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同阿拉伯世界绵延千年的交往史上，“路”始终是一个关键词。今天，它是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纵横陆海空的交通网络；一千多年前，它是穿越绿洲、沙漠与高山的驿道，也是借助季风往返于港口之间的航线。使臣、商人和水手沿着这些通路往来，丝绸、瓷器、香料、珍珠、金银和药材由此被带往远方。钱币夹杂在货物之间，辗转异乡，最终留存于墓葬、港口和城市遗址之中，成为古代文明交往的特殊见证。
第纳尔金币
1964年4月，考古人员在西安西窑头村的一座唐墓中发现了三枚阿拉伯文金币。专家根据拓片进行考释，确认它们是倭马亚王朝铸造的第纳尔金币。这些金币直径约2厘米，重4.2至4.3克，属于7世纪末货币改革以后形成的第纳尔式样，正反两面均为库法体阿拉伯文币铭。它们来到中国以后，可能曾被当作货币使用，抑或被视为纪念物或身份象征。无论当初用途如何，都足以说明当时阿拉伯世界铸造的金币已经进入中国，并留存于唐朝腹地。
在中国古代的钱币著录中，同样留存阿拉伯钱币的踪迹。南宋洪遵所撰《泉志》将域外货币列入“外国品”，其中记有“大食国钱”，又引《广州记》称：“生金出大食国，彼方出金最多，凡诸货易，并使金钱。”这段记载说明，宋人已经注意到阿拉伯世界使用的金质货币。
中国铜钱
西安出土的金币记录了阿拉伯货币向东流动的足迹，在阿拉伯半岛和波斯湾沿岸发现的中国铜钱，则展现了钱币跨洋流动的另一个方向。
英国钱币学家乔·克力勃和考古学家丹尼尔·波茨曾系统整理了阿拉伯半岛及波斯湾地区发现的中国钱币。沙特阿拉伯东部盖提夫发现的20枚中国铜钱中，12枚铸于北宋，8枚铸于南宋，年代从宋真宗时期一直延续至南宋度宗咸淳年间。达曼附近另发现2枚南宋钱币，分别为“绍定通宝”和“淳祐元宝”。巴林堡遗址发现的中国钱币数量更多。考古发掘共获得53枚中国铜钱和1枚铅钱，其中一些已经残损。在可以辨认的22枚钱币中，有2枚唐代钱币、18枚北宋钱币和2枚南宋钱币。巴林的另一处遗址还发现过19枚中国钱币，其中18枚为北宋钱，年代最晚的一枚铸于南宋开禧年间。随着考古工作的推进和馆藏资料的不断整理，阿曼南部巴利德遗址出土的中国钱币也逐渐得到公布。
仿开元通宝铜币
钱币沿着商路远行，有时会在异域演化出新的形态。钱币学文献记载有一种存世稀少的巴达克山仿开元通宝铜币：钱面铸汉字“开元通宝”，背面环刻阿拉伯文币铭，标注铸造地点。它将中国方孔圆钱的形制与四字布局同阿拉伯文字结合在一枚钱币之上，由此形成一种新的货币样式。巴达克山地处东西交通要冲，既是商旅往来的通道，也是多种文明相遇、交汇之地。这类钱币证明，文明交流并非单向的文化输出，而是在持续接触中彼此借鉴、重新诠释，进而孕育出新的文化形态。汉字与阿拉伯文共铸于方寸钱面，为中阿文明交流互鉴留下一件微小而鲜活的实物印记。
当代中阿合作在规模、领域和内涵上，已远非古代商路贸易可比。然而，如何跨越距离、沟通语言、衔接制度、增进信任，始终是不同文明交往需要面对的共同课题。今天，当我们重新端详这些方寸钱币时，依然能够听见历史的回声，一幅具体而生动的中阿交往图景也随之浮现。伴随物的流转和人的往来，知识与观念跨越地域，在新的社会中落地、生长。从昔日纵横陆海的商路，到今天携手共建“一带一路”，这段延续千年的交往不断开拓新的空间，也让中阿双方在相互了解中走得更近，在深化合作中行稳致远。
来源：解放日报，日期：2026-09-28
作者：茆安然，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