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文 化 的 核 心 功 能
人类社会在几个世纪中经历了两次重大的转型：由农业文明转向工业文明，再由工业文明转向知识文明。在转型过程中，文化发挥了价值导向、智力支撑、精神陶冶三大功能。文化的深层内核是价值观念，价值导向是文化的核心功能。社会转型并非单纯的GDP增长，而是经济、社会、政治体制的全面转型。观念在反作用的意义上是体制之母。正是价值观念的转变，引导和规范了体制的转型。
首先是财富观对市场体制的引导。推动欧美各国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的基督教新教伦理，是以自由劳动理性组织方式为特征的中产阶级价值观。市场经济依赖于理性的技术、财务、观念、行为。在经济理性主义财富观指引下，市场经济体制逐渐趋向于规范、透明、有序。
其次是公平观对社会体制的引导。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财富向少数人集中，出现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美国在20 世纪初即面临此种局面。1901~1917年，老罗斯福、塔夫脱、威尔逊三位总统启用基督教“人人平等”的价值资源，以及基于新教伦理的“社会公正”、“公共福利”等宪政原则，提倡能动政府，批判市场原教旨主义，实施“进步主义”改良运动，通过累进所得税法、开垦法、关税法、反托拉斯法、劳工法等法制建设，来协调社会利益，实施体制、机制内重塑和社会重组，释放社会压力，维持社会稳定。这是很有说服力的例证。
再次是权力观对政治体制的引导。农业时代的欧洲实行君主制，君权神授，王权无限。从1215年英国自由大宪章起，经过四百多年反复斗争，法律成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公认的社会契约，人人均须守法，统治者无限权力逐渐转变成有限权力，法治框架终于形成，奠定了现代政治体制的基石。现代政治体制经历了两次重大转型：由农业时代的官本位家长制转向工业时代的民本位公仆制，然后迈向信息时代的扁平网络化电子政务的先进治理体制。
不仅欧美发达国家社会转型得益于先进价值观的引导，亚洲国家社会转型也有赖于正确价值观的指引。新加坡改铸了传统儒家文化，使其与欧洲工业文明相融合，并将这种新型文化概括成通俗易行的五项共同价值观：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关怀扶助，尊重个人；协商共识，避免冲突；种族和谐，宗教宽容。在这五项共同价值观指引下，新加坡的政治体制建设，以及经济和社会发展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卓越成就。再以韩国为例， 1994年韩国提出《创造新韩国育改革方向》，主张通过国民教育来育成“新韩国人形象”。它包括四个方面：（一）“与众共生的人”，具有高度道德意识、集体意识；（二）“智慧的人”，创造新知识、新技术、新信息；（三）“开明的人”，能够主导国际化、全球化新时代；（四）“劳动的人”，认识到劳动的价值而勤奋工作。这个教育改革方向，鲜明生动地体现出由工业文明向知识文明过渡的先进价值取向，并在民众中得以广泛普及。正因为共同价值观具有极其强大的精神凝聚力，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韩国人民举国同心，团结应变，令人感叹。
以错误价值观误导社会转型的典型例证，是拉丁美洲国家。它们不顾本国具体国情和社会转型的错综复杂性，生硬照搬发达国家倡导的“华盛顿共识”，用新自由主义价值观指引社会转型，误导了改革方向：将国有企业全盘私有化，过分依赖外资，削弱了国家宏观调控能力；政府监控不力，法制不健全，金融危机接二连三；迷信市场原教旨主义，出现社会不协调综合症；盲目加快改革，体制建设滞后，导致贫富两极分化，腐败触目惊心，改革成本过高，社会动荡不安，形成经济衰退和社会失范的整体性危机。
有人说,20世纪见证了美国的腾飞， 21世纪将面临中国的振兴。美国在1900年人均 GDP达1000美元，城市化率40％。去年中国人均GDP1060美元，城市化率40.53％，经济结构中一产、二产、三产比例也与100年前的美国相似。中国的确已经到了起飞临界点。
欧洲先有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然后出现工业革命，社会转型有明确的价值导向。美国于20世纪初在新教伦理指引下，用17 年时间致力于体制建设，为它的起飞准备了内部缓冲机制和国际生存空间。中国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是缺乏思想准备的体制切换，原来的伦理纽带突然断裂，内化于人们意识之中的社会规范突然失效，暂时性的市场无序和行为失范乃势所必然。新的核心价值观如不及时确立，体制改革势必难产，中国虽有起飞的动力，还需要寻找起飞的跑道和航向。否则就会步拉丁美洲之后尘，到了临界点却飞不上去。
