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社青年说① | 李骏:新时代中国青年的奋斗、担当和使命

     编者按:“尚社青年说”系列推文摘自《尚社青年奋斗新时代》,该书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团员青年征文集,生动展现了我院青年奋发有为的新时代精神风貌。在当前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尚社青年立足岗位、攻坚克难,正在书写新的精彩。

作者简介

     李骏,香港科技大学博士,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全国青联委员、上海市青联委员、上海市徐汇区政协委员。主要从事当代中国社会研究,包括社会分层与流动、城市社会学、劳动社会学等。出版《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变迁与分层》《住房产权与政治参与》《超大城市的社区治理:上海探索与实践》等著作,在《中国社会科学》《社会学研究》《社会》等重要中英文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三十余篇。先后获得上海社会科学院“张仲礼学术奖”,上海市“浦江人才”、“曙光计划”、“社科新人”、“青年拔尖人才”,全国宣传思想文化“青年英才”等荣誉或资助。

新时代中国青年的奋斗、担当和使命

   作为中国青年、全国青联的一分子,作为一位随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80后,作为一名青年社会学者,我想结合专业视角和个人经验,从3个方面来谈谈新时代中国青年的奋斗、担当和使命。

一、社会分层与青年的奋斗        

当代中国青年不得不正视的一个事实是,青年与青年之间的差距拉大了。当有些快递或外卖小哥在为几十元的罚单落泪时,有些80后甚至90后已经坐拥千万身价。但要知道的是,这不仅仅是一个青年现象,也不仅仅是一个中国现象;因为,中国整体的社会分层在扩大,世界范围内的经济不平等也在加剧。不平等问题当然需要重视并改善———正如“盖茨比曲线”所揭示的那样,但同样重要的问题是,作为故事主角的青年,难道就只有变“宅”?只有成为“佛系”吗?我想,并不是。

纵向来看,受益于改革开放、现代化和市场转型,中国社会的代际流动率,后30年是远超前30年的。根据社会学的量化研究发现,近10年来,代际流动率虽然有下降苗头,但横向来看(例如与美国比较),仍然是较高的。这说明,机会窗口仍然较大。我也曾经研究过香港青年的失业问题,对比之下会发现,内地青年在社会流动上的优势更加明显。即使当上升通道不可避免地受教育扩张、经济下行等因素影响而收窄时,也只意味着更激烈的地位竞争,更需要发挥个人的主观能动性,而不是轻言放弃。所以,奋斗永远是青年的底色。

将奋斗作为一种精神和状态也是有学理依据的。管理学研究发现,努力决定了能力的产出和绩效极限;经济学研究发现,努力水平的提高可以弱化机会不平等的负面影响;心理学提出“可协商命运观”,强调个体在接受无法完全掌握自身命运这一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发挥能动性,从而与命运进行协商的信念。所有这些社会科学研究结论都指向一个建议:奋斗!

二、代际差异与青年的担当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的集体学习时强调,要了解青年的优势和弱点,引导广大青年把树立远大理想和脚踏实地统一起来。那么,当代中国青年的优势和弱点是什么?这需要有代际比较的视角。

与老一代相比,青年的最大优势是受教育水平高。21世纪以来,高等教育从精英化进入大众化阶段,留学归国人员的数量和比例也在持续攀升。但是,也有专家毫不客气地指出,当今青年的一个普遍问题是间接经验发达、直接经验欠缺;书本知识学了不少,但对真实世界的了解和生产生活上的经验并不比上一辈人更多。在笔者的高校和科研机构同行中,80后的教授已不罕见。但作为从家门到学校门再到单位门的“三门”学者,是否“接地气”,是否认识了“真正的中国”,是否构建了“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值得反思。

我也曾经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分析过政治取向上的代际差异,一个值得关注的发现是,新生代在抽象的政治进步要求上更高,但在基层的政治建设作用上却更低。这就反映出,青年可能确实容易存在理论与实践脱节的问题。这不得不使我想到马克思的墓志铭——“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实践品格,不仅致力于科学“解释世界”,而且致力于积极“改变世界”。在改变的征程中,毫无疑问,青年应当冲锋在前,必须勇于担当。

三、国家发展与青年的使命        

100年前,中国青年“改变世界”的惊天之举是发起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在以五四运动为代表的青年爱国运动大潮中,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许多出身于上层乃至统治阶级的青年,反而背叛了他们的家庭和阶级,为国家、为工农呼喊奔走,甚至抛洒热血。我想,与千千万万的人民子弟兵捐躯沙场一样,若不是将自己的使命牢系于挽救国家民族于危亡,这些青年断然是不会作出这种选择的

如今,新中国成立70华载,改革开放走过40春秋,神州大地早已从千疮百孔变得欣欣向荣。对这样一个和平发展稳定、物质生活极大丰富、个人选择充分多样的年代,有人称之为小时代,一个追求“小确幸”的时代。这种观点,从“小我”着眼无可厚非,但从“大我”来看就未免狭促了。上下五千年,“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始终言犹在耳,只不过,100年前是存亡问题,100年后是发展问题。“小我”与“大我”的关系,其实就是个体与国家的关系。社会科学在研究代际差异时,提出了重要的APC模型,含义就是说代际差异很可能混淆了年龄和时期差异,而时期差异显然主要决定于国家的发展阶段。

当前国家处于什么发展阶段?当然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如果青年始终有一颗赤子之心和一腔家国情怀,那么就应当将自己的使命牢系于此,这正是新青年在新时代的新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