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 5 亿人口在城市，8 亿人口在农村，其中绝大部分在中西部地区，处理好工农、城乡和地区关系，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问题。胡锦涛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提出：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我国目前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政策倾斜的重心开始转移。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解决因城乡、地区发展不平衡所激化的社会贫富差距问题和两极分化趋势。
地区、城乡之间实现合理分配，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经济基础
(一） 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地区、城乡和贫富差距
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可以协调各阶层之间利益关系，是建构和谐社会的经济基础。然而我们所面临的局势，却是城乡、地区差距持续扩大，这种扩大极大地激化了全社会的贫富差距。
1998年与2003年相比，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从2.51：1 扩大到3.23：1，年均扩大0.16 个百分点。2004年前三季度，城乡差距扩大到3.53倍，加上市民享受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实际差距是6倍。因此农民消费份额逐年下降。1978年，农民占总人口87 %.，占社会消费总额 67.6％，2003年，农民占总人口70.8%.，却占社会消费总额35.1％。全国公共教育投入77％集中在城市，公共医卫投入80%以上集中在城市，城乡社会保障覆盖比例为22：1，世界卫生组织将中国卫生资源配置公平性排在191个成员国的第188% 位。此外，当前一段时间，一些地方政府乱征、滥征农用耕地，使4000多万农民处于无地、无业、无保困境。2001年，全国9460万农民工为城市创造了13625亿元财富，他们自身老弱病残却无保障！
2003年，上海市与贵州省人均GDP之比为12.97:1，上海市与河南省人均GDP之比为 6.2:1，而2002年欧盟15 国24个地区人均GDP最高比差只有2.4:1。2003年，贵州省人均财政收入是上海人均的6.3%，财政支出是上海的13.5%，固定资产投资是上海的13%，平均每平方公里固定资产投资是上海的11%。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这种差距仍将继续扩大！
据联合国2004HDI报告，中国2001年基尼系数为0.447，最穷1/5人口占总消费4.7%，最富1/5人口占总消费50.0%，贫富比差为10.7:1。美国2000年基尼系数为0.408，最穷1/5 人口占总消费5.4%，最富1/5人口占总消费45.8%，贫富比差为8.4:1。法国1995年基尼系数为0.327，最穷1/5人口占总消费 7.2%，最富1/5人口占总消费40.2%，二者比差为5.6:1。日本1993年基尼系数为0.249，最穷1/5 人口占总消费10.6%，最富1/5人口占总消费35.7%，二者比差为3.4:1。中国贫富差距已明显超过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据中国社科院2005年社会蓝皮书报告，2004年中国基尼系数超过0.465，2005年逼近0.47。《光明日报》2004年8月 17日发表文章，据中国人民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调查，中国内地基尼系数已高达0.53 或0.54。众所周知，基尼系数0.4是社会失衡临界点， 是社会振荡临界点。当然，这种临界点的设置，在不同国家应有不同，但过高的基尼系数，无论如何是对社会动荡风险的预警。因此，建立合理的收入分配机制，缩小三大差距，把基尼系数降到0.3~0.4区间，是建构和谐社会的基础，也是执政党提高执政能力的当务之急。
（二）城乡、地区和贫富三大差距扩大的原因分析
查明原因，方可对症下药。种种迹象表明，政府工农业政策长期倾斜，是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
价格剪刀差。以行政命令方式产生的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成为强制性国民收入再分配的政策。1952～1978年，工业总产值增长11.3%，农业总产值增长3.2。1952～1986年，国内从农业抽走6868.12亿元支持城市工业，占当时农业所创造价值18.5%。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城市工业产品几次猛涨，又扩大了城乡差距。价格剪刀差在落后国家工业化初期是必须的，但长期推行，将严重阻碍农业发展，并延缓整个现代化进程。
城乡二元结构。1958年《户口登记条例》强制分隔城乡户籍，限制劳动力自由流动，市民可享受社保福利、医疗保障、优质教育、特殊补贴，拉大了城乡差距。现在农民虽可进城打工，但工资低微，一城两制，仍不能享受市民待遇。二元结构使城乡差别制度化，阻碍了城乡经济融合、人口融合和空间融合。
体制转轨过程中的权力寻租。在转轨过程中，权力在体制空隙中寻租，导致官场腐败和权力资本化，恶化了分配格局，不仅影响了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也干扰了国民收入再次分配。
政策倾斜。1984年以来，改革重心向城市倾斜，发展战略向沿海倾斜，更加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和地区发展差距。东部沿海城市在良好政策环境中形成良性自我循环，而西部农村却陷入恶性循环。
税收问题。90年代后期国税占GDP比重，中国11.4%, OECD(经济合作发展组织)国家37.9%，美国32.6%，欧洲39.4%，发展中国家18.2%，中国明显偏低。据胡鞍钢博士文章，全国平均每年流失税收5700~6800亿元，占GDP 7.6~9.1%。税收不足则政府调节再分配乏力。
公共投入不足。据中国社科院2005年社会蓝皮书报告，2002年中国社保福利占GDP3%，公共教育占2.9/%，卫生保健占2%，三项相加为7.9/%。美国社保福利占5.4，公共教育占5.6，卫生保健占6.2，三项相加占GDP17.2%。法国社保福利占16.5，教育占5.7，卫生占7.3，三项相加为29.5%。中国投入偏低。投入顺序颠倒。我国民生基本项目投入不足，豪华政绩工程却投入过高。全国每年公务用车耗费3000亿元，打造新北京奥运会2800亿元，上海世博会投入4000亿元。这些项目的重要性，远远不及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公共卫生。
财政收支比重逆转。2004年，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58%，中央财政支出占全国28.4%。全国财政收入向上集中而支出向下集中，导致2/3 乡镇财政负债运转，债务以每年200多亿元递增，严重影响农村稳定和党群关系。
（三）以制度建设来解决三大差距，构建和谐社会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依法严惩贪官污吏、不法奸商，依法保护人民群众特别是下岗工人和失地农民等弱势群体基本权利。要坚持党的领导：共产党要代表最大多数人民根本利益，要依法执政，人大对执政党的约束监督要法律化、制度化。要坚持马列主义：改革开放的理论基础是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决不是西方的新自由主义。
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目前，工农群众不仅在利益分配格局中弱势化，在政治权力格局中也逐步边缘化。从70年代末到90年代后期，在全国人大里基层工人代表由27%降至11%,农民代表由21%降至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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