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伍尔芙的《三个金币》（1938）发表以来，女性与民族国家的关系就一直是女性主义不时要“质疑”的“问题”。作品中，女主人公收到了来自三个团体的希望捐赠的请求，虽然她最终把金币捐给了反战团体（另两个是妇女团体），却在回复中强调说：作为女性，其实并不能分享这一民族斗争所提供给男性的光荣和成就感，所谓“我们的国家”，在绝大部分时间都视女性为奴隶，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女性都没有什么理由需要感谢英格兰。由于女性主义认为民族国家在根本上是“父性”的，她们中的不少人便对“国族认同”持疑问乃至批判的态度。但她们因而就能从国族认同中“脱离”出来了吗？
事实上，无论女性自身欲对国族认同持何种态度，她们的身心都“命定”地、无可避免地与民族／国家发生着复杂的纠缠。１８世纪的英国，女性的“自我推敲”是现代英格兰文化形成的要素之一；２０世纪早期的美国，和“不加限制的移民”一起成为民族“焦虑”的，是“妇女社会角色的变化”――其实，要认清这一点又何需“远”溯：近代中国的维新运动中，女性的心智和身体亦曾被看作国族认同的重要方面。彼时的男性精英们相信，中国的贫弱或强盛，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中国的女性。“保国”必须“强种”，而强种的关键在于女性；只有女性身心强健了，养育的儿女也聪颖健康，国家才能走上富强昌盛之路……。有意味的是，如此的思路并非只限于维新时期，《危险的愉悦――２０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所揭示的女性与中国现代性的关系，虽因论述对象的“特殊性”和时代的变化，而与维新精英的言说有所不同，却也更为“曲折有致”。
《危险的愉悦》本是后殖民理论的“声音考古”之作。以该理论的健将斯皮瓦克的看法，殖民语境中的下属（层）群体，由于受到社会权力网络的层层压制，很难真正发出“自己的”声音，我们所“听到”的难免不是已然被权力的烟雾薰染过的；甚至那些力图对下属群体的声音进行发掘和“复原”的计划都有可能是在无意中再次复制了权力的构造。娼妓，作为典型的“下属群体”，情形当然更是如此。但《危险的愉悦》的作者却不畏艰难，敢于“铤而走险”，相信通过艰苦的工作能够追索到２０世纪上海娼妓们的声音。红颜薄命风云流散的娼妓们或许没有今日“上海宝贝”那样的“自我”意识，早早地写下了“自传”或半自传作品，以备人们的“研究”，可是她们的“声音”却仍可能经由他人的言说／转述 而“婉转”地透露、凸现出来。作者自称道：“本书虽称不上是对１９世纪晚期至今上海娼妓生活的想象性重构，却又甚于想象性重构。”由于作者采取的是“跟踪”各种权力网络“关联”点的叙事策略，因而各种相关的材料－－从当年的娱乐指南、小报闲谈、轶事集锦，到巡捕房的审讯记录、市政法令、医务界关于性病的发病率报告，以及改革者的陈义和举措，都被一一收罗进来；当然经过了作者重新的梳理和“书写”。整部著作六百多页，洋洋数十万字――面对其“砖”样的厚度和藻类般纠缠、繁复的材料，我一方面怀着“泥淖深陷”的“恐惧”，一方面又不自禁地“陷”进去、“陷”进去……。昔日妓院里繁缛的礼仪规则，复杂的权力纠结，主、客、奴间的“微妙”关系，都是以往的知识、思维所“始料未及”，在在打破着长久以来对于这一场域“先验”而刻板的理解，读来竟也津津有味。
但《危险的愉悦》并非只是讲述了“有趣”的现代青楼故事。如是这样，则若张爱玲当年便已说过的：看着小报上的什么郎、什么翁，用感慨的语气回忆到从前三块钱叫堂差的黄金时代――“这一切在着的时候也不曾为我所有”（虽然她同时同情沦陷中的人们生活“常态”的被毁坏）；弄清了妓院的规则，对今日的我们又有什么意义呢？《危险的愉悦》的“野心”是在于“揭示”２０世纪上海娼妓与“现代性”的关系。但现代性是个闪烁不定、不断迁移变化的“标举”，晚清时期，一个书寓女子的梳妆打扮，以及为了能在陈设精美的场合不失体面地抛头露面，就已经会牵扯起一个广大的现代供货系统……；《危险的愉悦》以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后结构主义等等为理论背景或方法、手段，“万花筒”般旋转出了上海青楼故事所“涉嫌”的现代性――身为下属群体的上海娼妓如何与２０世纪中国的民族意识、强国方针、政治权力、经济发展以及社会性别等等“扭结”在一起。而从“娱乐的主体”到“危险的载体”的变化则是作者对其研究对象的一个基本概括。如果说上世纪初的“名妓”曾经被传统的士绅精英阶层描述为愉悦和审美的对象，寄托着他们男性主义的荣耀与想象，那么，随着殖民主义的加深和民族主义的兴起，境况复杂的上海妓女则日益成为民族危机的象喻和能指。其中有关“梅毒”的表述是一个最为鲜明的例子：妓女不仅是最为易患的人群，也是被侮辱被殖民的象征；既是令殖民者恐惧的危险的“渊薮”，同时是影响本民族存亡的“要害”。其滋长和“控制”的情况于是成了精英们“判断”／想象“现代中国”的现状和未来前途的“焦点”。而当他们的忧患意识、治国理想通过妓女的形象而得到言说之时，女性的身体也在“转瞬间”演变成了“政治”。
无独有偶，上世纪１０～２０年代畅销上海滩的《孽海花》则将“救国”的热望寄托在了北地胭脂京城名妓赛金花“颠倒”联军统帅瓦德西的“奇迹”上。简言之，在２０世纪的上海，“下属群体”的妓女并非处于城市生活的边缘，相反，她们是社会精英和公众讲述自身欲望、国家命运、社会性别等等的“主角”和“要件”。《危险的愉悦》揭示了其间复杂的“关联”，却未及深入辨析一个问题：为什么每当社会、民族、国家发生变故或危亡时，女性（包括她们的身体）便成了社会／人们集聚焦虑、寄托幻想的“想象的能指”？
原刊《文汇读书周报》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