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这东西其实很烦人，它世世代代困扰我们，不断有人叙述它描绘它研究它，也不断有人扭曲它糟踏它贬斥它。我们真拿它没办法。《身体活——现代叙述中的欲望对象》([美]彼得·布鲁克斯著，朱生坚译，新星出版社2005年5月版)是又一本探究身体奥秘的著作，作者彼得·布鲁克斯(Peter Brooks )是美国弗吉尼亚大学讲座教授，他的这本书，并不直接探讨身体本身(那是医学活儿)，而是探讨文学、绘画如何对身体的叙述与描绘。这本书的译者是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一位年轻的博士。我想他翻译涉及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书名。英文是《Body Work》，“身体工作”即“身体活”。身体活与铁器活、针线活不同，这是一件非常特殊的活儿。
身体这东西极其重要，它是我们生命的基础。生命脱离不了身体，但是身体又不等于生命。我们生活在我们的身体里，身体既是我们自己的，可有时我们又对它很陌生，甚至无法驾驭，于是身体又成了他者。
彼得·布鲁克斯指出，在较为传统的文化中，身体的意义很大程度上决定于社会结构和社会实践。如果解读法国大革命，在那些政治演说、文化表演、小说绘画中，思考它的象征性的政治姿态，可以强烈感受革命语言及其表现的“身体性”。那个时代的身体是革命的身体、政治的身体。在文学作品中，它被描绘成政治的象征，它是刻板的，模式化的。革命的身体干着模式化的活儿。那件将法国历代国王的身体从圣单尼斯修道院中挖掘出来的事，把“身体活”发挥到令人发指的地步。因为在政治观念上，即便失去生命，身体的符号还有意义。每一个身体必须是符号学的身体，每一件身体活，必须是某种意义的标记。所谓什么树开什么花，什么阶级说什么话，就是这个模式。在那个时期，文学、绘画表现的，就是那种符号意义展示和标记的过程。
但是，随着传统信仰体系的衰败，身体的种种意义变得不确定起来。在文学、绘画的想象中，身体受到了第一位的强烈关注。身体活原本具有的政治功能革命功能，被集中到一点，就是欲望。身体活在情欲性欲的形式中展开。如杜拉斯的《情人》一类作品，身体是写作的对象和主题，是现代叙述中的欲望对象。以暴露的身体书写故事，意味着身体成了精巧的容器，因为是容器，它可以盛各式各样的物品。身体不再是单一的革命的政治的身体，而成了性的身体、感官的身体。欲望和女人的身体成为小说和艺术最强大的动力。
当人类从两个不同的极端充分展现了革命的身体、物质的身体，努力洞察了它最缄默的信息，以至不再可能从这种展现中获得什么之后，我们依然困惑，依然不了解自己的身体。于是，身体还是人类持久研究和描述的对象。
这就是千百年来文学艺术对身体的百般描述，但结果并不乐观。
朱生坚的翻译本身也是一种“身体活”，是脑力和体力的艰辛支付，尽管这件“身体活”在文学和艺术中不会被人像革命政治像情欲性欲那样加以关注，尽管这种活儿甚至不被当今最俗的对知识分子的那个考核系统承认，但是朱生坚的翻译是贡献。他的《译后记》是对原作者的超越。他发现，在英文版的《圣经》中，亚当和夏娃的交合，用的是动词“k now”，在《英汉大辞典》中，K now除了认知、理解、熟悉等多项解释之外，在古代英语中，还有“交媾”的意思，于是，他恍然悟到，身体原来是认识的终点和起点。
但是，盯着身体的物质性，让身体从头到尾去干情欲和性欲的活儿，难道身体就能得到了解放？朱生坚悟到，“过于注重身体的命数，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对于物质、身体的迷恋和抗拒所造成的紧张。如此看来，以身体为法宝的后现代思想洋洋得意，宣称自己完成了对于现代性思想的颠覆，实在不免有些滑稽。”与身体的亲密接触导致与灵魂的疏离，而与灵魂的亲吻又导致与身体的隔膜。朱生坚对彼得·布鲁克斯过度运用弗洛依德理论对身体的分析颇有微词，事实上，我们传统的文化，不像西方那样过于注重物质和物质性的身体，他说，“这是我们的文化正在消失的、但是还可以明显感觉得到的好处。”
从革命的政治的身体，到性的感官的身体，身体的真正解放，只能是它的物质性和精神性在更高层次上的融合。迄今为止，古希腊人对于身体的态度才算是典范。对于黑格尔那个时代的人来说，“古希腊人代表了人在最崇高状态下的生命样式，其塑造、表现、呈现的渴望与他的自然融为一体，与自然的一切融为一体。它是一个自然与人相统一、相和谐的时代。”
