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日在北京开幕。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提升服务贸易标准化水平。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数字背后，是全球贸易格局的深刻调整，服务贸易和服务业合作深入发展，成为世界贸易的新增长点。
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是不同国家（地区）之间进行服务交换的经济活动。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相关界定，服务贸易主要覆盖商业服务、通信服务、建筑及相关工程服务、金融服务、旅游及旅行相关服务、娱乐文化与体育服务、运输服务、健康与社会服务、教育服务、分销服务、环境服务及其他服务等12个领域，涉及跨境交付、境外消费、商业存在和自然人移动等内容。
当前，服务贸易已成为全球贸易最具活力的组成部分。2025年，全球服务贸易规模约8.8万亿美元，占全球贸易总额的1/4。在全球贸易增量中，服务贸易贡献达到30%，是推动贸易增长的重要动力。那么，服务贸易何以重要？上海发展服务贸易有哪些抓手？
服务贸易已成为全球经贸发展的新引擎
随着以数字化为特征的新一轮产业革命的发展，长期被视为货物贸易“附属品”的服务贸易快速发展，成为全球经贸发展的重要引擎。联合国贸发会议的研究报告表明，虽然全球贸易总量仍在增长，但地缘政治紧张、美国贸易政策转向、产业政策回潮和贸易规则不确定性等因素正在改变国际贸易模式和全球价值链的布局，全球贸易的碎片化、异质化和地缘经济化特征日益明显。在此背景下，全球贸易增长动力发生结构性转换，由过去依托资源禀赋、规模化生产实现数量扩张，更多转向由贸易服务化、绿色化、数字化所带来的质量提升与价值攀升驱动。
目前，全球服务贸易呈现出以下几个明显特征：
一是增长动力由“货物依附型”转向“数字原生型”。与运输、旅行相关的传统服务贸易增速有所放缓，数据成为服务贸易的核心生产要素。数据获取、处理和应用能力，跨境数据流动的规模、质量和规则正在成为比传统要素禀赋更重要的服务贸易竞争力，拥有海量用户数据和先进数据处理能力的国家和企业，在个性化服务、精准营销、风险定价、AI模型训练等领域更具优势。2025年，全球可数字化交付服务同比增长10%，占全球服务贸易出口比重达56%，过半服务贸易已经实现数字化交付。
二是产业结构上呈现知识密集化与价值高端化。全球服务贸易持续向研发服务、专业与管理咨询、信息技术服务、知识产权服务等知识密集型服务集中。2025年，研发服务占全球服务贸易的3.1%，专业与管理咨询服务占11.2%，计算机服务占比达14%，知识产权服务占比6.2%。知识密集型服务正深度嵌入跨国企业生产组织与全球价值链。
三是区域分布呈多极化趋势，新兴经济体局部竞争优势正在形成。目前，欧美发达经济体仍在全球服务贸易中占据主导地位。美国在软件、云服务、知识产权许可、金融科技服务等领域优势突出，欧盟在专业服务、工程咨询、高端设计等领域具备较强竞争力。与此同时，部分新兴经济体形成差异化竞争优势：印度在IT服务和业务流程外包，中国在数字平台服务、跨境电商服务、建筑工程服务，新加坡在金融与航运服务，韩国在文化内容与数字娱乐服务等领域，均形成较强的全球竞争优势。
四是规则竞争成为新的全球博弈场。服务贸易多极化推动全球贸易制度与规则变革，数字贸易领域的规则竞争日趋激烈。欧盟在依托来源国原则推进数字单一市场建设、实现内部数字服务市场一体化的同时，积极通过自由贸易协定深度嵌入欧盟标准与规则，推动欧盟区域规则向全球外溢，提升自身在服务贸易领域的影响力与竞争力。美国依托国内市场规模效应与创新生态，推动基于美国标准的全球数字贸易规则构建。新加坡、韩国则依托DEPA等平台，提升在全球数字贸易治理中的话语权。
上海需要承担起试点探索和引领示范的战略使命
服务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支撑，是衡量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逐渐深入和经济发展水平的稳步提升，服务贸易在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日益凸显，特别是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全面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等措施实施以来，我国服务贸易发展驶入快车道，已成为中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
2026年4月，《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建设总体方案》由商务部印发，提出率先在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大连、厦门等17个地区开展示范区建设，到2035年共打造约35个示范区。8月，上海市商务委等七部门联合印发《上海市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建设方案》，提出到2030年，努力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服务贸易枢纽。在我国服务贸易发展中，上海需要承担起试点探索和引领示范的战略使命。为什么是上海？原因有以下几点。
一是上海建设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是我国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迈进的重要抓手。上海作为我国重要枢纽节点型城市，无论是自身服务业发展还是服务贸易领域，都长期稳居全国领先地位。2025年上海服务业增加值约4.5万亿元，占全市GDP的79.3%，对经济增长贡献超过80%。依据上海“十五五”服务业规划基数，2025年上海服务贸易进出口2578.4亿美元，约占全国服务贸易规模的四分之一。因此，作为我国服务贸易的“首位度”城市，上海有能力也有责任在我国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中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二是上海需要承担起参与全球服务贸易规则重构，加快制度创新试点的国家战略需求。全球服务贸易规则正在加速重构，主要经济体都在抢占数字贸易、绿色服务贸易等新领域的规则制定权。如果不能在服务贸易制度创新上取得实质性突破，将制约我国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的能力，削弱我国在服务贸易国际规则谈判中的议题设置与规则塑造能力。上海具备高度开放的经济基础、相对成熟的制度试验经验、国际化要素集聚能力，拥有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虹桥国际开放枢纽等多重开放平台，制度叠加效应明显。因此，上海建设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是为中国争取“规则形成的参与权”，从而为国家服务贸易的制度现代化提供重要的战略支点。