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起飞航向。由于体制建设滞后，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长期失衡。十六届三中全会又提出了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这五个统筹，树立了以人为本的全面、平衡、协调、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上述要点为21 世纪头20年中国的社会转型和体制建设提供了价值导向，为中国的起飞铺设了平坦的跑道，文化的核心功能开始发挥作用。回顾中国在2003-年创造的业绩，人们往往瞩目于GDP 的攀升，或者对神舟五号宇宙飞船进入太空赞不绝口。其实真正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最重大贡献，是最高决策层提出的以人为本的全面、平衡、协调、持续的科学发展战略。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史册里，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地位，或许不亚于十一届三中全会。
二 、文 化 领 导 权 的 关 键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涵盖行为、理念、机制、体制四个层面的系统工程。理念即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是整个系统的核心和灵魂。观念是体制的先导。社会变革首先是观念变革。社会转型期文化体制改革的首要任务，并非把文化公益事业转变为营利性产业，而是确立引导体制变革的先进价值观念。“三个代表”理念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为中国起飞设定了航向；提倡五个统筹、树立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为中国起飞铺好了跑道。十六大明确提出要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首先，要坚持三个面向因为这与全世界由农业文明、工业文明走向知识文明的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完全吻合。其次，要坚持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再次，要切实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这就是我们党作为执政党提出在社会转型期的价值观念和文化建设的基本框架，它构成了当今中国社会的主导文化。
然而，把执政党倡导的主导文化真正变成社会公众认同的主流文化，还要有一个转化过程。以前一切靠集体、靠单位、靠国家，人们对共同理念和公共目标比较关注。现在人们被甩向市场，成为孤单的个体，独自面对强烈的市场冲击和生存竞争，在不同利益驱动之下各奔前程，共同理念和公共目标与他们的关系，似乎就不是那么直接、那么密切了。对于体现主导文化的“五个一工程”，党报党刊的宣传热火朝天，人民群众却反应冷淡，部分原因即在于此。我们必须采用贴近现实、贴近群众、贴近生活的鲜明活泼的语言和多姿多彩的形式，来丰富、阐述和演绎我们的主导文化，使其成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而带有世俗气息的社会规范和生活伦理，对公众的社会实践和日常生活进行合乎理性的引导和提升。文化核心价值成为世俗生活层面的价值标准和伦理导向，方能在意识形态领域确立其引导世道人心的话语权威。执政党文化领导权的关键何在？那就是真正掌握社会核心价值建构的主动权和主导权，掌握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而具有强大感召力的价值观念形态，并且使它得到具有多元价值取向的各阶层公众的普遍认同，成为社会公共价值观，使宏观抽象的主导文化成为有血有肉、生命力旺盛的主流文化。
我们对于主导文化的演绎，必须严格遵循和全面领会十六大报告和十六届三中全会文件的精神实质，把握好爱国主义与全球意识的辩证关系，集体主义与尊重个人的辩证关系，科学理性与人文导向的辩证关系，中央权威与地方作用的辩证关系，劳动光荣与适度消费的辩证关系，法治观念与社会公德的辩证关系，效率优先与社会公平的辩证关系，改革、稳定、发展的辩证关系，完整地表述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
