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中国与世界的联系已经深入经济、政治、科技、发展和文明交流等诸多领域,许多原本被视为“中国内部”的问题越来越具有世界性;亚洲、非洲、拉美、中东等地区也在形成各自认识中国的问题意识。一个快速变化并深度嵌入世界的中国,已经越来越难由某一种理论框架、某一个区域的学术经验加以完整解释。重新审视近代以来世界认识中国的不同路径,成为理解世界中国学何以在今天提出的必要前提。
欧洲汉学:从语言文献到文明研究
19世纪以来,欧洲各国虽共享东方学、语文学等基础学术资源,但受本土知识谱系、海外实践经验与研究建制差异制约,各国对中国的认知逐步分化,形成各具特色的研究路径。这一时期的研究重心集中于中国古语言、经典文献、历史脉络、宗教形态与思想体系,准确释读、整理各类原始材料,成为欧洲汉学确立学科专业规范的根基。
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法国成长为欧洲汉学研究的核心重镇。沙畹(édouard Chavannes)、伯希和(Paul Pelliot)、马伯乐(Henri Maspero)等数代学者赓续形成的学术传统,既重视经典文本翻译,更强调原始文献辨伪、多语种文献校勘与历史语境还原。在欧洲学界视野中,中国不再是早期思想家笔下笼统抽象的“东方文明”,逐渐成为可以通过可靠文本和历史材料展开专业研究的对象。
荷兰汉学展现出别样学术面貌。其殖民历史赋予这一研究鲜明的时代印记,也推动荷兰汉学将研究视域由书面经典拓展至现实社会生活。在这一学术脉络里,中国不只留存于古籍文本之中,更体现在海外华人的社会组织、信仰体系与日常文化实践之内。
瑞典汉学则表现出较强的考古学、语言学和实证研究特点。现代学科方法的进入扩大了汉学的材料边界,田野调查、实物材料的进入也使中国古代文明研究获得了更强的实证色彩。
德国汉学则深受语言学、历史主义与本土哲学传统浸润。中西概念互证的研究方式这类探索拓宽了汉学的问题域,促使“中国文明在世界历史中处于什么位置”成为新的学术关切。
法国、荷兰、瑞典和德国汉学各有侧重,很难归结为单一方法,但它们仍具有相对稳定的共同基础:中国主要以语言、典籍、历史遗存、宗教和思想传统等文明材料进入研究,语文学、历史学、考古学和相关人文学科构成主要知识工具。在传统汉学脉络下,近代欧洲建立了关于中国的系统知识,其学术积累至今仍是中国研究的重要基础。二战前后,美国迅速发展的区域研究又把语言训练、历史研究与政治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结合起来。研究重心逐渐转移,一种不同于欧洲传统汉学、更加面向现实中国的知识组织方式开始形成。
美国中国学:区域研究与社会科学转向
19世纪后期以来,伴随着连绵战争与社会革命登场,美国所接触的中国,是一个正在发生剧烈变化的现实国家。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冷战格局叠加中美之间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差异,使相关学术关切持续升温。诸如中国革命何以发生、人民政权何以获得广泛的社会根基等一系列议题进入学术研讨与政策研判的核心议程。战后区域研究便在这一时代背景下迅速勃兴。历史学之外,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门类大规模融入中国研究。研究重心由此发生深刻转换,学界对中国的认知,由解读古典文明,转向阐释现代国家与社会的现实变迁。
费正清(John K.Fairbank)及其学术共同体,集中彰显了这一学术范式的更迭。近代中国被置于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扩张与现代化进程的分析框架之中,中国史研究也更多同国际关系、政治制度与社会变迁等议题勾连。这套阐释框架带有鲜明的美国冷战政治需求印记,也暴露出难以回避的局限:一旦将“西方进入中国之后发生了什么”设定为核心问题,中国自身漫长历史演进的内在复杂性,便容易被收束到“传统—现代”二元叙事框架之内。同时,中国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客观独立的现实政策影响力,也更加直接地承受美国国内政治气候波动带来的压力。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起,美国中国学开始从内部修正自己的解释方式。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立足区域与市场体系解析中国社会;孔飞力(Philip A.Kuhn)等学者从地方社会、国家权力等维度重释中国历史。随着中国社会内部的区域结构、基层治理机制与历史连续性得到更多观照,“外部冲击”不再是解读中国社会变迁的唯一线索。1984年,柯文(Paul A.Cohen)在《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一书中,系统反思战后美国中国史研究领域“冲击—回应”“传统—现代”等阐释模式,提出从中国内部脉络理解本国历史的研究取向。这成为美国中国学一次重要的修正。
