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变化，中国的未来，是中国自己决定的，而不是西方决定的。”这是孔飞力的中国“内部”叙事的精神内核，也是贯穿其全部著作的根本立场。在他眼中，中华不是一块被动等待外力敲击的石头，而是拥有自身运行逻辑、内在矛盾与强大调适能力的文明有机体。
孔飞力先生（PhilipA.Kuhn，1933—2016）是当代美国最负盛名的汉学家之一，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在世界中国学学术版图中占据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位置。他以中国研究为志业，毕生致力于中华文明及其现代转型研究，主张从中国内部来理解中国的现代变迁，他曾把这种主张总结为“内部”史观或“内部”叙事。他承认外部因素对中国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但他坚持认为“中国现代国家的特性却是由其内部的历史演变决定的”，仅靠“外部”史观或“外部”叙事不足以说明中国的“根本性问题”，因此，他的中国研究始终围绕着“内部”叙事展开，他留下的四部著作——《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和《他者中的华人：中国近现代移民史》，即是这种“内部”叙事层层递进的产物。凭借这四部里程碑式的著作，他不仅证明了自己的存在，而且赢得了巨大的学术声誉。2010年，第四届世界中国学论坛组委会将首届“中国学贡献奖”授予他和其他三位汉学家，孔飞力在获奖感言中写道：“我将始终牢记我们对中国的研究是为了让全世界瞩目于中华的伟大文明。”这句话既是他毕生学术志业的写照，也为理解他的中国“内部”叙事提供了重要入口。
走向中国“内部”叙事
1933年9月9日，孔飞力出生于英国伦敦的德裔犹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曾任《纽约时报》驻伦敦站站长，母亲是作家，家庭熏陶培育了他广博的人文视野与对异域文明的好奇。据他回忆，自己最早对中国的认知来自二战时期，少年时代便对中国艰苦持久的抗日战争抱有很深的同情。进入哈佛大学本科阶段，他原本关注国际关系与外交史，修读费正清、赖肖尔开设的东亚文明史课程之后，东亚历史才真正进入他的学术视野。他曾一度醉心日本研究，入伍后被派往军事语言学校系统学习中文，复员之后重返哈佛，在费正清、史华慈的引导下正式转向中国历史研究。在师承脉络上，他受费正清影响，而在思想方法层面，史华慈对他的启发更为关键。同时，马克斯·韦伯、涂尔干、格尔兹等社会理论家也深刻塑造了他跨学科分析历史的能力，他始终坚持：不能简单把中国历史当作西方社会理论的案例注脚，但社会科学理论工具是解读历史深层结构不可或缺的钥匙。1964年，他以《中国太平叛乱时期的民兵：团练的理论与实践》获博士学位，由此开启中国史研究之旅。
博士毕业后，孔飞力赴芝加哥大学执教十余年，在密歇根湖畔的岁月里，他一边修改并于1970年出版了他的博士论文，一边认真教学，培养出杜赞奇等一批知名学者。1977年费正清退休，孔飞力被视为接棒的不二人选，于次年回到哈佛，接掌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后出任东亚语言与文明系主任，成为美国继费正清、列文森、史华慈之后的汉学领军人物，与魏斐德、史景迁并称“美国汉学三杰”。孔飞力坦言，重返哈佛并非出于某种人生隐喻，更多是出于学术环境的现实考量：芝加哥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底蕴固然深厚，但哈佛拥有规模更大的中国研究学者群体与藏书更宏富的哈佛燕京图书馆，更便于与优秀师生展开深度交流。
二战之后很长一段时间，美国主流中国史研究盛行“冲击—反应”与“传统—现代”两套分析模式，其共同之处在于二者都认为中国现代变迁的动力来自外部特别是西方的冲击，可称为“外部”史观或“外部”叙事。这种叙事习惯于“向后反观”，以鸦片战争等外来冲击为起点，倒推近代中国的种种变化，把中国看作被动承受西方冲击的对象。孔飞力并不否认西方冲击对近代中国造成巨大影响，但他尖锐地指出这套叙事的偏失。他提出，研究晚期中华帝国，应当从18世纪后期历史全局出发向前展望，去追问：西方到来之前，中国社会内部已经发生了怎样的结构性变动？这些内部变迁如何塑造中国应对外部世界的方式？帝国主义固然深刻改变中国人的生活，但中国人如何感知、回应外来冲击，本就深深植根于中国自身的内在议题之中。