说到底，身体活不是针线活。针线是干针线活的工具，而身体，既是干身体活的工具又是干身体活的对象。针线活是干得完的，而人类的身体活，没有穷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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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这东西极其重要，它是我们生命的基础。生命脱离不了身体，但是身体又不等于生命。我们生活在我们的身体里，身体既是我们自己的，可有时我们又对它很陌生，甚至无法驾驭，于是身体又成了他者。
彼得·布鲁克斯指出，在较为传统的文化中，身体的意义很大程度上决定于社会结构和社会实践。如果解读法国大革命，在那些政治演说、文化表演、小说绘画中，思考它的象征性的政治姿态，可以强烈感受革命语言及其表现的“身体性”。那个时代的身体是革命的身体、政治的身体。在文学作品中，它被描绘成政治的象征，它是刻板的，模式化的。革命的身体干着模式化的活儿。那件将法国历代国王的身体从圣单尼斯修道院中挖掘出来的事，把“身体活”发挥到令人发指的地步。因为在政治观念上，即便失去生命，身体的符号还有意义。每一个身体必须是符号学的身体，每一件身体活，必须是某种意义的标记。所谓什么树开什么花，什么阶级说什么话，就是这个模式。在那个时期，文学、绘画表现的，就是那种符号意义展示和标记的过程。
但是，随着传统信仰体系的衰败，身体的种种意义变得不确定起来。在文学、绘画的想象中，身体受到了第一位的强烈关注。身体活原本具有的政治功能革命功能，被集中到一点，就是欲望。身体活在情欲性欲的形式中展开。如杜拉斯的《情人》一类作品，身体是写作的对象和主题，是现代叙述中的欲望对象。以暴露的身体书写故事，意味着身体成了精巧的容器，因为是容器，它可以盛各式各样的物品。身体不再是单一的革命的政治的身体，而成了性的身体、感官的身体。欲望和女人的身体成为小说和艺术最强大的动力。
当人类从两个不同的极端充分展现了革命的身体、物质的身体，努力洞察了它最缄默的信息，以至不再可能从这种展现中获得什么之后，我们依然困惑，依然不了解自己的身体。于是，身体还是人类持久研究和描述的对象。
这就是千百年来文学艺术对身体的百般描述，但结果并不乐观。
朱生坚的翻译本身也是一种“身体活”，是脑力和体力的艰辛支付，尽管这件“身体活”在文学和艺术中不会被人像革命政治像情欲性欲那样加以关注，尽管这种活儿甚至不被当今最俗的对知识分子的那个考核系统承认，但是朱生坚的翻译是贡献。他的《译后记》是对原作者的超越。他发现，在英文版的《圣经》中，亚当和夏娃的交合，用的是动词“k now”，在《英汉大辞典》中，K now除了认知、理解、熟悉等多项解释之外，在古代英语中，还有“交媾”的意思，于是，他恍然悟到，身体原来是认识的终点和起点。
但是，盯着身体的物质性，让身体从头到尾去干情欲和性欲的活儿，难道身体就能得到了解放？朱生坚悟到，“过于注重身体的命数，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对于物质、身体的迷恋和抗拒所造成的紧张。如此看来，以身体为法宝的后现代思想洋洋得意，宣称自己完成了对于现代性思想的颠覆，实在不免有些滑稽。”与身体的亲密接触导致与灵魂的疏离，而与灵魂的亲吻又导致与身体的隔膜。朱生坚对彼得·布鲁克斯过度运用弗洛依德理论对身体的分析颇有微词，事实上，我们传统的文化，不像西方那样过于注重物质和物质性的身体，他说，“这是我们的文化正在消失的、但是还可以明显感觉得到的好处。”
从革命的政治的身体，到性的感官的身体，身体的真正解放，只能是它的物质性和精神性在更高层次上的融合。迄今为止，古希腊人对于身体的态度才算是典范。对于黑格尔那个时代的人来说，“古希腊人代表了人在最崇高状态下的生命样式，其塑造、表现、呈现的渴望与他的自然融为一体，与自然的一切融为一体。它是一个自然与人相统一、相和谐的时代。”
说到底，身体活不是针线活。针线是干针线活的工具，而身体，既是干身体活的工具又是干身体活的对象。针线活是干得完的，而人类的身体活，没有穷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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