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之后，文化、规范和认同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倍受关注。这是三个紧密相关，层层递进的概念。温特的建构主义认为，文化通过构建共有观念或知识，塑造国家这一国际社会行为体的身份归属；行为体在社会实践活动即互动中明晰彼此身份特征，界定“ 自我”与“他者”，以及各自的利益，建立各种行为规范；规范不仅对行为体具有因果性作用，更具有构成性影响，即规范不但能够因果性地规定行为体的外在行为，而且更重要的是“构成性”地影响行为体的内在认同。确实，认同是与人类社会相始相终的、人类社会特有的认知方式及其结果。在这一过程中，“自我和他者的界限会逐渐变得模糊起来，并在交界处产生完全的超越”，而且“认同总是涉及扩展自我的边界使其包含他者” ，即认同跨越行为体的“知识”边界，从自我延伸到“他者 ”，将他者纳入自我的身份界定中，建立更为广泛的身份共同体、利益同心圆。
这种跨越是自我身份社会化的过程，其结果是属于群体的国际集体认同的出现。可以说，国际集体认同是认同发展的一种高级阶段或高级形式，它主要表现出国际行为体之间的和谐、协调与合作。国际集体认同既可以表示国际行为体对相互间朋友身份或理念的积极认同，也可以导致对他者敌对关系或错误行为的消极认同，如某些国家或地区间强化自我的认同而导致国际社会的冲突等。
国际集体认同是一种观念性结构，相对于政治、经济、军事而言，文化、规范与认同是较为隐性和富有弹性的范畴，但是物质性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观念性因素所不能取代的构成性作用。即国家实力等物质性因素不可化约为文化观念因素，而且它们只有通过社会结构才对行为体的行为产生影响，然而这不能否认社会化了的物质因素对建构国际集体认同的价值。国际关系中的认同理论，是在承认国际社会物质结构的前提下，重点强调由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及行为规范构成的社会结构对国家行为的决定性影响，并着重研究行为主体与社会结构之间的互动关系。一般认为，集体认同对国家行为特别是国家外交决策的作用通过两个渠道得以实现：一是通过界定国家的利益，影响国家的行为，尤其是对外关系的选择；二是生成国际规范，通过规范规定国家的外交行为，制约国家的外交政策。例如，已经得到“集体认同”的“软力量”理论，对许多国家的外交行为乃至国际关系产生了很大影响。由于文化的强盛和衰弱体现着一个国家的软力量，以文化力为焦点的综合国力较量已成为一个重要的国际现象，所以调整和制定合乎现实的对外文化战略是当前各国政府的首要任务之一，诸如“文化立国”、“文化外交”等战略措施纷纷出台。美国前里根政府的主要信息政策制定者Diana LadyDongan（迪安纳·拉迪东安）曾经坦露：“我们知道在现代世界上，对信息的处理和控制是实行征服的最重要武器之一”。
国际集体认同的建构是一个不断演变的动态过程，结构变动的核心在于文化观念的变动。例如，对于人权及其标准，西方和非西方国家长期因不同的文化传统和生存背景有着不同的定义。西方发达国家注重个人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非西方国家则更强调经济权利和社会权利，即生存权、发展权。他们认为集体权利是个人人权的基本前提，是个人人权得以实现的保障。这一观点在不断的交流、碰撞、甚至冲突中，逐渐取得了彼方的理解和“认同”——西方国家相继改变了过去在人权观念上的狭隘认识，承认发展权是人权的一部分。
但是正如温特所认为的：“完全的认同是很难产生的……”，因此完全能够解释，为什么同一文明体系的国家也会时而发生“文化冲突”，如法国对美国侵犯本国的“文化性”深感担忧。20世纪90年代初，法国在关贸总协定上同美国打了一场“文化例外”战，就是为了限制美国文化产品的“入侵”。法国文化部长雅克·图邦曾经提出口号：“文化和经济是同一场战斗”，认为不能“由一个大国以利润的名义在全球推出统一的文化”。
国际集体认同的形成是时代的发展，历史的进步，它对维护世界持续和平具有积极意义。众所周知，迄今为止的国际秩序，无论昔日的“两极”格局，还是如今的“一超多强”局面，在本质上都属于“强权治理”。它是经过了两次世界大战而形成的，对于稳定世界秩序具有一定的进步作用。然而，它毕竟在一定程度上承袭了弱肉强食的资本主义社会法则，建立在“武器优胜者胜”的基础上，实际上不断滋生着破坏和平与安全的不稳定因素。传统的权力政治观，拥有的是“一方所得必定是另一方所失”的“零和思维”，把国际社会看作是国家间争夺权力与利益的场所，认为国际关系行为体之间只有冲突与对抗。如克劳塞维茨认为，“战争是迫使敌人服从我们意志的一种暴力行为。”所以，长期以来世界上大小战争不断也就不足为奇。