进入21世纪,新的结构性问题逐步凸显。美国中国研究的专业化、精细化程度持续提升,各细分领域成果不断累积;但继“冲击—回应”“中国中心观”这类具备宏观解释力的范式之后,能够重新统摄整个研究领域核心议题的理论创新相对匮乏,研究不断向纵深拓展,理论范式却趋于分散。这也引出一个无法回避的时代命题:当中国发展深度嵌入全球经济、政治与社会变革进程,研究中国的学术力量持续从欧美向亚洲、非洲、拉美、中东等区域扩散,关于中国的知识生产,还能否由单一国家的学术传统主导?世界中国学,正是在这一新的历史条件下,获得全新的现实意蕴与学术价值。
世界中国学:多元主体与知识关系重构
共建“一带一路”推进十余载,中国同亚洲、非洲、拉美、中东等地区的联系不断加深,经贸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数字经济与人文交流等合作日益进入当地社会的发展进程。研究中国,日渐成为众多国家审视自身发展、研判全球变局的重要路径。
中国学界参与这一知识过程的方式同样在发生变化。从2004年首届世界中国学论坛,到2023年习近平主席在致世界中国学大会·上海论坛的贺信中深刻指出“中国学是历史中国之学,也是当代中国之学”,海内外中国研究者之间不断形成新的交流平台。近年来,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成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的核心议题。在“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这一根本方法论的指引下,中国研究的主体意识与现实关怀被全面激活;“第二个结合”则进一步确立了文化主体性,打开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参与当代理论创新的广阔空间。中国学界由此更加主动地从中国自身历史脉络与时代变革经验中提炼原创性议题,并将这些议题和相关成果带入国际学术讨论。
2026年9月底,“中国学的世界对话·阿拉伯国家专场”在开罗举行。中国研究正在突破单纯“认知中国”的边界,更多转向现代化、发展实践与全球治理等人类共同课题。不同国家的研究者立足自身历史经验与现实境遇解读中国,同时依托中国这一参照,重新反思本国面临的各类挑战。世界中国学由此逐渐形成一种更具互动性的研究关系,中国经验与其他国家的经验可以在具体问题上相互比较和参照。
世界中国学提供的另一种可能,是真正将“以中国为方法”落实到知识生产之中:立足中国自身的历史脉络和现实逻辑,再将中国经验置于更广阔的比较视野。这种转向并非以中国叙述取代西方叙述,而是让中国、欧美以及全球南方不同来源的知识在比较、回应和互释中彼此检验,推动中国经验由一种“西方理论注脚”,转化为可以参与构建全球一般性知识体系的内生力量。当不同国家、不同学术传统开始围绕中国展开比较、回应和互释时,中国与世界之间的知识关系也由相对单向的观察和解释走向更加多元的共同生产。
正是在这三个层面的变化中,“世界中国学”获得了超出传统国别研究的意义。它使“讲好中国故事”进一步进入学理阐释和知识生产的层面,不仅要向世界展示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更要讲清中国道路何以形成、中国发展何以可能、中国文明何以延续。由此,世界中国学所承担的也不只是让世界更好地读懂中国,而是把中国重新置于人类文明发展的广阔图景之中,使中国经验与不同国家、不同文明的发展经验展开平等对话,并由认识中国进一步走向共同思考现代化、发展、治理与文明共处等世界性问题。中国故事由此不仅能够被世界听见,也能够转化为参与世界知识生产和文明对话的思想资源。
来源:解放日报,日期:2026-11-17
作者:沈桂龙、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所长;种玉,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