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的核心不在精英阶层成功地伸张了他们对于空间使用的要求，而在于精英阶层对空间的需求很少被质疑或拒绝，全球城市或准全球城市正不断地因应这批新使用者的要求而改变。
萨斯基娅·萨森的《全球城市》一书，讨论的虽然只是巴黎、纽约和东京三个典型的全球城市，但它同时也催热了全球城市的概念。那些梦想有朝一日跻身全球城市行列的城市，当然会比对一下全球城市三大特征：实现城市形态从工业化向后工业化的转型，在世界上占据国际经济文化活动制高点，能够影响和改变世界市场运作。与一般城市不同，全球城市是在高度一体化的世界经济环境下，国际资本对世界经济进行控制和发挥影响的空间节点，是整个世界经济体系中具有特定分量的场所，萨斯基娅·萨森认为全球城市是经济、政治和文化权力重合的地方。可以说，全球城市与跨国资本共同充当了全球化经济的组织者，它们以跨国公司和跨国银行为核心，以电讯和国际航线为干道，以世界城市为节点，构成全球化经济和社会网络。跨国公司从生产过程中发挥组织作用，而全球城市则从空间上发挥组织作用，成为全球化经济在空间上的代表。
值得注意的是，全球城市越来越注重社会文化与经济的融合，使得全球城市日益成为全球文化在空间上的代表，其主要特征就是强调社会生活和文化的多样性：人口多样性（出生地为外地、外国的人口占城市人口的百分比）和外来人士在城市精英队伍中的比重。比人口结构更重要的全球城市开放性指标是文化生活的多元化，包括工作语言的多语种化、对非本土文化的一视同仁，以及不同背景的居民对市政的参与度。这种社会文化多样性不仅是吸引和留住人才的主要因素，也是全球城市提供高质量的生活和工作环境的先决条件。
把文化作为控制城市空间的一种有力手段，似乎已经成为了世界性的常识。那些与意象、记忆相关的城市生活体验，显然会左右人们对特定的城市空间的认同。这就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城市的宣传者越来越热衷于提升城市空间作为文化创新中心的形象，因为通过体育赛事、餐饮休闲、先锋表演与建筑设计等吸引的并不仅仅是投资与旅游者的金钱。
强调文化在全球城市中重要的建构性力量，也是全球城市向创意城市演化的重要推动力。伦敦已经明确提出了创建“创意城市”的主张，突出强调了两个核心内容：文化与创意性，并将触角延伸到了城市环境、工作与家庭生活模式、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方式、旅游的体验、享受科技的种种便利、日常文化休闲娱乐活动等各个城市生活环节。创意城市表述的是这样一种欲求：当一个城市正在经历一种机会倍增的范式转变时，获取重新审视、思考与行动的能力，同时也意味着发展获取清晰的目的性、开放性和风险承受能力。
无论是全球城市还是创意城市的发展，都与资金和人员的全球性流动密切相关，都与不同的人群对于空间使用的要求密切相关。萨斯基娅·萨森在另一部著作《全球化及其不满》中，提醒我们注意：全球城市的新景观的一项重要特色是：一小部分专业人士与一大群低收入劳工这两组城市使用者的差距日渐扩大。在传统和现代的城市里，“风景”（文化上和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人的空间）与“本土”（被剥夺了资源的、无权无势的当地人的空间）相互对立；但是，在以全球城市为代表的大都市中，“风景”与“本土”之间的分界被打破了，中产阶级重新向市区的移居，打破了城市破败地区的既有格局，这样，“本土”就成了“风景”的一个组成部分，城市也日益成为商业化的场所、消费的场所。大都市除了意味着人类的痛苦与绝望外，同时也意味着巨大财富的聚集之地和豪华消费的场所，城市一方面有棚户区与穷人，另一方面也有熠熠生辉的摩天大楼、豪华的住宅区、五星级宾馆为跨国精英们提供工作、娱乐和休息场所。对于跨国企业人士来说，一个有一流机场、黄金地段的商业区以及五花八门的娱乐场所的城市便是理想国。
问题的核心不在精英阶层成功地伸张了他们对于空间使用的要求，而在于精英阶层对空间的需求很少被质疑或拒绝，全球城市或准全球城市正不断地因应这批新使用者的要求而改变。高度现代化的办公大楼，高级住宅，顶级饭店，时髦餐馆，以及机场和新高速公路这些设施，都可以被当成专业阶层对城市空间的种种需求具体落实的结果。在全球城市的风景背后，国际商务人士的“诉求”早已被合理化、自然化为与世界接轨的先决条件。