然而，在当今这个日益缩小的世界，各民族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互动不断深入进行，其结果一方面是相互间展开激烈的竞争，另一方面是促使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自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由于全球性问题日渐突出等原因，世界的主题词发生了明显变化，即从强调战争与革命转向重视和平与发展。然而，由于各个国家历史过程、文化背景、观念形态等的不同，在许多问题上因意见分歧、发生误解而剑拔弩张也是常有之事。冷战后，两极体制的崩溃并没有导致像美国学者福山等人所说的“历史的终结”，迎来众所盼望的和平时代，而是发生了一系列诸如巴以冲突、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等许多局部战争。世界原有的激烈矛盾正以新的形式、新的途径出现，而传统的国际组织，无论是联合国这样的全球性组织，还是欧盟那样的地区一体化组织，对这类新问题似乎都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国际关系中要求建立平等、正义和公正的国际新秩序的呼声越来越高。安南曾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第34届世界经济论坛上大声疾呼：“国际集体安全正面临分崩离析的危险,全球安全绝对不能由‘弱肉强食’原则支配”。他认为,危险不仅源于恐怖主义,而且源于反恐战争的方式，警告说:“国际恐怖主义和反恐战争均有推翻行为准则和人权标准的潜在可能,而且还会扩大文化、宗教和种族的隔阂。”
要实现国际社会长久的、真正的和平，必须改变现行的国际旧秩序，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社会新秩序，而从崇尚“武力征服”转变到提倡“理念认同”，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环节。将集体认同作为国际关系和国际体系构建的重要原则，是对武力的抑制、对理智的尊重。提倡国际集体认同无疑是建立和谐世界的基本保证，这不仅是理论上通过文化、知识、规范、利益、认同等概念，推演出解释和预测国家行为和国际关系的新的结构范式，而且在于实践中能够维护大多数国家的利益，尤其是中小国家的利益。
国际集体认同具有不同的层次，如国家认同、地区认同和全球认同。在当前全球化潮流中，各民族国家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传统的国家疆界正在模糊和淡化，导致跨国界的“区域化”或“集团化”现象日渐增多。地区认同是当前国际政治的重要现象，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各种形式的区域性合作组织不断涌现，如已有欧盟、亚太经合组织、北美自由贸易区（美加墨）、南美经济共同体（巴西、阿根廷、乌拉圭和巴拉圭）、10+3东南亚经济联盟等28个签约集团，它们在当今世界舞台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世界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是当今世界并行不悖的两股潮流，一个国家总是在与自己相近的地理空间寻求安全与利益的保障，即地理位置仍然至关重要地影响着国家的战略选择。因为地理上的接近意味着具有更多的历史与文化的共同性。新地区主义是对冷战结束后全球化加速的一种积极回应，它表达了一种新的安全、发展与战略思维，如在安全方面，超越传统的狭义国家安全，提倡包括地区中社会、政治、生态等安全在内的广义安全等。
