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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摆渡者

日期:2005/01/04|点击:141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中国戏剧家协会举办第一届全国戏剧理论著作奖的颁奖仪式,其中有一部很特别的著作《编剧的理论与技巧》一书引人注目,可是来领奖的不是作者本人,而是他的女儿,当人们听到作者早已于一九六五年不幸逝世时,不禁一阵稀嘘,深表惋惜。那么,这部特别的著作的作者究竟是谁?他就是翻译家、剧作家、戏剧理论家、上海戏剧学院教授顾仲彝。

    顾仲彝原名顾德隆,一九0二年十月出生在浙江省余姚县的廊下乡。后跟随其父移居至浙江嘉兴,其父开了一家小店,经营铜丝,家道一般。顾仲彝排行老三,上有兄姐二人。顾仲彝自小聪明伶俐,父母爱之,六岁让他入私塾,读《三字经》,《孟子》。小顾仲彝好学善解,十岁便考入了嘉兴秀水高等小学。由于读过私塾,古文基础扎实,学习成绩优秀,三年后又考进了省立第二中学,在“唯有读书高”的时代,考上省立二中,全家人都为他感到高兴。因为,省立中学毕竟是一所好中学,如章克标乃是浙江省立二中的学生,后又任教于省立二中。可是,事与愿违,父亲经营的小铜丝店的生意不好,无力继续供顾仲彝在省立二中读书。不得已,顾仲彝只好中途辍学,无奈之下,顾仲彝来到上海找到一家小烟杂店“学生意”,至少可以混口饭吃。

     不料,顾仲彝十分厌恶这份“学生意”的活,既没技术又没出息。三天后,就罢“学”不干了,父亲只好又带他到一家画室干杂活。这是一家专门画月份牌美女像的画店,店中画师丁晓光见顾仲彝聪明伶俐,就收留他为徒,这本是十分难得的好事,也许今后顾仲彝就是一位画家了,但是,顾仲彝小小年纪,主意却大,他在画室看师傅画了三个月,觉得这个行当也是个没有出息、没有出路的行当,更为重要的是自己根本就不喜欢画画,不要说画那些“没劲透顶”的月份牌上的“美女”画了。于是,他就卷起铺盖回到老家,埋头复习功课,一举考入了当时在嘉兴是颇有名气的秀州中学,并以优异成绩考入三年级插班生。这所教会学校在中国现代史上还是有一点小小的名气的,它还是培养出了一些文化名人的,如朱生豪就是秀州中学的学生。

嘉兴秀州中学是当地的教会学校,学费较低,主课是英文圣经,这引起了顾仲彝的兴趣,他对英文的兴趣要大大超过对圣经的兴趣,那年是一九一八年九月。

      半年后,“五四”运动兴起,运动波及全国,小小的嘉兴城也骚动起来,尤其是嘉兴的这所教会学校。

秀州中学是美国基督教长老会办的教会学校,校长是美国人窦维斯先生,窦维斯是美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家杜威的得意门生。他教学认真踏实,自一九0九年来华传教办学,虽然任校长一职,却与夫人亲自上讲台执教英文。

      这一天,学校里突然“砰”的一声枪响,子弹在空中划弋出一道弧线,消失在苍穹。然而,学生们在一震之后,反倒不怕了。干脆在学校的操场里开会,举行罢课了。原来,这枪是校长开的,因为,“五四”运动的学潮波及到他们学校,他很害怕,生怕学生借机闹事。这天晨祷之后,有学生向校方提出为响应“五四”运动,要全校举行罢课。校长当然不肯答应,于是,学生们就愤而退出礼拜堂,到操场上集合。校长跟到操场上一看,怕事情闹大,掏出枪来朝天鸣放,企图弹压学潮。