当然，这并不代表他简单否定费正清一代的学术传统。孔飞力强调，费正清本人其实十分重视清代制度本身，也鼓励学生开拓新的研究路径，真正的分歧，是研究重心的转移：前辈学者更多从国际关系视角看待中国变迁，而以他和魏斐德为代表的新一代学者，更愿意把目光投向中国社会内部。“中国的变化，中国的未来，是中国自己决定的，而不是西方决定的。”这便是他的中国“内部”叙事的精神内核，也是贯穿孔飞力全部著作的根本立场。在他眼中，中华不是一块被动等待外力敲击的石头，而是拥有自身运行逻辑、内在矛盾与强大调适能力的文明有机体。
四部经典重释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
孔飞力一辈子惜墨如金，仅留下四部著作，而且篇幅都不长，其中《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还是根据他在法兰西学院的系列讲座整理而成，英文版仅100多页，但学术分量却很重，本本都堪称经典。从书名看，讨论的议题似互不相涉，但就其讨论的内容而言，却并非彼此孤立的主题拼盘，而是围绕同一个核心命题层层递进：中国现代转型的动力，深藏于自身社会结构与历史传统之中，而不是来自对外来制度的简单移植。他拒绝简单的王朝循环论，也摒弃传统与现代截然割裂的二元叙事，始终坚持以档案实证为根基，由小见大，从中国内部寻找历史变迁的密码。
1970年出版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是他的第一部著作，也是他的成名作。彼时多数研究聚焦太平天国起义本身，而孔飞力这部脱胎于博士论文的著作却把视线投向“叛乱的敌人”——地方团练、乡勇与基层军事化。他以白莲教起义为起点，延伸至太平天国，系统梳理19世纪地方武装崛起如何重塑国家—社会关系。八旗、绿营溃败之后，朝廷不得不起用和仰仗地方士绅兴办团练，于是，原本集中于朝廷的军事、财政、治理权力不断下移。他指出：这种权力下移，一方面说明早在鸦片战争之前，就已经由社会内部矛盾催生出来，近代转型的种子早已埋藏在帝国内部；另一方面，这个过程后来又成为清末民初地方自治运动和军阀混战的源头。
写作此书时，孔飞力还无法查阅大陆与台湾的清宫档案，主要依靠地方志开展研究。他坦承，史料条件存在局限，但核心判断至今依然站得住脚。这部著作一经问世，便被柯文在《在中国发现历史》中视作“中国中心观”兴起的标志性成果，刘广京则将它与魏斐德《大门口的陌生人》并举，认为他们二人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学界深耕社会史的杰出史家。书中他特别区分“王朝衰落”与“旧秩序衰落”两个概念：王朝的崩塌不等于整套社会文化秩序的彻底消亡，很多制度、文化要素会改换形式延续到后世，这一观点，也成为他后续全部研究的重要预设。
间隔二十年，《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问世，并一举斩获美国亚洲研究协会列文森奖，成为他流传最广的代表作。1984年，孔飞力来华查阅第一历史档案馆档案，原本计划研究清代政府信息通讯制度，而海量的朱批奏折、军机处录副奏折，将他引向1768年席卷全国的叫魂妖术案。江南民间流传石匠通过妖术盗取魂魄的流言，恐慌迅速蔓延，普通百姓借机诬告泄愤，地方官僚力求息事宁人、规避考绩追责，乾隆皇帝则把妖术视作对皇权合法性的威胁，借督办案件整饬官僚队伍。
孔飞力由此提炼出著名的“官僚君主制”概念：君主的专制权力与官僚体系的常规权力，并非简单的此消彼长，二者既相互依存，又持续博弈。皇帝会借助“政治罪”这类超出行政常规的非常事件，打破官僚的制度惯性，强化君主专断；官僚则依靠行政惯例，对皇权形成无形的制衡。盛世之下，底层民众的生存焦虑、官僚集团的制度惰性、君主强化专制的政治诉求，多重力量交织，共同酿成一场全国性的恐慌。
孔飞力回应过学界对“官僚君主制”的商榷。他谈到，韦伯提出的卡里斯玛权威与法理型权威，本就是理想类型，现实历史中二者从来不会纯粹孤立地存在。叫魂一案的价值，不在于用单一个案概括全部中国古代政治，而在于提供一个观察权力运行的绝佳标本。他反复强调，历史叙事不能脱离分析，没有故事，分析就失去根基；没有分析，故事便没有历史意义。历史学不能只讲故事，还要挖掘故事背后深层的历史意蕴。这本书跨越历史学边界，被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广泛征引，也在中国知识界引发热烈的公共讨论。
如果说《叫魂》是对传统帝国政治社会的精细解剖，那么《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则转向现代国家如何从传统母体中脱胎而出。该书系根据1994年孔飞力在法兰西学院的系列演讲修改而成。他提出“根本性议程”这一核心概念：政治参与的扩大、政治竞争的展开、政治控制的强化，是贯穿晚清、民国直至共和国时期的核心议题。这些议题不是西方输入的，其思想源头可以追溯到魏源、冯桂芬等思想家。中国现代国家并非照搬西方模板，而是在广土众民的现实条件之下，围绕本土长久延续的治理难题，不断演化、创造性转化的产物。
