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植芳先生的山西口音实在让人“听不懂”。前不久，他在我父亲孔另境百年诞辰纪念座谈会上的发言，我是听懂的，他说：他与我、与我父亲有着“两代人的友谊”。此话是有根据的。所以，贾先生老开玩笑似的指着自己的鼻子对我说：“我是贾家叔叔。”说着笑了，好像拾到了便宜。
那是1951年，我父亲主持上海春明出版社工作，曾约请贾先生的夫人任敏主编一本《北方土语辞典》。那时，从北方南下的干部很多，南方人很难听懂北方话，风俗习惯也不尽相同。而任阿姨编这本书得天独厚，这是她单独出版的唯一的书。记得父亲在世时，曾从书架最底层找出这本并不厚的辞典给我看过，指出编这本书的好处。那时，我已经有“胡风分子”的概念。
第一次见贾先生是他刚被“解除监督”，回到复旦大学中文系资料室工作。不久，全国30几所高校中文系筹划编辑《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聘请他为特约编委。因为我对茅盾资料较熟悉，所以，复旦中文系的同志邀请我与他们合作编著丛书中的《茅盾专集》。这样，我走近了贾先生，但是听他说话似懂非懂，只知一个大概。
上个世纪80年代初，贾先生考虑我的学历太低、知识面太窄，需要在复旦大学中文系进修，并由他担任了我两年学习期的指导导师，使我有幸成为他唯一的中国进修生。那时，我每周去复旦听课三四次，去贾先生家的机会很多，有时上下午都有课，贾师母不准我上别处吃饭，中午就必到他们家，甚至招待外宾的家宴也让我陪坐陪吃在旁。
那段时间里，贾先生对我的单独辅导很多，记得他最初讲的是怎样从各种版本资料的排比中发掘不被人关注的细节，而这些细节的积累则能反映传主思想变化的时代背景和生存状况。他以巴金作为剖析对象，那时他正领衔编著《巴金研究资料》；而我最初给贾先生看的作品是我对作家书简的注释，他对我实事求是的学术态度和简约文风作了肯定。
他的教导不仅在学术上，自从能听懂他的山西口音，对他的观察更觉得有趣不少。贾先生有一句传世名言：“把人字写端正了。”这是他的为人处世之本。他博闻强记，闲谈之中常会不经意地抖出那些“不怎么样的人”、或“不怎么样的事”，带着嘲讽的口气调侃一番，爱憎极为分明。一旦开讲，一边用两个已经有些变形的手指夹着烟抽着，一边用难懂的山西方言讲述着不为人道及的旧事或往事，他的冷峻和幽默把我们深深地吸引住了。
“来的都是客”，他说自己是阿庆嫂开茶馆的，圆桌旁常常坐满了几拨“五方杂色”的客人。尤其在多喝了几杯以后，话题就更多了，有时贾师母笑着打断他，不让他再发挥下去，在笑声中我更多地体会到苦涩。
生活的磨难使他宠辱不惊，他常说自己是江湖中人，把什么都看透、看淡了。但也有发火的时候，如遇到过于强加于他、利用他的事，也会翻脸相加；时过境迁之后，也会时不时地“拿出来”敲打敲打。
如今贾师母走了，由内侄女尽心地照顾着他的晚年生活，每天下午扶着他外出散散步，逗逗玄外孙女……90岁的他精神矍铄，思维清晰，只是右耳失聪愈发明显了些，由内侄女在耳旁传声做“翻译”，倒使难懂的山西方言削减了不少，即使是第一次来客也不会影响与其交流闲谈了。
至今，我还没有开口叫他一声“叔叔”，大约因为他是我的授业导师，这个称谓在我心里分量更重。前些天，为贾老师90华诞，他的几代学生为他祝寿，热闹了一番，我躬逢其盛，衷心祝愿尊敬的导师叔叔在温暖的阳光下生活得自由自在、健康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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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1951年，我父亲主持上海春明出版社工作，曾约请贾先生的夫人任敏主编一本《北方土语辞典》。那时，从北方南下的干部很多，南方人很难听懂北方话，风俗习惯也不尽相同。而任阿姨编这本书得天独厚，这是她单独出版的唯一的书。记得父亲在世时，曾从书架最底层找出这本并不厚的辞典给我看过，指出编这本书的好处。那时，我已经有“胡风分子”的概念。
第一次见贾先生是他刚被“解除监督”，回到复旦大学中文系资料室工作。不久，全国30几所高校中文系筹划编辑《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聘请他为特约编委。因为我对茅盾资料较熟悉，所以，复旦中文系的同志邀请我与他们合作编著丛书中的《茅盾专集》。这样，我走近了贾先生，但是听他说话似懂非懂，只知一个大概。
上个世纪80年代初，贾先生考虑我的学历太低、知识面太窄，需要在复旦大学中文系进修，并由他担任了我两年学习期的指导导师，使我有幸成为他唯一的中国进修生。那时，我每周去复旦听课三四次，去贾先生家的机会很多，有时上下午都有课，贾师母不准我上别处吃饭，中午就必到他们家，甚至招待外宾的家宴也让我陪坐陪吃在旁。
那段时间里，贾先生对我的单独辅导很多，记得他最初讲的是怎样从各种版本资料的排比中发掘不被人关注的细节，而这些细节的积累则能反映传主思想变化的时代背景和生存状况。他以巴金作为剖析对象，那时他正领衔编著《巴金研究资料》；而我最初给贾先生看的作品是我对作家书简的注释，他对我实事求是的学术态度和简约文风作了肯定。
他的教导不仅在学术上，自从能听懂他的山西口音，对他的观察更觉得有趣不少。贾先生有一句传世名言：“把人字写端正了。”这是他的为人处世之本。他博闻强记，闲谈之中常会不经意地抖出那些“不怎么样的人”、或“不怎么样的事”，带着嘲讽的口气调侃一番，爱憎极为分明。一旦开讲，一边用两个已经有些变形的手指夹着烟抽着，一边用难懂的山西方言讲述着不为人道及的旧事或往事，他的冷峻和幽默把我们深深地吸引住了。
“来的都是客”，他说自己是阿庆嫂开茶馆的，圆桌旁常常坐满了几拨“五方杂色”的客人。尤其在多喝了几杯以后，话题就更多了，有时贾师母笑着打断他，不让他再发挥下去，在笑声中我更多地体会到苦涩。
生活的磨难使他宠辱不惊，他常说自己是江湖中人，把什么都看透、看淡了。但也有发火的时候，如遇到过于强加于他、利用他的事，也会翻脸相加；时过境迁之后，也会时不时地“拿出来”敲打敲打。
如今贾师母走了，由内侄女尽心地照顾着他的晚年生活，每天下午扶着他外出散散步，逗逗玄外孙女……90岁的他精神矍铄，思维清晰，只是右耳失聪愈发明显了些，由内侄女在耳旁传声做“翻译”，倒使难懂的山西方言削减了不少，即使是第一次来客也不会影响与其交流闲谈了。
至今，我还没有开口叫他一声“叔叔”，大约因为他是我的授业导师，这个称谓在我心里分量更重。前些天，为贾老师90华诞，他的几代学生为他祝寿，热闹了一番，我躬逢其盛，衷心祝愿尊敬的导师叔叔在温暖的阳光下生活得自由自在、健康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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