但是,他想错了,中国人是不怕弹压的。学生照样集合。于是窦维斯校长又错了,他便用开除恫吓“闹学潮”的学生,其中就有顾仲彝。

秀州中学的同学是住校的,被校方“开除”的学生不得不被迫搬出学校,这更激起了学生们的不满。他们干脆组织起来,成立了宣扬反帝反封建的宣传队,以多种方式来声援“五四”运动。而顾仲彝以他自己特有的才能,组织和参加了演剧队,他以他那清秀可餐的面容,男扮女装,扮演剧中的女角,上台演出,受到了同学们的热烈欢迎。他们自编自演的剧目有:《中国魂》、《朝鲜亡国恨》、《云南起义》、《打倒卖国贼》等等。参加这次学潮和演出,充分显示出顾仲彝的政治热情和文学才能。尤其是这次自编自演的剧本,随机性很强,演员上他演出全靠自己的艺术天赋,随机应变,临场发挥的。而顾仲彝的男扮女装,公开表演女性角色,真是让同学们大饱了眼福,对顾仲彝也刮目相看了。不少被开除的同学因家里住得远,都住在顾仲彝的家里,等剧目一结束回到家里,都向他表示祝贺。希望他将来能成为一个有名的演员。顾仲彝笑笑,没作声,其实,他虽然能演戏,但这不是他的人生目标,他的目标在哪里?他也不知道。不过,这毕竟是他第一次向社会的公开亮相,这就奠定了他今后的人生的基础。

窦维斯先生虽然朝天开了一枪,还用“开除”来恫吓学生,但学生们全都不来上课了,学校里没有学生,窦维斯还是反过来有点怕的。于是,他作了让步,取消了开除的命令,不仅准许学生回校住宿,还允许他们罢课,并允许在学校的礼拜堂里演出,后来礼堂里实在挤不下了,校方就在操场上搭台让他们演。演出有了名气了,邻近学校也纷纷邀请他们演出,于是乎他们俨然成了一个剧团了。

虽然顾仲彝在秀州中学只读了一年多的书就毕业了,但是教会学校的英语教育使他得益不浅,严格的教育方法,加上他自己的刻苦努力,他在英语的口语、笔译上已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照理,在秀州中学毕业后,他可以去考浙江之江大学,秀州与之江同是美国教会办的,秀州中学的优秀学生是可以保送的。但是,之江大学也是要收费的,而顾仲彝的经济状况是不允许的他进这样的大学的。另外,他实在不喜欢教会拜上帝的那种气氛,就在毕业时,他的同学们都已加入了教会,就剩他没有加入,校长窦维斯就找他谈话,希望他能加入教会,他可以保送他进入之江大学读书,但是顾仲彝没有被窦维斯所“引诱”,他是宁可不入之江大学,也不加入教会。于是他另作他图,这时候,他父亲根据自己的家庭情况,想让他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去再一次“学生意”,但顾仲彝不乐意,他还是想读大学。最后,他考入了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因为该校是免费入学的。由于他的英文好,他也喜欢英文,就入了英文科就读。他选该校的另一个目的是该校的英文教师的水平比较高,不少是欧美留学生回国任教的,果然,进校后,英文成为他们交流工具,师生相见,同学相处都讲英语,班级墙报用英文出,唱歌也唱英文歌。他们用英文营造了一个“欧美”环境,这对顾仲彝今后从事翻译工作和教学工作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顾仲彝的翻译生涯的追溯,要从他刚刚大学毕业后的时候说起,那时,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所所长王云五想编译一本美国出版的《少年百科全书》。由于时间紧迫,他就想到了大学生:招收几十个大学生来翻译,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因为不是一本专著,或一部文学作品,不存在翻译风格一贯性的问题。于是,王云五在近百名应试学生中留下了五、六十名来从事这本书的翻译工作。顾仲彝就是其中的一名,他担任了文学部分的翻译工作。《少年百科全书》的翻译工作完成后,王云五又留下了五、六名已经大学毕业的优秀者,顾仲彝又成为其中的一员。王云五对顾仲彝的业务能力很为赏识,受王云五委派,他又译出了少年史地丛书中的《希腊一瞥》、《巴黎一瞥》、《缅甸一瞥》,但是商务印书馆是当时中国出版业的巨  ,里面云集了出版界、翻译界、文化界的高手能人,而像顾仲彝这样的刚从大学毕业的学生,必然是不会受到他们的重视的,而顾仲彝恰恰受不了这一点,他不得不另辟蹊径,一年后他决定接受爱国华侨陈嘉庚创办的厦门集美学校的邀请,到该校任英文教师去了。四年以后,当他在暨南大学当教授以后,又做起了他的翻译梦了。当时,中国对于莎士比亚的翻译掀起了一股热潮。因为外国人以“中国没有一本莎士比亚译著”为由,瞧不起中国的翻译界。中国便由胡适为首的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发起组织莎十比亚全集的翻译工作。梁实秋、徐志摩、孙大雨、叶公超、余上沅等人都已认领了任务。当时,顾仲彝单枪匹马已经译出了《威尼斯商人》,由新月社代为印出剧本,交由一个剧团开排演出。以后他就着手《罗米欧与朱丽叶》的翻译工作,当时,中国有一个莎士比亚翻译委员会,当他得知《莎士比亚全集》的翻译已被分配完毕后,只得把手头的工作暂时搁置在一边。后又得知徐志摩不幸因飞机失事而丧生时,他感到十分痛心,为《莎士比亚全集》的翻译工作失去一员大将而感到焦心。于是,他立即给莎士比亚翻译委员会负责的胡适写信,毛遂自荐地要担当起一份责任来。不料,信如石沉大海,胡适不知因何缘故,始终没有给他可否的回答。理所当然地引起了胡适的不满:“当然胡先生是当代要人,哪有功夫回信,于是石沉大海,一搁搁了三、四年,”“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委员会已成立了几年了,但有什么成绩可以给我们夸耀的呢?他们出版的译书能数得出几本?”

