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李霁野先生诞辰100周年,也是我父亲孔另境诞辰100周年的日子。他们同庚,都是1904年出生的。他们的交谊历史反映了受“五四”大时代洗礼,青年人在动荡的社会中,追求民主、呼吁变革、激进思维、不畏强暴的个性张扬下,有良知的先进青年活动的缩影。他们的交谊过程是人性与侠义精神的结合,同时也为这份友谊增添了不少传奇色彩。父亲生前经常回忆起他在北国时的经历,回忆起北国的朋友,回忆起李霁野先生,言谈之中对朋友充满着热爱和敬意。在他的散文集《庸园集》中,一篇题为《记北国二友———李霁野和台静农》的文章中对李霁野先生有这样的描绘:
他和我同在一个女学校里,他是担任着该校的英国文学系的主任。
霁野是一个极小个子的人,短短的瘦瘦的身材,言动十分拘谨,颇有点英国君子的作风。他喜清洁,所以衣服常穿得很整齐,他的房间里也收拾得井井有条,他不抽烟不喝酒,年龄虽然不大,可是很有点少年老成的态度。
当然,这仅仅是对其外表和风格的看法。他们在天津女子师院共事了近三年。订交的开始还在于孔另境在女师院编辑校刊《朝华》,也在编一份叫《好报》的报纸。
李霁野先生在《在天津河北女子师范学院》中说到他们交往的开始:“孔另境原在女师院编辑校刊《朝华》,他思想是进步的,我们还可谈谈心。他常常嘱我写点文章,并为他选点学生翻译较好的作品,加以校改给他发表,我选了几篇。我记得写了介绍英国诗人戴维斯(Ｗ.Ｈ.Ｄａｖｉｅｓ)的短文和一篇散文《父亲》。……一同发表的,还有一篇《生活的Ｔｗｉｌｉｇｈｔ》,原已忘却,以后被别人抄寄给我了。”
李霁野解释说,因在散文《父亲》中,写到父亲很通情达理,妥善为他解除了童年所订的婚约,被人讥讽“在登求婚广告”。以后就没有为校刊写别的文字。也可能如父亲所说,李先生“言动十分拘谨,颇有点英国君子的作风”,所以他们交往不多,可能比“勉强算个点头之交”要多些,却因为在1932年夏发生了特殊的事件,才开始了他们真正的友谊。
李霁野奔走营救
这事缘于父亲在天津因“莫须有的嫌疑”被捕入狱。
父亲是1929年春应潘训(潘漠华)介绍到天津南开中学教书,时年25岁,半年后转到天津河北女子师范学院任出版部主任。潘漠华有“湖畔诗人”之称。“左联”北方部的筹备人和发起人之一。曾任中共天津市委常委和宣传部长。1934年2月在天津被捕,遭受严刑拷打,后领导难友绝食斗争时,惨遭敌人杀害。他和父亲相识在上海。父亲于1925年初在上海大学就读时加入了共产党,又经过五卅运动,革命觉悟更为提高,1926年春到广州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助理干事(时毛泽东为宣传部代理部长),后参加北伐军。至1927年7月国共分裂,他候命潜回上海,受指派到杭州参加暴动。当组织再被破坏,革命形势处于低潮,组织要求每人寻找公开之职业以掩护。他得到潘漠华介绍到了天津。父亲在《自传》中说:“此时仍和天津党保持党外联系。赴天津教书是从上海出发,这时和浙江的组织关系无形中断,故至天津时没有把组织关系转去。担任党办之小型报《好报》编辑,时党把我公开的地址,作为和国外联系的通讯处,许多由苏联寄来的宣传品都寄到我学校里。时反动派之邮检甚严,寄来的邮件屡被没收。到了1931年10月,(此处日期有误———笔者注)因共产党嫌疑被天津警备司令部捕去。”
当时上门被捕的情况,父亲说:“他们在我的宿舍里,载了两网篮的书去,但等到在局子里询问的时候,探伙们在我的书堆里检出两册我所没有见过的书来,我否认这是我的东西,自然没有用,因此只好托人情,霁野就是替我奔走的一人。”(《记北国二友》)
当时他们交往不多的李霁野在放暑假的前几天,突然听说孔另境被捕了,这才引起对他的注意。李霁野说:“那时候被捕的人或是共产党地下党员,或是党的同情者或同路人,都是我所钦佩的人,若有可能,我乐于做点营救工作。或者因为这种关系,他的亲属找我想点办法。”(《我的记忆———孔另境散文选·序》)
李霁野先生这里说的“他的亲属”,在突然被捕的情况下,只能是指当时和父亲同居的戴瑛。她和父亲都是南方人,在天津无亲无眷、无根无攀,情急之下,也只能由她去找父亲的同事想办法。李霁野先生也因“他的亲属”相托帮忙,有所行动的。
李霁野先生又说:“这时的办法不外:一,用钱赎买;二,托人讲人情。第一件我无法办到,所以就去托人。”这么考虑,还因李霁野本人有过被羁押的经验。
1928年4月,未名社因为李霁野译作《文学与革命》惹了祸被查封。并牵连到台静农,于是同被捕关了50天。李霁野说,这次被捕“我们倒未吃什么苦头,这要归功于他(指台静农)到北京就结识的朋友常惠(维钧)。被捕前,静农已到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一面工作,一面学习,既有益友维钧同事,又有良师陈垣指导。当时的研究所所长是曾任过高职官位的叶恭绰,维钧托他说情生了效,所以我们在押时就‘受优待’。……一天晚饭后,突然通知我们收拾衣物,要‘开除’我们了,我们不知道这是衙门‘释放’的术语,不免有点惊惧。‘随传随到’的铺保是维钧代找的,我们夜晚顺利地回到寓所。”(《从童颜到鹤发》)
由于这样的经验,李霁野对孔另境被捕的事想得比较简单,他奔走请托的人父亲也认识,那时担任着国民党天津市党务工作的领导,和李霁野是同乡而且极熟识。要是他能替同乡的朋友说句话,证明孔并无政党关系后可以开释,因为搜查出来的罪证,是父亲也没有看到过的两册书籍。不料此人为父亲作了相反的证明,于是父亲被押送到总司令部北平行营军法处。行营主任是张学良。李霁野气愤之下从此不和此人往来。并托了在北平的挚友台静农就近照顾。台静农也为父亲奔走,托人,并时作经济上的接济。在狱中,有无经济来源,对其受刑及狱中处境都是重要的。
台静农和李霁野、韦素园、李何林、朱肇洛等同乡,都是安徽霍邱人,而且和李霁野从小由父母抱在怀里时就“认识”了,台静农长李霁野二岁,在私塾转到小学时同班学习。小学毕业后,台静农到武汉上中学,李霁野到阜阳上第三师范学校。他们都受五四运动的影响,对学校不甚满意,台静农到北京去,后来直接到北京大学中文系旁听自己爱听的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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