孔飞力特别点明，中国现代国家的建制议程，只能由中国自身的历史条件来界定，而不是由外部标准来定义。革命与战争可以打碎旧的王朝外壳，但一些根本性治理议题会跨越时代持续存在。这一观点，打破“传统与现代完全断裂”的流行认知，把现代国家的生成重新放回中国漫长的历史脉络之中。
2008年，《他者中的华人：中国近现代移民史》出版，这是孔飞力最后一部专著。从帝国内部社会史转向全球移民史，看似研究领域跳转，实则是他的“内部”叙事的逻辑延伸。他批评以往海外华人研究常常割裂国内与海外，要么只看华人在侨居地的境遇，要么只看政府侨务政策。孔飞力提出“移民走廊”概念：海外移民不是与故土一刀两断的出走，而是国内人口流动的向外延展；移民通过血缘、地缘、商业网络，持续和家乡保持双向互动，人口、资金、信息、观念沿着这条走廊双向流动。中华文明不是封闭凝固的，华人移民走向世界的过程，既是向外播撒文明，也是在异质文明碰撞之中重塑自身。他反对“种族本质论”，拒斥“黄祸论”式的偏见，把海外华人历史重新置于中国社会变迁的整体脉络之中。
孔飞力治学以“慢”和“精”著称，上述四部著作，平均每部耗费十余年时间。他拒绝仓促给中华文明贴上简单标签，宁愿沉潜史料，在历史肌理中寻找真实的历史逻辑。他常告诫学生：小问题是大问题的一部分，没有大问题，小问题就失去意义；没有扎实的小问题，大问题就流于空洞。做微观个案，必须保有整体性视野，否则研究就会只剩下碎片化的地方经验，而看不到中华文明整体的特质。
孔飞力的中华文明观及其示范意义
孔飞力的中国研究及其卓越成就，既来自他精湛的史料解读与理论分析能力，更植根于一套逐渐成熟的中华文明史观与严谨得近乎苛刻的治学品格。
第一，坚守“从中国内部发现历史”的主体性立场。作为中国“内部”叙事最重要的实践者，他坚决反对用西方历史作为标尺来裁剪中国，反对把中国历史看作西方历史的附庸。这不是狭隘的文化本位，而是尊重历史事实：外来冲击固然重要，但一个文明自身的内在动力，才是理解它变迁的钥匙。当然，他的这种看法并不是没有争议的，有学者就曾把它归结为“内因决定论”并予以严词批评，但如果把中国历史古今贯通起来加以考察，近代以来的变化是显而易见的，孔飞力真正厉害之处在于，他不仅看到了纷纭万端的变化，而且在这种变化中发现了更具根本性的不变，这就是中华文明的连续性。
第二，档案实证为本，兼容跨学科视野。孔飞力高度重视原始档案，同时绝不满足于史料堆砌。他善于借用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的理论工具，但绝不把历史材料当成理论的注脚。他擅长以小见大，从一桩案件、一类制度切入，最终上升到对整个文明的深层结构的宏观思考。他清醒地认识到个案研究的局限，强调单个样本需要更多同类研究相互印证，才能推导出更具普遍性的历史认知。他曾意味深长地谈及域外学者研究中国的优势与困境：作为外来者，可以借助西方历史经验形成比较视野；但最大的困难来自语言、史料，还有时代造成的隔阂。他年轻的时候，受冷战阻隔，长期无法踏足中国，不能实地接触档案，是那一代汉学家共同的遗憾。直到中美学术交流开启之后，他才得以大量阅读清宫档案，而《叫魂》的写作，就建立在档案开放的基础之上。
第三，以平等、敬畏的态度面对中华文明。孔飞力多次坦言，自己的研究离不开历代中国学者留下的丰厚思想遗产。作为西方学者，他拒绝以“旁观者”的优越感俯视中国。他笔下的中华帝国，不是完美的文明幻象，也不是被妖魔化的专制标本，而是充满矛盾、冲突、张力，拥有强大生命力的复杂生命体。他在同情理解与批判反思之间维持平衡，正视文明内部的困境，也尊重文明绵延不绝的内在韧性。他认为，真正的中国研究，不是拿西方尺子丈量中国，不是用猎奇眼光打量中国，而是怀着尊重与敬畏，深入中华文明的内部，去感受中国历史的脉搏，理解何以中国的历史逻辑。
正是基于上述三大特色，孔飞力的著作译介到中国之后，在读者中产生巨大反响，远超它们在英语世界的受欢迎程度。《叫魂》与《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中译本更是现象级的，一版再版，发行量惊人，远远溢出专业史学圈，成为公共文化话题，激发国内读者对权力、社会心理、集体行为的广泛反思，更重要的是，他的研究示范了一种可能性：外来学术视角，完全可以和本土历史经验结合，生发出富有启发性的洞见。
当下世界对中国的关注度空前高涨，但真正的历史理解常常严重滞后。国际舆论场中，中国常常被简化为一串政治符号与经济数字，复杂的历史经验与文化逻辑被遮蔽；“停滞帝国”“东方专制”这类陈旧刻板印象，仍不断改头换面重新出现。在这种背景下，重读孔飞力，具有更特别的意义。他用一生的研究证明：中华文明是拥有充沛内生活力、不断自我调适的生命体；中国的现代转型，不是对西方模式的简单模仿，而是立足于自身文明传统的伟大创造。
来源：文汇报，日期：2026-09-20
作者：周武，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