由于顾仲彝是从教会学校毕业的,因此,他的英文水平是相当高的,无论是口语,还是笔译,都有一定的造诣。但是,由于他没有出过国,留过洋,他就与那些出国留洋的朋友有点儿“话不投机半句多”了。他在暨南大学任教时,胡适、林语堂在那里兼过课,梁实秋、叶公超、罗隆基、饶孟侃等也在那里教过书,但是,顾仲彝从来也不主动地去接近他们,他知道他们是留过洋、喝过洋墨水的人,未必看得起自己,自己又何必去担个“阿 咦奉承”的骂名呢?更何况,路是各人自己走的,还得靠自己的实力,才能走得更长更远。所以,以他的耿直自傲的脾气,绝对不肯让自己去依附仰仗他们的,他独来独往,埋头做着自己想做的事情,俨然上海文坛上的一位“独行侠”。

牢骚太盛防肠断!顾仲彝牢骚归牢骚发,自己仍在不断地努力之中,他在此之前还翻译哈代的长篇小说《苔丝姑娘》,他实在太热爱翻译工作了。他在《我与翻译》一文中坦然地说:“我对于翻译的兴趣已有十多年的历史,我想做‘译人’并不象贵刊论坛上所说的为衣食,因为我教书的薪水足够维持我一家简单的生活,我为的纯粹是兴趣,我一直相信翻译跟创作一样是伟大的工作,尤其是在这新文学运动开始感到文学形式与材料穷乏的时期,看到灿烂丰富的西洋文学的宝藏就动了尽量移植我土的野心与兴趣,这野心与兴趣与日俱增,到现在似乎已成了我生存唯一的重大使命。”

因此,他受到胡适的冷落之后,他再也提不起这个“兴趣”来了,把兴趣完全转到戏剧上去了,但他乃然不断地发表对翻译工作的看法:

“一、翻译不比创作,需要一种有计划的合作和提倡。我的意思最好能组织一全国文学翻译学会,集合全国翻译同志,定下一个具体而有系统的计划,大家合力去进行和完成;二、整理已出版的译本,经审查后或须重译或须修改,佳作则褒扬之;三、对于各国文学,个别作家,作有系统的介绍;四、希望于不久的将来能有整套的《西洋文学名著丛刊》的出版,象《四部丛刊》样的大规模,使西洋名著尽成中国文坛的宝藏。”

在他翻译的《威尼斯商人》的译者序中,顾仲彝说过这样的话:“剧本上有什么我就译什么,决不删改,决不妄添一语,以符合忠实二字。”他对于莎士比亚的作品实在是太崇拜了,他说:“原作太好了,译者不愿意牵强改译,就按它的一字一句直译出来,以保存它原有的格调风韵。”他翻译的作品还有:《亚当创造者》、《同胞姐妹》、《相鼠有皮》、《乐园之花》、《国王打喷嚏》、《哈代短篇小说选》、《人生小讽刺》、《英美独幕剧选》、《英美演说文选》。

其实,说得准确一点,顾仲彝的“翻译的兴趣”更多的是在戏剧文学的翻译,而非小说翻译,尽管他翻过哈代的小说。

顾仲彝对戏剧的兴趣我们前文已经提出,那是在中学时代孕育的萌芽,他不仅会男扮女装地上台演出,而且会编戏剧剧本。他在厦门集美学校任教的一年多的时间里,利用教学空闲,改编了话剧《梅萝香》,并把剧本寄给欧阳予倩,请他转交给中国旅行剧团排练后公开演出。这也是顾仲彝的第一个得以公开演出的剧本。这个剧目,后来在上海演出过。

