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观点众多、体例不一的中国文学史
20世纪以前的中国没有文学史。胡应麟的《诗薮》也只是就诗歌一体所做的自《诗经》至明代中期的诗人诗作的系统评论,比一般的诗话更有系统性而已。直到19世纪末在西方学术思想和文艺理论的启示和熏陶下,特别是日本学者川种郎撰写的《支那历朝文学史》1898年在日本出版,1903年又被翻译成中文由上海中西书局印刷出版以后,对中国知识界和文学界的震动很大。于是在1910年,才有了中国第一本文学史,这就是林传甲撰写的《中国文学史》。后郑振铎所著《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容肇祖所著《中国文学史大纲》等,书中都称其为中国人自著的最早的文学史著作。与其差不多同时的还有黄人所著的《中国文学史》,时限自上古至明代,系黄人任教东吴大学为该校所编的教材,坊间未见流行。
林传甲所著原也为教材,系京师大学堂讲义,是作者在1904年仿照日本早稻田大学的中国文学史讲义编就而成的。其体例则用中国传统的纪事本末体,以文体为主,共16篇。其中也涉及到古今音韵和训诂之变迁,唯有第4篇标为“古以治化为文,今以词章为文,关于世运之升降”,第15篇为“骈散古合今分之渐”,与文学史的发展演变相关联,而其余各篇,都仅就文体而论,与后人眼光中对文学史的要求相去甚远。至于黄人所著的《中国文学史》,大多是引录原文,或摘抄、或全抄,本人的论述寥寥无几,尚不及林传甲所著。
不过,他们毕竟开了一个头。随着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教育进一步得到重视与发展,学校里纷纷开设中国文学史或类似于中国文学史的课,于是各种各样的中国文学史著作和讲义相继出版问世,一时成为一门新兴而又颇受人们欢迎的学科。
据不完全统计,从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出版至抗战爆发之前,在这短短的17年时间之内,各种各样的中国文学史或类似中国文学史性质的著作便达近150种之多。其中尚不包括断代之属的文学史、文学批评史,或诗歌史、小说史、散文史之类的专述文体的文学史,都是通代之属,这个数量是相当可观的,而且书名也都很新颖。从时间上来说,仍可分为两个时期,即辛亥革命之后至上世纪30年代之前为一个时期,30年代至抗战之前为一个时期。两个时期中都有一些产生影响而又比较重要的著作。
在前一个时期中,比较有影响而又重要的文学史著作有: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胡怀琛的《中国文学史略》、赵景深的《中国文学小史》、胡适的《白话文学史》(上卷)、谭正璧的《中国文学进化史》等;在后一个时期中则有:胡小石的《中国文学史》、郑宾于的《中国文学流变史》、刘麟生的《中国文学史》、陆侃如和冯沅君的《中国文学史简编》、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张长弓的《中国文学史新编》、罗根泽的《乐府文学史》等。
这可以说是中国初期文学史著作的一个黄金时代。尽管这些著作多由当时大学里授课的教材和讲义演变或修改而成,有的甚至只是师范类学校和中学的国学讲义,但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思想却异常地活跃,观念也都很新颖,富有探讨和创新的精神,呈现出一种多元的锐意进取的态势。如曾毅的《中国文学史》就关注到了文学与科学、与儒释道三教的关系,以及文学史的时代划分等问题;胡怀琛的《中国文学史略》则关注到了文学与人生的关系, 以及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谭正璧的《中国文学进化史》则有对“文学与文学史”概念的探讨,对过去的文学、文学的定义、进化的文学史,以及各种文学史,都加阐述。同样的,张长弓在他的《中国文学史新编》中也讨论到何谓文学史和中国文学史之产生诸问题。而胡适的《白话文学史》则认为白话文学史是中国文学史的中心部分,是中国文学史上最热闹、最富于创造性、最可以代表时代的文学史。
尽管当时还没有成熟和权威性的中国文学史专著,但探讨的空气相当浓厚,思想也比较自由开放,虽彼此各执一端,却是一种平等的讨论与研究。在从辛亥革命之后至抗战爆发之前的20多年的探讨过程中,也取得了一些初步的成就和达到了一定的共识,归纳起来,大约有以下几点:(1)所谓文学史,是文学在一种与历史相平行,或在历史推动下的、与历史发展密切相关的文学发展现象;(2)中国有着内容极为丰富、历史极为悠久的文学史,并随着历史、社会和时代的发展而不断丰富、演变和进化着;(3)中国文学史的几个主要历史发展时期的大致划分,如先秦文学、汉代文学、建安文学直至唐、宋、元、明、清各代,已初步形成,只是各人的划分方法和标目名称还有差别,有些差别甚至还不小;(4)中国文学史上一些比较重要的文学思潮、风格流派和文体嬗变,在不少文学史著作中已被初步揭示。
当然,由于中国文学史的著述在当时仍处一个初级阶段,难免会存在着一些不足,其中最主要的问题,似乎还是显得太简单,有些甚至数万字、十几万字便成一部文学史,似乎只是一根线条或一个框架,未免显得粗糙了一些。至于赵景深的《中国文学小史》也不过8万字,却能常印不衰,又能得到闻一多的赞赏,这一方面由于他文字深入浅出,简明扼要,另一方面则由于他以论述作家为主,有些血肉。不过,尽管当时的文学史著作尚不成熟,但仍大受读者欢迎。
到了20世纪40年代,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和解放战争等诸多原因,文学史的著述和社会影响远不如二三十年代。尽管此段时期内也有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史》(上、下卷)、朱维之的《中国文艺思潮史略》、萧涤非的《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刘永济的《十四朝文学要略》、林庚的《中国文学史》等几部各有特色、比较重要的著作问世,但也只是二三十年代同类著述的延续,在理论和系统性方面并没有根本性的重大变化。
建国以后,文学史的著述虽然没有二三十年代那样热闹和繁荣,毕竟也出版了几种,如上世纪50年代曾出版过李长之的《中国文学史略稿》(一至三卷)、谭丕模的《中国文学史纲》、陆侃如和冯沅君合撰的《中国文学史简编》(修订本)等。值得一提的是有关中国文学史的两个重大问题的讨论:其一为中国文学史的分期问题;其二为中国文学史的主流问题。
关于中国文学史分期问题的讨论,约始于上世纪50年代中期,讨论从最初提出文学标准与历史标准的平行,到强调文学史发展过程必须遵循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再到后期一致主张文学标准与历史标准二者的辩证统一,大都认识到文学发展不能脱离社会的发展,但也要考虑到文学发展本身的特殊性。
关于中国文学史主流问题的讨论,是在上世纪50年代末撰写中国文学史的过程中引起的。早在1950年出版的蒋祖怡撰写的《中国人民文学史》中,就曾特别强调和突出民间文学的地位;到了50年代中后期,北京大学中文系学生集体撰写的《中国文学史》明确提出民间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主流,并以此贯穿整个文学史;复旦大学中文系学生集体撰写的《中国文学史》也把民间文学也放在文学史的“正统地位”;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则干脆集体写了一部《中国民间文学史》。约在此前后陆侃如又提出了现实主义主流说;茅盾在1958年写的《夜读偶记》中,则对“以现实主义文学为中国文学史的主流”这一说法,作了比较全面和深入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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