球化快速发展的情况下，政府能力，从而包括政府信息化水平，已经成为这个国家或地区在全球竞争中综合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也是提升一个国家或地区综合竞争力，争得经济与社会发展“先机”的关键。因此，决不可等闲视之。但是，由“传统政府”向“电子政府”转变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而它的艰巨性更多地来自非信息技术因素，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需要从发展战略与策略的层面进行探讨，而正确认识与把握“电子政府”的本质是制定成功的发展战略与策略的前提。建议把 “以政务转型（重塑）为先导、以综合应用为抓手、以技术创新为依托、以政府主导与市场加入相结合为运作机制”作为电子政务新一轮建设的发展策略，加速建成“廉洁、勤政、务实、高效”的电子政务，应对入世和全球信息化挑战、提高国家与城市的综合竞争力。
1、运用激励机制，推广综合应用，形成电子政务与民众的亲密接触，建立民众满意度评价体系，在民众督促下推进和完善电子政务。
2、完整建立和应用政府信息与公共信息数据库，实行“用户应用服务”和“用户关系管理”
3、技术创新与技术移植应用并举，建设中国自己的电子政务技术支持体系；
4、充分发挥政府职能，应对数字鸿沟。
在全球数字化进程中，不同国家、地区、行业、企业、人群之间由于对信息、网络技术应用程度的不同以及创新能力的差别正在产生实质性的"信息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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