在暨南大学任教时,他又组织了学生成立了一个“暨南实验剧团”,他们排练了二、四次,因为这些剧目的演出活动有“左倾”嫌疑,就被当局“劝告”解散。这自然有拂顾仲彝的“兴趣”所在,于是他参加了上海戏剧协会,与应云卫一起排演了由他翻译的莎士比亚的剧本《威尼斯商人》。

后来,他参加了欧阳予倩、于伶等人组织的青鸟剧团。青鸟剧团因故解散年,顾仲彝就参加了上海剧艺社,剧艺社成立演出的第一个剧目就是顾仲彝改编的《梅萝香》,此剧顾仲彝任导演,在兰心大剧院连演了四场。

以后,上海剧艺社以“中法联谊会”的名义在法律界正式成立,又在“法国大礼堂”演出了由顾仲彝改编、吴仞之导演的《人之初》,盛况空前,连演月余,影响很大。

这时顾仲彝已在复旦大学补习部任教,他兼顾剧艺社的社务委员、总务,同时又要顾及剧团的演出,于是,他就奔波于学校和演出场所。用他的艺术修养指导和协助艺社在“璇宫剧场”、“辣裴花园剧场”的许多剧目的演出。

他还与黄佐临、费穆合作编导演出了《秋海棠》。顾仲彝自己还编写了剧本《梁红玉》、《孤岛男女》、《上海男女》、《嫦娥》、《新妇》、《辛疾篱》、《渔家女》、《胜利公债》、《刘三爷》、《皆大喜欢》、《七尊菩萨》、《门外汉》、《我爱天亮了》、《野火花》、《大地之爱》、《八仙外传》、《重见光明》、《黄金迷》,改编了《恋爱与阴谋》、《生财有道》、《水仙花》、《人之初》、《鸳鸯劫》、《衣冠禽兽》、《最初和最后》、《园谎记》、《三千金》、《红楼梦》、《徇情》等。

他受欧阳予倩之邀到香港,担任过永华影片公司的编剧,编写了电影剧本《女店员》。解放以后他还编写过话剧《红旗飘飘》。

顾仲彝到集美学校任教,开始了他的教育生涯。虽然他刚到集美,就被他的母校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委派他作为学校的毕业生代表,参加江苏省高等学校毕业生访问代表团赴日访问,但是他仍然念念不忘集美的教育工作,他随代表团访问了日本的东京、大坂、奈良等城市和一些工厂、学校后,代表团取道朝鲜回国,绕道东北,需要一个多月。而他就直接回国赴厦门,赶到集美学校去上课,因为,他怕耽搁的时间太久,会影响学生的学习,可见他是多么重视教书育人的这一份神圣事业啊。第二年他应上海暨南学校的盛邀,又来到了暨南学校任英语教师,暨南学校设大学部后,他就到大学部英文系任教,从讲师升到教授。一九三三年上海复旦大学请他去担任“专任教授”兼任注册主任,他又欣然应允前往任教。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复旦大学与大夏大学合并内迁,顾仲彝随往,担任联合大学的训导主任,当他放假回到上海以后,又被复旦大学上海补习部留住任外文系主任。一九四五年九、十月间,上海成立了上海实验戏剧学校,大家一致推举顾仲彝为校长,这所学校就是现在的上海戏剧学院的前身。后来的校长熊佛西以及戏剧家、导演洪深、黄佐临、李健吾、安娥等都被聘为教授,郭沐若、茅盾、田汉等均到该校作过演讲。后因“取消剧校”议案发生,国民党政府上海市教育局局长顾毓 秀暗示顾仲彝引退。所谓“取消剧校”议案,实乃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参议会参议长潘公展对剧校演出剧目的“左倾”倾向的不满和对聚集在剧校的“左倾”剧作家洪深、李健吾、顾仲彝等人的不满,诬蔑剧校是“花瓶”、“装饰品”。这一议案在学校和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反抗情绪,学生、教授、社会知名人士在市参议会开会的时候冲进了会场,与潘公展等人展开了辩论,在广大师生的强烈抗议和强大的社会舆论的压力之下,市参议会不得不取消了“取消剧校”的议案,广大师生和社会知名人士保卫了剧校。但是,为顾全大局,不让国民党反动派找到借口“取消剧校”,顾仲彝还是同意了顾毓 秀的无理要求,他主动引退,由熊佛西接任校长。