欧盟是区域一体化的先锋和榜样，它在“欧共体”的历史基础上，经过长期磨合，已经水到渠成。长期多元文化共存的东亚诸国也在不断跟上，他们互相努力，争取获得更多的“集体认同”。今天推动东亚一体化的力量，已不再单纯出自这一区域的传统强国如中国或日本，而更多是东亚国家的一种集体行为。历经了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东亚各国深刻地认识到，只有加强彼此之间的交流合作，才能有效地防范全球化的负面因素，这使得亚洲国家应“共生”的理念进一步得到认同和推许，尽管这一地区存在着不可回避的“历史问题”障碍。近年来，东亚区域合作呈现出合作层次多、参与国家多，以及目标明确的特点，无论“10+3”还是“10+1”关系都有很大发展，这表明东亚区域性国际体系正在步入自身历史的新时代。如在金边举行的第六次东盟与中日韩(10+3)领导人会议和东盟与中国(10+1)领导人会议上，中国与东盟签署了旨在预防冲突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根据协议，中国和东盟各国承诺，在南沙群岛问题上，放弃使用武力并维持现状，通过对话来处理好相互间存在的分歧，通过合作来共同维护南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同时，中国还与东盟10国签署了《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决定到2010年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并同与会诸国就反恐怖主义、非传统安全等问题达成了合作协议。这一系列协议极有象征意义，充分表明东盟与中国的政治信任发展到了一个新高度。
在次区域层面上的合作同样有很大进展。在东南亚，东盟推出了“东盟共同体”计划，它包括经济、安全、社会和文化等各种计划，要在2020年之前打造真正意义上的国家联盟。在东北亚，中日韩发表了三方合作联合宣言，决心本着循序渐进、先易后难、不断拓展、日益深化的方式，在诸多领域加强广泛的面向未来的合作。2002年，中国提出了中日韩三国适时进行建立自由贸易区可能性研究的建议，得到日韩两国的积极回应。 近年来，东亚的合作更为广泛，从双边到多边，从安全到文化，从官方到民间全方位展开。尽管这些合作中仍然存在着问题，充满了挑战，但是加强彼此的合作是利益所在已成为东亚诸国的“集体认同”。
事实证明，通过不断的对话和交流，矛盾对立的双方或多方可以完全达到或部分达到相互理解，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取得共识。对东亚国家之间经济和贸易往来的日益频繁，区域一体化的呼声日益加大，不能简单地仅仅视为经济力量使然，实际上亦是文化地缘对经济地缘的重新规范。东亚地区的经济、政治秩序，在历史上曾长期由中国或日本主宰，这一政治生态系建构了东亚国家的独特空间意识与国际观念，它可以被归结为一种“东亚意识”。虽然，在东亚区域性国际体系及其地缘政治经济的历史中，交织其中的并不都是合作与友善，然而共同的文化背景和文化认同感，毕竟像纽带一样把它们连结在一起。一般而言，凡是有着良好合作关系的区域性国际体系，都拥有共同的文化与历史背景，或者说文化与历史因素常常自觉不自觉地左右这些国家的现实选择。换言之，为发展这种合作关系，必须充分发掘国家之间的文化共同性，这是认同的坚实基础。
国际集体认同的高级层次是全球认同。全球化潮流构建了国际集体认同的有利环境，而国际集体认同也对全球化一体化起着推动作用。1996年召开的首次亚欧首脑会议和1997年初的亚欧首次部长级会议等，就是这方面很好的例子。1997年5月法国总统希拉克在访华时强调，欧洲和亚洲国家之间，应相互尊重文化和传统，对话优先于对抗，“在互相认可、互相尊重和共同信奉普遍价值观的立场上采取信任态度” 。确实，这种认识应该成为东西方合作的基本理念。只有在充分重视国际集体认同，进行国际多边合作，努力建立各种协调机制的基础上，世界才能真正迎来长期的和平与稳定。
然而，国际集体认同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例如，超级大国美国的单边主义常常对集体认同原则形成冲击。美国的单边主义思想根深蒂固，有着深厚的社会文化根源，意图在于巩固自己的霸权地位，使21世纪继续成为“美国世纪”。“９·１１”事件发生后，美国更加强化单边主义，实行“先发制人”战略。这样做固然有其苦衷，但无疑使二战后建立起来的国际秩序、联合国的地位受到严重挑战。另一方面，美国虽然已经拥有了独一无二的强大实力，但是如果一意采用单边主义、黩武主义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是难以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的。在这个既相互依存又激烈竞争的世界里，再强大的国家也很难建立起一个单极世界，将整个世界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从经济上看，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已不像战后初年那样被美国利用为称霸世界的工具；从政治上看，最重要的国际组织——联合国也不再是美国用指挥棒可以随意驱使的对象。
