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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晚报》:你们的努力,世博成功的一半

日期:2006/04/13|点击:232

 出席专家名单(姓氏拼音为序)
陈宪    上海大学教授
华民    复旦大学教授
  黄仁伟  上海社科院教授
    石良平  华东理工大学教授
    孙海鸣  上海财经大学教授
    田国强  上海财经大学教授
袁志刚  复旦大学教授
    张欣    上海财经大学教授
    赵晓雷  上海财经大学教授
  周振华  上海社科院教授


  昨天,在上海财经大学主办的经济学人上海圆桌会议上,围绕“中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定位”这个话题,沪上经济学人就创新现状、创新障碍和创新路径等话题畅所欲言。在观点的碰撞中,在思想的交锋中,“创新”的内涵立体而丰富起来。
  专家们特别提到:在着力构建创新型国家的过程中,上海理应在创新方面起到排头兵的作用,包括率先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大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加快提升产业能级,等等。在承接国际产业分工升级的过程中,上海必须充分发挥大都市的服务功能和辐射功能,成为国际产业大转移的枢纽。这是国家的战略选择,是上海加快自身发展和服务全国的需要。

  
比较优势的选择

  中国目前的加工制造中心地位,是发展阶段的必然产物。上海财经大学孙海鸣教授认为,从上世纪80年代引进外资开始,我们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把中国市场当作一个公共平台,一个拥有较低劳动力成本、较多政策优惠的公共平台。
  复旦大学袁志刚教授认为,中国未来的发展必须依靠自主创新,但我们也必须看到,我们目前在国际分工中成为制造中心有其必然性,一是因为中国巨大的市场,一是因为劳动力资源丰富,有多达7.5亿的劳动力。
  确实,目前中国依靠廉价劳动力参与国际竞争,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处于低端地位,面临着“增长而不发展”的困惑。但上海财经大学赵晓雷教授也强调,目前中国的对外开放路子及发展模式基本上是由约束条件决定的。赵晓雷特别提到,就业压力是目前中国发展模式的一种约束条件。他说,国家发改委《2006年就业面临的问题及政策建议》中讲到,2006年中国劳动力供给增量有可能达到峰值,为1700多万人,劳动力供大于求1400万人,而且在就业人员中,约有三分之一就业稳定性较差。在这种情况下,没有跨国公司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没有大量的国外直接投资,单靠本国资本缓慢积累来吸纳如此规模的剩余劳动力是不可能的。
  复旦大学华民教授说,今天的中国既在制造,又在组装。但是,不管是制造还是组装,中国的竞争优势显然在于可无限供给的劳动力,因为中国制造的是劳动要素密集的产品,在参与跨国公司产品制造的国际分工中,所投入的有竞争力的要素是劳动力,从而做的是劳动要素密集的组装工作,而不是设计和产品开发。中国今天就业在增加,但工资率尚未出现明显的上涨趋势,这表明中国劳动力供过于求的问题,基本上还未得到有效的解决。只要这种状况不发生变化,那么中国以劳动力优势来参与国际分工和贸易就是不可避免的。

  
创新需要多元化

  华东理工大学石良平教授提出,创新是一个多层次的立体概念,不能强调了自主创新,就片面地否定低端制造业。他说,原先,同样的一个品牌,马来西亚制造的产品售价比中国制造的高很多,因为马来西亚工人的熟练程度比中国工人高,而现在据调查中国工人的平均水平已经高于东南亚。制造业转移为中国培训了大批工人,这是好事情。
  在上海财经大学教授田国强眼里,中国经过近28年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现在探讨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问题,就是要正确处理自主创新和引进技术之间的关系。他表示,制度安排应该是内生的,中国人不会永远做低层次的组装,从长远来讲我们肯定需要自主创新的技术,但正所谓饭要一口一口吃,发展阶段也是一步步的,应由市场条件来决定。创新可以有自主创新,也可以有集成创新,也可以在引进吸收消化基础上再创新,上海应该走在创新前列。
  上海社科院周振华教授说,中国的国际分工地位涉及“比较优势”和“自主创新”两个问题。从比较优势来说,我们最适合做生产加工,至少可以解决大量的劳动力就业问题。问题是:这样一种比较优势到了是否还要继续延续的阶段?周教授态度很明确,市场选择要多元化,一方面仍要发挥比较优势,通过外资的引入,来提高我们参与国际分工的水平。况且,中国在参与国际分工中还出现了一些新变化,如跨国公司越来越多在中国设立研发中心,特别是上海,跨国公司的研发都以应用型为主,这对提升产业分工水平有很大作用。但这种结合还是嵌入式的,主要是我们还缺乏自主创新。所以,另一方面就是要处理好发挥比较优势和提升自主创新的关系。

  
创新要突破障碍

  多元化的创新,各方面也都面临着需要突破的障碍,文化与制度是其中的关键所在,而教育又是关键中的关键。
  为何我们没有成为创新中心?上海财经大学张欣教授举了国内某大学专利作假的事件来说明,目前我国的法制环境尚不利于保护创新,抄袭成本太低,惩罚力度太小。
  上海大学陈宪教授归纳,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拥有高储蓄率,但缺少资金有效地转化为资本的机制;人力资源丰富,但缺少有效的教育培训把它们转化为人力资本。陈宪表示,中国未来增长方式的转变、自主创新,不能忽视民营企业的作用,民营企业的创新空间很大,会成为我们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过程中的一个亮点。
  鼓励创新,必须要让隐藏在民间的创新力量爆发出来。石良平教授对此深有同感。他说,日本的家电制造业曾经称霸全球,现在很多领域已经被中国品牌后来居上,因此日本企业界对此进行反思,他们没有想到中国人的模仿追赶能力这么强。随着中国经济融入全球化,国内资源性企业,如石油、矿产,开始组建跨国公司,收购国外的企业;一些大型制造业企业,利用了全世界的技术和生产体系,打出自己品牌。这些企业从不同的角度迈开了经营模式创新的步伐,但整个的自主创新体系还远没有形成,中国企业仍然没有掌握核心技术。
  上海社科院黄仁伟教授指出,自主创新,需要特别注意研究发达国家的动向,不能关起门来埋头追赶。一些发达国家有专门的机构,密切关注世界各国的研发动向,对我们的一举一动可以说了如指掌,常常在要害上“卡”住我们急需的关键技术,不允许向中国转移,有些技术我们花了巨大的人力财力自主研发取得进展,他们偏在突破前夜开放,致使我们的前期投入付与流水。相比之下,我们却缺乏“知彼”的能力,吃了不少暗亏。
  专家们还对教育提出了忧思。当越来越多的独生子女在学校宿舍里甩手看父母收拾床铺、每周末把一堆脏衣服带回家,当他们工作后在办公室里嚼着妈妈削好装进保鲜袋的苹果,又如何能指望这些年轻人担当起自主创新的重任?袁志刚教授认为,与知识创新有关的整个体系,从大专院校到科研院所,我们离世界水平还很远,尤其是出人才的制度环境需要进一步改善。

来源:《解放日报》(2006年3月9日第1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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