其实,顾仲彝是有相当强的领导能力和组织能力的,在经历的中国历史上的历次革命中,他都起到了自己特殊的作用。还在中学时代,他就上台演出,支持“五四运动”,一九三六年在复旦大学任教授和注册主任时,就与校长李登辉一起,竭力支持学生的进步活动,当有学生被国民党军警逮捕入狱后,顾仲彝与李登辉校长一起到关押学生的漕河泾监狱看望被捕学生,表示声援和慰问,并找国民党上海市市长吴铁城谈判,迫使当局释放被关押的进步学生。

顾仲彝他们组织的“暨南实验剧团”,因演出有嫌“左倾”的剧目而被迫解散。“孤岛”时期,他组织的剧团,因演出爱国主题的戏剧,遭到反动剧团的骚扰,敌伪文化汉奸还试图收买他们,都遭到了顾仲彝他们的耻骂,这不由地激起了日本特务的敌视,,有一天法国巡捕带了日本特务竟然到顾仲彝的家里去抄家,幸亏他早有准备,他化名到一家制药厂去当一名秘书。为躲避敌伪的迫害,他还躲到一所中学教过国文。

当国民党当局在一九四六年又一次逮捕复旦大学的进步学生时,复旦大学成立了“复旦教授会”,大家推举顾仲彝为筹委会主任和“复旦教授会”常委。他们代表全校教授,决定罢课罢教,并与国民党上海市市长吴国桢谈判,又一次迫使国民党当局立即释放被捕的进步学生。

在与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在与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中,顾仲彝表现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品格和爱国良知。在这方面他又不是孤军作战,而是把自己融入到中国革命的火热的斗争中去了。

      虽然,解放战争初期,顾仲彝到过中央电影局任过编剧,参加过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的解放战争的生活体验和解放广西的战斗生活体验,也担任过上海文化局电影事业管理处副处长之职,但他最终在一九五七年还是转入上海戏剧学院任教授,并再也没有离开过上海戏剧学院。

顾仲彝的一生与教育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为教育事业,尤其是戏剧教育事业作出了自己特殊的贡献。

当然,独来独往的“独行侠”,并不等于没有朋友,作家、戏剧家夏衍、茅盾、田汉、洪深、欧阳予倩、于伶、蔡楚生、李健吾、黄佐临都是他的朋友,他与他们一道搞戏剧创作和戏剧演出。而顾仲彝除了热衷戏剧创作之外,他还更潜心于戏剧理论的研究和讲学,在上海戏剧学院顾仲彝讲授的是“西欧戏剧史”、“戏剧概论”、“作家作品研究”、“剧本分析”、“编剧概论”,这些课程是顾仲彝的拿手好戏,一方面他具有丰富的创造经验,另一方面他又有深厚的英文功底,对外国戏剧有一定的研究,具有厚实的戏剧理论基础,因此他上的课,既有创造实践交流,又有理论阐述,深受学生的欢迎。在此基础上顾仲彝完成了专著《编剧简论》。后来,他的讲课盛名远播中央戏剧学院,他应邀到中央戏剧学院讲授“编剧理论与技巧”,在此基础上他又完成了戏剧理论专著《编剧理论与技巧》一书。在这本专著中顾仲彝“努力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了总结自己多年从事戏剧活动的经验,研究古今中外各种戏剧理论,”“评述了国内外重要的戏剧理论、流派,提出了自己精辟的论点,”(顾伯锷《回忆父亲――代后记》)此书虽然直至一九八四年刚刚出版,但是它的印刷稿早在六十年代初就已经在上海戏剧学院和中央戏剧学院的师生中流传。“四人帮”粉碎后,在上海戏剧学院的院刊《戏剧艺术》上连载了其中的主要部分。这部专著无疑是“建国以来一部系统地论述剧作理论的有分量的学术著作,它对我国戏剧创作人员及理论工作者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他的这部三十万字的《编剧理论与技巧》,就是他数十年创作经验的总结,也是他数十年戏剧理论和技巧讲学的文本阐述,在中国戏剧界具有开创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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