国际集体认同是一种观念的、说理的、与时俱进的协商机制，它开始动摇“强权为王”的传统国际秩序的根基，并为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奠定基础。国际集体认同构建的根本在于观念的作用。由先进的、积极的文化要素建构的集体认同导致积极的、合作性的国际关系，反之即生发出消极的、敌对性的国际关系。积极的认同关系使行为体“在认知上把他者看作是自我的延伸” 。建构主义在“软力量”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认为在建构和平共同体的历程中，强国的作用主要不是依靠威慑或劝说，而是凭籍一种权威吸引力，即因政治进步、经济发展和安全责任而产生出一种权威磁场，吸引着其它国家“心向往之”，纷纷加入由核心国主导的共同体中。
如上所述，国际集体认同对当今世界和平，以及未来国际新秩序的构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所以要大力提倡国际集体认同，并且充分重视国际集体认同的培育，这主要有以下3个方面：
第一，思想观念的转变。国际关系中文化观念的重要性，已经为建构主义等新兴国际关系理论学派所认同。如温特所认为，由于社会结构形成和存在条件是行为体社会实践的结果，即行为体之间的互动造就了社会结构，这种互动的过程是社会结构存在的基本条件。行为体可以建构一种结构，也可以分解这种结构，并建立另外一种结构，新的结构是由完全不同的文化观念构成的。文化观念无疑是导致“新的结构”形成的要素，行为体在对诸多问题和现象进行分析、评判乃至确定自己的对外政策时，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各自所处的不同文化背景和文化价值观。国际集体认同作为一种新的“思想结构”，源于观念的转变和更新。由于观念是动态发展的，所以观念之间的对立不是绝对的，无论立场、观点和思维都存在不断发生转变的可能。如冷战之后，一向作为盟友的美欧之间在安全观和治理观等方面出现了很多分歧，可以说发生了一些美欧之间的 “集体认同”危机。
相对于传统的国际政治权力观，国际集体认同强调集体的作用、集体的智慧，因此集体的“思想的先进性”显得很重要。当前，全球意识、和平发展观等已基本得到国际集体认同。全球意识对于人类共同利益的认定具有重要意义，从全球的视野展望人类的未来，就能认清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并不同全人类的利益、全球的利益相矛盾，而且民族文化只有融入世界文化的进步潮流，才具有鲜活生命力。许多涉及全球性的问题，如环境保护、国际恐怖主义等，仅仅依靠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力量是难以解决的。建立全球性多边合作机制不仅是世界各国的共同需要，也是时代发展的大势所趋。一个无视国际多边合作机制，采取单边主义的国家要想取得稳定的国际环境和良好的国内发展越来越困难，可以说人类的共同利益领域正在扩大，国际集体认同的内容正在不断增多。
第二，国际制度建设和完善。国际制度是实现国际集体认同的重要保证，因为面对国际社会不断产生的新的矛盾冲突，必须依靠协商而不是对抗的方式来解决，这就需要通过相应的制度手段来规范。不过，现在的国际制度基本上是西方文明的产物，是西方力量的延伸。如亨廷顿承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成立的大部分主要国际机构，都是依据西方的利益、价值观和实践建立的”。这些制度在国际竞争中产生的不利于非西方国家的现象必须加以改革，以便在各项事务中推进各方的认同。国际制度建设包括各种地区性、跨地区性组织机构的改革，完善一系列国际法律、国际组织和国际公约等。近年来提议较多的“全球治理”，就是认为必须在国际法基础上，发挥有较强运作能力的多边国际组织的作用。
国际关系行为体之间通过对话、协调与相互尊重，能够推动国际合作的发展，而国际制度对“集体认同”的成果给予积极保障，则实际上已开始了规范国际秩序的步骤。国际制度一旦得以确立，就为国际社会所共享，各个行为体审视和处理国际关系的思维和方法将随之发生变化。具体而言，要进一步发挥联合国的作用，使联合国成为协调国际关系的中心机构、权威机构。同时，要强化以“票数”形成决议，以决议控制行为的良性机制，尊重国际关系中的“集体认同” ，反对个别国家抛开联合国自行其是的做法。相对于“强权为王”、“大国意志”，“票数”毕竟体现出“集体认同”的程度。