三是上海需要在我国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中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性创新经验。服务贸易涉及金融监管、数据流动、专业资格、知识产权、纠纷解决等多个领域的规则重构，每一个领域的突破都需要在真实场景中验证其安全性、有效性和可操作性。上海的使命，就是成为这个“验证场景”的提供者——在可控范围内先行先试，把成功的经验提炼为可复制的制度文本，把失败的教训转化为风险防控的规则边界。目前，上海在金融、航运物流、信息软件、专业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领域具有较强集聚优势，但在高端航运保险、跨境法律服务、国际仲裁、工业软件授权、核心知识产权交易等领域仍然存在短板。因此，上海建设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就是要在我国服务贸易发展中发挥先行试点、制度验证作用，为在全国复制推广提供重要经验。
紧抓国家示范区建设契机，加快服务贸易创新发展
“十五五”时期是我国服务业扩能提质、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的关键阶段。《上海市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建设方案》的出台，正是为中国服务贸易制度型开放提供“可复制模板”，为上海“五个中心”建设能级跃升提供制度支撑，为上海经济结构转型提供“新增长极”的重要举措。对照《方案》中提出的发展目标和相关举措，上海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服务贸易枢纽。
一是以制度型开放为核心，在“规则对接”上作示范。以制度型开放引领服务业高水平对外开放是上海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建设的重要方向之一。为此，上海要根据自身发展需要选择开放的节奏与范围，逐步放宽服务领域市场准入，持续扩大服务业外资准入开放，优化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同时，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在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加快改革，深化多领域的开放合作。在数字服务贸易领域，对标CPTPP、DEPA等高标准经贸规则，在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跨境服务贸易的国民待遇、自然人移动便利化等方面，形成可操作的落地规则。在专业服务领域探索“资格单向认可”向“双向互认”过渡，让境外建筑师、律师、会计师在特定区域内获得更明确的执业路径。同时，在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等区域，探索服务贸易领域的“监管沙盒”机制，允许跨境数据服务、远程医疗、在线教育等新业态在受控条件下运营。推动服务贸易统计与核算体系的国际化对接，在此基础上，在国内率先形成一套被国际市场接受的服务贸易规则框架。
二是以数字基础设施和数字贸易为主攻方向，在全球数字经济和数字贸易发展中形成示范引领。目前，服务贸易呈现出传统服务贸易加快数字化转型、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不断涌现的态势，形成以数字服务贸易为引领、生产性服务贸易为主体的结构特征。上海在这一领域一方面可加快布局通信、算力、算法、数据等新型数字基础设施，构建保障数据安全背景下的跨境数据中心，筑牢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根基，提升服务贸易竞争力，提升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软硬件基础设施水平；另一方面建立和完善数据跨境流动管理机制，分门别类地对低风险数据实行“备案制”或“负面清单外自由流动”，对高风险数据实行严格管控。同时，发展数字服务贸易公共服务平台，为企业提供数据合规评估、合同模板、争议解决等一站式服务。推动数字贸易规则的“上海方案”形成，如在电子签名互认、电子发票跨境效力、数字身份互操作等领域，形成可复制的地方标准，进而争取上升为国家标准或参与国际规则制定。
三是以专业服务为突破口，在打通“知识密集型服务”支撑产业发展的跨境壁垒上作示范。服务贸易发展的产业根基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要分领域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上海服务贸易的结构升级，关键要看生产性服务业，如法律、会计、咨询、研发、设计、知识产权服务能否实现规模化跨境输出。为此，要探索专业服务领域的“负面清单+资格互认清单”双清单管理。在允许外资专业服务机构进入的同时，明确境外职业资格的领域和管理办法。同时，依托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和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集聚一批能够提供跨境法律、税务、知识产权服务的专业机构，形成“服务贸易总部经济”的集聚效应。要推动“服务贸易+制造服务化”的融合，鼓励企业将“产品+服务”打包输出，并在通关、外汇、税收等方面给予便利。要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以提高数字服务、金融、航运、专业服务、研发设计和知识产权等高附加值生产性服务的国际配置能力。
四是以平台功能升级为抓手，在提升服务贸易的资源配置效率上作示范。服务贸易的规模效应通常不是靠单一企业，而是靠平台连接供需两端。因此，示范区建设需要实体化、功能化的平台载体来承接制度创新成果。要强化服务贸易公共服务平台的功能，从目前单纯的信息发布、政策查询，转向交易撮合、信用评价、争议解决、融资支持的全链条服务。特别是要强化跨境服务贸易中的支付结算、外汇管理、税务处理等关键节点上的功能，为提升服务贸易资源的配置效率提供“一站式”解决方案。同时，要重点支持数字营销、远程医疗、在线教育、工业设计等服务领域的“链主企业”和平台型企业做大做强，打造一批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中国服务”标杆品牌。构建服务业与服务贸易协同发展政策叠加体系，实现不同创新平台间成果互认、经验互推。积极搭建全要素跨境流动共用服务体系，配套建设共用监管平台，实现跨部门数据共享与联合监管。
来源：解放日报，2026年9月8日第11版
作者：刘亮（上海社会科学院应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智库）兼职研究员，上海社会科学院“双循环理论与实践”创新团队首席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