返回顶部
萨斯基娅·萨森的《全球城市》一书，讨论的虽然只是巴黎、纽约和东京三个典型的全球城市，但它同时也催热了全球城市的概念。那些梦想有朝一日跻身全球城市行列的城市，当然会比对一下全球城市三大特征：实现城市形态从工业化向后工业化的转型，在世界上占据国际经济文化活动制高点，能够影响和改变世界市场运作。与一般城市不同，全球城市是在高度一体化的世界经济环境下，国际资本对世界经济进行控制和发挥影响的空间节点，是整个世界经济体系中具有特定分量的场所，萨斯基娅·萨森认为全球城市是经济、政治和文化权力重合的地方。可以说，全球城市与跨国资本共同充当了全球化经济的组织者，它们以跨国公司和跨国银行为核心，以电讯和国际航线为干道，以世界城市为节点，构成全球化经济和社会网络。跨国公司从生产过程中发挥组织作用，而全球城市则从空间上发挥组织作用，成为全球化经济在空间上的代表。
值得注意的是，全球城市越来越注重社会文化与经济的融合，使得全球城市日益成为全球文化在空间上的代表，其主要特征就是强调社会生活和文化的多样性：人口多样性（出生地为外地、外国的人口占城市人口的百分比）和外来人士在城市精英队伍中的比重。比人口结构更重要的全球城市开放性指标是文化生活的多元化，包括工作语言的多语种化、对非本土文化的一视同仁，以及不同背景的居民对市政的参与度。这种社会文化多样性不仅是吸引和留住人才的主要因素，也是全球城市提供高质量的生活和工作环境的先决条件。
把文化作为控制城市空间的一种有力手段，似乎已经成为了世界性的常识。那些与意象、记忆相关的城市生活体验，显然会左右人们对特定的城市空间的认同。这就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城市的宣传者越来越热衷于提升城市空间作为文化创新中心的形象，因为通过体育赛事、餐饮休闲、先锋表演与建筑设计等吸引的并不仅仅是投资与旅游者的金钱。
强调文化在全球城市中重要的建构性力量，也是全球城市向创意城市演化的重要推动力。伦敦已经明确提出了创建“创意城市”的主张，突出强调了两个核心内容：文化与创意性，并将触角延伸到了城市环境、工作与家庭生活模式、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方式、旅游的体验、享受科技的种种便利、日常文化休闲娱乐活动等各个城市生活环节。创意城市表述的是这样一种欲求：当一个城市正在经历一种机会倍增的范式转变时，获取重新审视、思考与行动的能力，同时也意味着发展获取清晰的目的性、开放性和风险承受能力。
无论是全球城市还是创意城市的发展，都与资金和人员的全球性流动密切相关，都与不同的人群对于空间使用的要求密切相关。萨斯基娅·萨森在另一部著作《全球化及其不满》中，提醒我们注意：全球城市的新景观的一项重要特色是：一小部分专业人士与一大群低收入劳工这两组城市使用者的差距日渐扩大。在传统和现代的城市里，“风景”（文化上和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人的空间）与“本土”（被剥夺了资源的、无权无势的当地人的空间）相互对立；但是，在以全球城市为代表的大都市中，“风景”与“本土”之间的分界被打破了，中产阶级重新向市区的移居，打破了城市破败地区的既有格局，这样，“本土”就成了“风景”的一个组成部分，城市也日益成为商业化的场所、消费的场所。大都市除了意味着人类的痛苦与绝望外，同时也意味着巨大财富的聚集之地和豪华消费的场所，城市一方面有棚户区与穷人，另一方面也有熠熠生辉的摩天大楼、豪华的住宅区、五星级宾馆为跨国精英们提供工作、娱乐和休息场所。对于跨国企业人士来说，一个有一流机场、黄金地段的商业区以及五花八门的娱乐场所的城市便是理想国。
问题的核心不在精英阶层成功地伸张了他们对于空间使用的要求，而在于精英阶层对空间的需求很少被质疑或拒绝，全球城市或准全球城市正不断地因应这批新使用者的要求而改变。高度现代化的办公大楼，高级住宅，顶级饭店，时髦餐馆，以及机场和新高速公路这些设施，都可以被当成专业阶层对城市空间的种种需求具体落实的结果。在全球城市的风景背后，国际商务人士的“诉求”早已被合理化、自然化为与世界接轨的先决条件。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