第三，文化交流和理解。如前所述，“集体认同”是一种观念性结构，因此相互交流和理解有助于它的建立和发展。今天，世界范围内形成了一种文化互动及其文化资源共享的态势，各民族之间文化冲突和融合都在迅速进行。一种文化是一个成熟民族身份认同的特定符号，是民族亲和力和凝聚力的重要源泉。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每个民族都形成了独自的思维定势、道德观念、审美意识、价值准则、心理倾向以及民族凝聚力、自信心、自豪感等，这是民族文化最本质、最深刻的体现，亦即一个民族的精神所在。只有建立在这种深层次的文化认同的基础上，才是国际合作、多边合作最牢固的基础。国际关系中的合作伙伴，一般总是不会超越出历史和文化的规范。这是由于：其一，共同的文化追求使之“认同度”高而有利于合作。那些合作良好的地区和组织，一般都具有命运的共同感，在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上都存在着相通性；其二，为发展合作关系，必须充分发掘双方的文化共同性作为信任资源，文化与历史的共性往往是国家间开展合作的一笔巨大财富。
为此，要大力进行各民族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在相互理解、互相信任的基础上，国际集体认同将顺利地健康地发展。由于文化和文明问题的重要性日益显著，伊朗总统哈塔米倡议的，要开展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以缓和与化解矛盾和冲突的倡议，已经得到国际集体认同。如1998年联合国大会正式通过决议，将2001年定为“各种文明之间的对话年”，提出要加强世界上各种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和交流，保持文化的多样性发展，同时促进各国、各地区人民的相互理解，尽可能消除对和平与安全造成威胁的不利因素，共同携手解决人类面临的社会、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问题。对此，许多国家都认识充分，积极行动，制定了一系列对外文化交流目标规划和具体措施。
国际集体认同的培育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仅需要各行为体的主观努力，也需要社会实际的客观条件。假如缺乏必要的交流沟通和相互理解，即便取得某些进展，达成某些协议，也只能是各方妥协的结果，而不是“自我和他者的界限会逐渐变得模糊起来，并在交界处产生完全的超越”的“认同”。韩国政府自金大中主政后，开始坚持不懈对朝鲜实施“阳光”政策，力图通过对话、交流、合作来化解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这是具有远见的做法。亚太经合组织已经存在了多年。它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一个有着不同文明背景，并在经济发展程度差异明显的国家之间组成的经济合作组织。即APEC组织内既有基督教国家美国、伊斯兰教国家印度尼西亚、天主教国家菲律宾，又有儒教文明的发源地中国，以及独具文明特色的日本。可以说，这个组织涵盖了世界上各主要文明国家。这些不同文明背景的国家正积极展开探索建立政治和安全层面合作的有效途径。一些日本学者认为，“亚太经合组织是一种把围绕太平洋的文明冲突变为融合的伟大试验”。
对不同文化和文明的国家来说，首先必须正视文化上的分歧，然后在尊重对方文化及传统的基础上，双方求同存异，加强密切交流，增加相互了解和认识，再进一步寻找彼此文化的契合点，以及最终解决问题的办法。就终极价值来说，人类的各种文化都是相通的，具有“集体认同”的潜在基础，即所谓“百虑而一致，殊途而同归”。未来世界的理想状态是在国际集体认同的基础上，建立一种能够在丛丛矛盾中寻求和谐平等与公正的国际新秩序。
原载于《国际关系研究·第二辑》2006年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信息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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