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借用朱晓琳的一个短篇小说《爱情国境线》，为我的文章取名“梧桐国境线”。朱晓琳的长篇小说《再见，法国梧桐》（《小说界》2005年第1期）写的是和上海法国梧桐有关的一个故事。她的这部小说可以有多种解读：这是一个法国女人在上海的一段人生体验；这是一个法国女人和一个法国男人在上海的一段情感纠葛；这是一个法国男人与中国妻子在上海的婚姻悲剧……当然还可以这样解读，这是一个留法归国的年轻人在自己国土上煞费苦心为法国人打工，又不被信任和重用的故事；或者这是一个上海女人为法国女人当保姆从而改变女儿和自己命运的一部轻喜剧。而据我的解读，这是一个关于“法国人在上海的故事”，确切地说，是“那些对中国既感兴趣又有偏见的法国人在上海的故事”。
白丽婷是个法国女人，中文博士，里昂第一中文翻译。她被派到上海，任法国阿尔卑斯大区驻上海经济代表处首席代表。她把家安在有着茂密法国梧桐的香榭公寓，为的是体验从前法租界留下的“永远不会消失的法国情调”。
白丽婷在异国他乡遇到了自己的同胞、法国领事馆商务参赞沙洛。与白丽婷喜爱中文不同，沙洛喜爱的是中国美食。为此，沙洛娶了一位中国妻子。这两个对中国都感兴趣的法国老乡，一开始只是为孤独和烦恼凑在一起，议论议论身边的中国人和中国事。随着沙洛和他中国妻子之间的隔阂日益加深，他俩也就日益走近，以至当沙洛回到太太身边时，突然发现“妻子这个异族人显得格外刺眼”。苦恼的沙洛只好问白丽婷：“你说我该怎么样让我的妻子真正变成法国人呢？”白丽婷觉得这个问题很可笑。出身于普罗旺斯名门的沙洛，即便有一个中国妻子，却还对中国人格外警惕。他甚至不愿将投标书上的中文让土生土长读过大学的中国妻子过目，“这件事请中国人做总不如让法国人做来得放心。”因为，“一个中国人就是当了法国人的奶奶，她还是一个中国人。”不仅如此，沙洛还要白丽婷对她手下那位立下了汗马功劳的中国人鲁勤书也提高警惕，他的经验是，“对中国人任何时候都要留一手，不能太轻易相信他们。”
如果沙洛表达的只是一个傲慢的法国人对中国人的感觉，那么白丽婷则将这些感觉上升到了理性层面，以至成为偏见。她认为，中国人在精神上和自我道德完善方面远不如法国人。法国人大多信奉天主教，上帝无处不在监督他们，而中国人，即便吃素念佛也大多出于功利目的，宗教对中国人来说“完全起不到约束行为道德的作用”。因此，法国人白丽婷和沙洛非常清醒，中国哪怕让他们再感兴趣，也不想融入其中。中国式家具中国的美食，只是他们的玩具和糖果，一旦不再需要，绝不委屈自己，即便那些沾了一百五十多年法国味道的淮海路上的梧桐，也不会让他们留恋。所以，他俩先后回到法国，回到里昂的那些梧桐树下——这才是真正的法国梧桐。
朱晓琳的《再见，法国梧桐》和七八年前一本叫《早安，美利坚》的长篇小说，形成鲜明对照。前者是叙述外国人在中国的故事，后者是讲中国人在外国的故事。中国人和外国人在对方国家的心态截然相反。
中国人到国外，是一定要混出个人样的。《早安，美利坚》中的主人公伍迪雄心勃勃，从踏上美国土地的那一刻起，就有一种强烈的征服欲望，先是娶了个白人女人做太太，完成了从留学生到新移民的身份转换，成了一个“美国人”。他在商界拼搏，大获成功；又参与华人竞选，初见成效。他在去华盛顿的飞机上，对着机翼下的华盛顿纪念碑，狂妄而又动情地说：“我来了，美国的心脏。”作者的理想和勇气，为海外华人增添了无穷的信心。“伍迪”者，无敌也。可是，一个黄皮肤的中国人，要想打进美国政界，能“无敌”吗？“无敌”者，阿Q的精神胜利法也。那么多海外华人，有的经历了好几代，要想融入外国的主流文化。融入的结果往往是不伦不类，身上没有留下多少中华文化的因素，又不像黄头发蓝眼睛的老外。——其实，与其千辛万苦融入，不如保持本色，在人家国土上建几所“孔子学院”更让华人振奋。
强势经济往往附带着强势文化。外国人来我们国家，像白丽婷和沙洛，是不想融入的。中国从前经济不发达，有点自卑，如今一天天强大，每每看到那么多外国人涌入中国，尤其上海，由衷感到自豪。这些外国人或读书或投资或观光或经商，表现出那么喜爱中国美食古董，那么喜爱中国山水民俗，他们对中国的一切充满好奇，于是我们以为，这些外国人像我们的同胞去纽约去伦敦去东京去巴黎那样，一门心思要融入对方文化，想成为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我们哪里知道，外国人特别是发达国家的外国人，他们来中国，往往只是为着他们自己的需要。因此，说起“全球化”，经济也许可以“全球化”，文化就难了。毕竟，一条国境线，隔开的不仅是肤色和习俗，更重要的是语言和历史，这里也包括梧桐树。
