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挑选一件见证古代全球化的器物，陶瓷是极具代表性的选择。从中国各地窑场到东南沿海港口，经爪哇海穿越印度洋，抵达波斯湾、红海，直至埃及开罗的福斯塔特遗址，大量陶瓷遗存把一条延续千年的交流路线重新拼接起来，展现出一张不断变化、相互影响的欧亚非陶瓷贸易网络。
“黑石号”的发现
考古发现，9世纪前后是中国陶瓷输入西亚、北非的规模、影响显著增加的阶段。来自中国的陶瓷通常经过东南亚、印度和西亚沿岸港口多次集散和转运，部分由波斯湾进入两河流域，部分绕过阿拉伯半岛进入红海，继而运往埃及等地。
沉船使这条路线获得了可触摸的证据。1998年，一家德国打捞公司在印度尼西亚勿里洞岛附近海域发现一艘唐代阿拉伯商船。沉船紧邻黑色礁石，因此被命名为“黑石号”。船上装载数万件唐代陶瓷，以长沙窑产品居多，另有越窑青瓷、邢窑白瓷以及巩县窑烧制瓷器。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收藏了“黑石号”出水的几件精美唐代青花盘。这批瓷盘产自中国，盘上菱形花叶纹是中东地区流行的装饰样式；学界推测，其所用钴蓝颜料有可能源自伊朗。船体木材与绳索缝合的造船工艺证明，“黑石号”由古代阿拉伯人建造。船上大量器物专门适配海外市场，印证唐代陶瓷已经深度嵌入跨越南海与印度洋的商业网络。
福斯塔特的残片
陶瓷沿红海贸易通道输入埃及，福斯塔特由此成为观察这一文明交流的关键窗口。福斯塔特始建于7世纪，坐落于尼罗河东岸、今开罗南郊。来自中国与印度洋区域的陶瓷一般先运抵红海沿岸港口，再经陆路转运至福斯塔特；依托尼罗河航运，部分货物还可继续北上接入地中海贸易网络。也就是说，福斯塔特处于红海—尼罗河—地中海贸易体系的连接位置。
福斯塔特遗址的考古发掘始于20世纪初。经考古工作者长期调查，该遗址出土大量唐代至清代的中国陶瓷标本，包含越窑青瓷、邢窑白瓷、龙泉青瓷、景德镇青花瓷等品类。出土物绝大多数为碗、盘、罐类器物残片，少数碎片可拼合还原出接近完整的器型。这些看似零散的瓷片，为判别窑口、断代，复原中国陶瓷经由印度洋、红海输入埃及的贸易历程，提供了重要实物证据。
福斯塔特遗址中既有中国陶瓷，也有埃及、叙利亚等地生产的器物。这表明福斯塔特不仅是中国陶瓷西传的目的地之一，也是不同地区陶瓷汇集、消费和二次转售的市场。
陶瓷书写全球史
全球史并非简单罗列各个国家与地区的历史，而是探究不同地域如何依托同一种商品建立内在关联。陶瓷的独特价值，就在于它能够同时呈现物质、技术、市场与审美的跨区域流动：高岭土与窑炉条件决定一地能否烧制优质陶瓷；钴料贸易改变器物色彩；饮食习惯塑造器型；宗教与文字影响装饰纹样；战争、海禁政策改变货源供给；商人群体不断重塑远洋运输网络。
在这张贸易网络之中，中国陶瓷技术长期占据重要地位，但这不代表文明是孤立创造，也并非永久单向输出。阿拔斯王朝陶工借鉴中国瓷器的光泽与质感，利用本地原料创制含锡不透明白釉；西亚的钴蓝工艺与器型传统，深度参与元青花的形成过程……每一次模仿都伴随着取舍与再创新，每一次外来文化的引入，也可能成为新一轮对外传播的起点。
因此，从中国窑场到福斯塔特，跨洋远行的从来不止瓷器本身；随舟远航的，还有人们对于“珍贵”“异域”与“美”的想象。如今博物馆里分属“中国”“埃及”“伊拉克”的各类陶瓷共同印证：文明交流最深刻的成果，从来不是一方完整复刻另一方，而是不同文明在相遇之后，各自发生新的变化。
来源：解放日报，日期：2026-09-28
作者：宋晓煜，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