公共价值观念是精神文明的深层内核，其表层体现的是公民行为规范。韩国足球队踢进世界杯4 强，举国欢腾，参与狂欢的数十万公民散去后，地上居然毫无垃圾。我国各地均有居民公约、市民守则之类行为规范，然而实际上收效甚微。上海颁布市民“七不”规范已十多年，乱穿马路、随地吐痰还是尚未彻底解决的跨世纪难题。中国公民出国旅游，往往在无意之中显示出基本行为规范方面令人遗憾的缺陷，引起海外媒体严肃批评，认为中国公民文明素养大大滞后于社会经济发展。中国已经加入WTO，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我们必须从幼儿园开始，对所有中小学生进行严格的行为规范训练，并且从沿海大城市开始，逐步普及国际礼仪规范的基本知识。中国公民只有具有高度的文明风范，方能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 这就涉及到可操作的机制层面。韩国非常重视中小学公民道德教育。“与众共生的人”，决非一句空话。国旗和各个株式会社社旗，到处迎风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深入人心。中小学都依据塑造新韩国人形象的四条标准，严格培养学生的公民意识、公德意识、创新意识、创业意识。每个学校都有各自的校训，每个株式会社均有员工行为规范。提高公民素质和精神品味，是全国上下一致的共同追求。我们不能坐而论道，空谈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念，必须在运作机制层面上采取有效措施，付诸行动。这是一场传播公共价值观念、培训公民行为规范的攻坚战、持久战。一要广泛宣传、深刻领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做到家喻户晓。二要借鉴韩国、新加坡先进经验，编写生动活泼的德育教材，切实加强中小学德育课程，使公民行为规范和先进价值观念入耳入脑，渗透进血液里，落实到行动上。三要在电视黄金时段不断播放精彩公益文化节目，通过日积月累的熏陶，使先进价值观深入人心。四要开办民工学校，狠抓社区文化，使农民工在城市化过程中转化为合格新市民。五要加强检查执法力度，依法惩处违背社会公德的不文明行为。六要各级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官风正则民风自淳。依靠生硬的行政命令，不可能使共同价值观深入人心，也不可能使行为规范长久保持。必须通过生动活泼的运行机制来加以诱导，把公共价值和行为规范融入机制性社会实践框架之中，才能激发公众的文明意识和价值认同。
观念和体制是辩证互动的。一方面，观念是体制之母；另一方面，公共理念又必须通过法规体制来加以巩固和保证。韩国的社会转型目标，是在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的进程中，发展成世界第7 位知识经济强国。因此它竭力提倡面向世界、人才兴国的公共价值观，提出了“智慧的人”口号，并且从海外留学生中招聘高级人才归国。韩国具有悠久的儒家文化传统，原先采用官本位家长制管理模式， 年代归国的韩国科学家们无法忍受行政官僚的颐指气使，纷纷辞职，重新外流。韩国政府及时醒悟，运用立法手段，通过一系列科研法规，确立“研究人员优先”的原则，在研究机构内降低行政官员比例，限定行政官员职能仅仅是为研究人员服务，不得干涉科学研究，让科学家按照科研规律办事。这些法规体制，突破了官本位、家长制传统，形成了科技立国、人才兴国的新风尚。目前韩国教授、科学家社会地位最高，其次是企业家，再次是政府官员。全社会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风气，吸引了大量海外人才回国， 产业迅速发展，正在向知识经济强国目标迈进。在农业时代，官是主宰一切的父母官，民是俯首听命的子民。到了工业时代，官是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民是作为社会主人翁的公民。我国农业时代历史悠久，工业化至今尚未完成，农业时代官本位、家长制陋习依然根深蒂固。我们必须在党的领导之下，积极稳妥地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建设，逐步扩大公民有序化、规范化、制度化的政治参与，确保公民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依法严格监督各级公仆。如果缺乏制度保证，任何先进的公共理念都难以发挥作用。
社会转型是经济、文化、政治体制的协同整体推进。因此，我们要以精神文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平衡协调发展作为干部的考核标准，各级领导班子要对经济、文化、政治、社会通盘考虑，全面把握，再由各位副职分管各个部分。文化核心价值观指引社会经济整体起飞的航向，执政党必须牢牢地把握住文化领导权。
执政党文化领导权的关键，是把主导文化转变成社会各阶层的共识，成为真正的主流文化，而关键中的关键，是身教重于言教，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必须率先垂范，成为倡导先进文化价值观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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