作者朱晓琳在法国留学多年，回国以后，在大学教书的同时，默默无闻地写了许多很有特色的中短篇小说，而这部描写法国人在上海生活的长篇小说，把一个题材独特，颇为复杂的故事讲得如此流畅，在平静的不动声色的叙述中，表达出一种内在的张力。她感觉了别人没有感觉到的东西，具有一种对未来的关注。只是，作者过于冷静，过多的主观叙述，减弱了小说应有的感染力。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丰收后的朱晓琳，还在不懈努力，希望她能迎来一个新的季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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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丽婷是个法国女人，中文博士，里昂第一中文翻译。她被派到上海，任法国阿尔卑斯大区驻上海经济代表处首席代表。她把家安在有着茂密法国梧桐的香榭公寓，为的是体验从前法租界留下的“永远不会消失的法国情调”。
白丽婷在异国他乡遇到了自己的同胞、法国领事馆商务参赞沙洛。与白丽婷喜爱中文不同，沙洛喜爱的是中国美食。为此，沙洛娶了一位中国妻子。这两个对中国都感兴趣的法国老乡，一开始只是为孤独和烦恼凑在一起，议论议论身边的中国人和中国事。随着沙洛和他中国妻子之间的隔阂日益加深，他俩也就日益走近，以至当沙洛回到太太身边时，突然发现“妻子这个异族人显得格外刺眼”。苦恼的沙洛只好问白丽婷：“你说我该怎么样让我的妻子真正变成法国人呢？”白丽婷觉得这个问题很可笑。出身于普罗旺斯名门的沙洛，即便有一个中国妻子，却还对中国人格外警惕。他甚至不愿将投标书上的中文让土生土长读过大学的中国妻子过目，“这件事请中国人做总不如让法国人做来得放心。”因为，“一个中国人就是当了法国人的奶奶，她还是一个中国人。”不仅如此，沙洛还要白丽婷对她手下那位立下了汗马功劳的中国人鲁勤书也提高警惕，他的经验是，“对中国人任何时候都要留一手，不能太轻易相信他们。”
如果沙洛表达的只是一个傲慢的法国人对中国人的感觉，那么白丽婷则将这些感觉上升到了理性层面，以至成为偏见。她认为，中国人在精神上和自我道德完善方面远不如法国人。法国人大多信奉天主教，上帝无处不在监督他们，而中国人，即便吃素念佛也大多出于功利目的，宗教对中国人来说“完全起不到约束行为道德的作用”。因此，法国人白丽婷和沙洛非常清醒，中国哪怕让他们再感兴趣，也不想融入其中。中国式家具中国的美食，只是他们的玩具和糖果，一旦不再需要，绝不委屈自己，即便那些沾了一百五十多年法国味道的淮海路上的梧桐，也不会让他们留恋。所以，他俩先后回到法国，回到里昂的那些梧桐树下——这才是真正的法国梧桐。
朱晓琳的《再见，法国梧桐》和七八年前一本叫《早安，美利坚》的长篇小说，形成鲜明对照。前者是叙述外国人在中国的故事，后者是讲中国人在外国的故事。中国人和外国人在对方国家的心态截然相反。
中国人到国外，是一定要混出个人样的。《早安，美利坚》中的主人公伍迪雄心勃勃，从踏上美国土地的那一刻起，就有一种强烈的征服欲望，先是娶了个白人女人做太太，完成了从留学生到新移民的身份转换，成了一个“美国人”。他在商界拼搏，大获成功；又参与华人竞选，初见成效。他在去华盛顿的飞机上，对着机翼下的华盛顿纪念碑，狂妄而又动情地说：“我来了，美国的心脏。”作者的理想和勇气，为海外华人增添了无穷的信心。“伍迪”者，无敌也。可是，一个黄皮肤的中国人，要想打进美国政界，能“无敌”吗？“无敌”者，阿Q的精神胜利法也。那么多海外华人，有的经历了好几代，要想融入外国的主流文化。融入的结果往往是不伦不类，身上没有留下多少中华文化的因素，又不像黄头发蓝眼睛的老外。——其实，与其千辛万苦融入，不如保持本色，在人家国土上建几所“孔子学院”更让华人振奋。
强势经济往往附带着强势文化。外国人来我们国家，像白丽婷和沙洛，是不想融入的。中国从前经济不发达，有点自卑，如今一天天强大，每每看到那么多外国人涌入中国，尤其上海，由衷感到自豪。这些外国人或读书或投资或观光或经商，表现出那么喜爱中国美食古董，那么喜爱中国山水民俗，他们对中国的一切充满好奇，于是我们以为，这些外国人像我们的同胞去纽约去伦敦去东京去巴黎那样，一门心思要融入对方文化，想成为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我们哪里知道，外国人特别是发达国家的外国人，他们来中国，往往只是为着他们自己的需要。因此，说起“全球化”，经济也许可以“全球化”，文化就难了。毕竟，一条国境线，隔开的不仅是肤色和习俗，更重要的是语言和历史，这里也包括梧桐树。
作者朱晓琳在法国留学多年，回国以后，在大学教书的同时，默默无闻地写了许多很有特色的中短篇小说，而这部描写法国人在上海生活的长篇小说，把一个题材独特，颇为复杂的故事讲得如此流畅，在平静的不动声色的叙述中，表达出一种内在的张力。她感觉了别人没有感觉到的东西，具有一种对未来的关注。只是，作者过于冷静，过多的主观叙述，减弱了小说应有的感染力。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丰收后的朱晓琳，还在不懈努力，希望她能迎来一个新的季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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