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问世以后，西方舆论界即掀起一股探寻“红色中国”的热潮。地处华北抗战最前线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由于紧靠平津等主要城市，并扼守正太、同蒲、平汉、平绥等铁路干线，成为吸引众多外籍人士到访的主要目的地之一。这批来访者身份多样，涵盖军官、记者、大学教授等，他们或从事军事考察，或采写新闻报道，或开展田野调查，甚至有部分人员长期留驻，积极投身当地的革命事业。他们所留下的笔记、报道与书信，业已成为见证敌后抗战历史的重要史料。
卡尔逊与汉森的战地访问
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后，左翼作家周立波遵照中共地下党的安排撤离上海，随后奉命担任埃文斯·卡尔逊的随行翻译，陪同其抵达晋察冀——卡尔逊由此成为第一位踏足该根据地的美国军官。值得注意的是，上海在这一过程中不仅是周立波革命生涯的重要中转站，也是卡尔逊中国认知的关键来源地。与同期活跃于华北前线的西方记者相比，卡尔逊的身份具有双重特殊性：其一，基于其美军“军事观察员”的身份，卡尔逊此行兼具半官方外交使命；其二，不同于埃德加·斯诺对马列著作的熟悉，亦不同于史沫特莱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卡尔逊在进入晋察冀之前并无明确的政治倾向。然而，正是凭借长期驻守上海公共租界与北平美国公使馆的履职经验，他已对中国政局有所了解。上海作为当时远东情报与国际交流的枢纽，其多元驳杂的政治生态为卡尔逊提供了观察中国社会运作的独特窗口，也为其日后评估中共武装力量奠定了认知基础。及至全面抗战爆发，卡尔逊受命为美军评估中共的武装实力与游击战术，晋察冀所在的华北敌后遂进入其视野。在此过程中，两位“引路人”发挥了关键作用：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激发了他对中共的直接兴趣，而史沫特莱则力荐其前往五台地区，称“那里正在进行一切政治、社会和经济方面的试验”。晋察冀的所见所闻完全印证了史沫特莱的判断，当地军民的抗战意志与合作精神令卡尔逊印象深刻。他后来在《中国的双星》中写道：
这里有一千万到一千五百万人民正在经营一个合作生活的伟大试验……这种新型的生活已在他们心里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使他们会永久继续这种生活，而将这地方变成一个实际的乌托邦的中心。
该书于1941年由上海民光出版社译述为中文，成为抗战期间最早向中文世界系统介绍晋察冀的西方书写之一，这也从侧面折射出上海作为战时出版与文化传播中心的重要功能。
无独有偶，首位访问晋察冀的美联社记者霍尔多·汉森，同样在《中国抗战纪事》中留下了极为相似的观察。他将晋察冀所在的五台地区描绘为一个烽火中的“理想国”：
在晋北一座佛教圣山，由中国共产主义者、基督教徒、佛教徒、喇嘛、爱国大学生以及不识字的农民构成的奇异组合体，重现了一个柏拉图想象的理想国。
汉森与中国共产党早期接触的信息渠道，亦与上海存在间接关联。作为美联社驻北平记者，他长期关注中国政局，而上海作为当时西方媒体与情报网络的重要节点，为其提供了广泛的信息网络与观察视角。1938年3月，汉森应中共方面邀请，前往冀中吕正操部观摩。沿途所见令他深感触动：“这是战争期间我第一次看到中国人脸上洋溢着真正的快乐。”同年7月，他经冀中进入晋察冀，随后抵达延安。在延安，汉森当面向毛泽东求证了晋察冀“民主实验”的具体做法，并得到详尽解答。不过，谈话中频繁出现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统一战线”等高度理论化的术语，最初令这位外籍记者颇感“费解”。由此观之，无论是卡尔逊笔下的“乌托邦”，还是汉森所言的“理想国”，很大程度上都是西方观察者在缺乏对中国革命系统了解的前提下，依托自身知识背景与认知框架对根据地现实进行的一种转述与诠释。而上海，作为这批西方人士进入中国、积累初步认知的重要前沿，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不可忽视的桥梁角色。
在1930年代的语境中，“乌托邦”“理想国”这类意象，常被用于指称集体主义的公共生活、公平公正的社会秩序、团结一致的合作原则、平等博爱的道德自新等。卡尔逊与汉森的观察，正体现了这一语义脉络。他们所记录的晋察冀，与以延安为中心的“红色中国”整体形象高度同构，其特征涵盖民主、进步、年轻、充满活力、自尊自强、深得民心、具备世界视野等多个维度。特别是对于出身牧师家庭的卡尔逊来说，晋察冀敌后展现了一个崭新、质朴、道德化的社会雏形，他从中辨识出与基督教精神相契合的要素。因此，在致罗斯福总统的密函中，他不仅详细汇报了中共的游击战术，更以相当篇幅强调八路军所展现的正直、真诚、自律、友爱与奉献精神。卡尔逊写道，“在中国，我从未见过如他们一般的团体……你能像与西方人一样与他们交谈、相处”“他们的处世态度与行为品德，与我们更为相近”。据国际著名记者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回忆，曾对“左翼”事物持审慎态度的卡尔逊，最终“变成了一个对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与实力崇拜的人”。正是在这一认知转变中，卡尔逊深信中共在东方所进行的实践具有超越地域的普遍意义：“这些男人和女人们，为了中国——或许也是为了西方，正在开创一条新路。”
林迈可及班威廉夫妇的在地体验
除了短期的战地访问，另一类具有重要认识价值的西方观察，源自长期的在地生活体验。抗战期间，凭借特殊的地理位置，晋察冀一度成为日占区人士撤往重庆大后方的重要通道。燕京大学英籍教授林迈可夫妇与班威廉夫妇，即为经此路线转移的人员代表。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为规避日方拘押，两家人士在平西游击队的协助下撤离北平，辗转进入晋察冀根据地。由于战时交通长期阻断，他们在该地区停留达两年之久，其所留下的文字记录，较之一般战地新闻更为系统、深入。
林迈可在《抗战中的中共》一书中，系统记述了这段不平凡的敌后经历。林迈可出身英国贵族世家，1937年受聘于燕京大学。他对中国抗战事业抱有热忱，此前曾以上海、香港等地为重要中转站，曲折往返于北平与敌后根据地之间。来到晋察冀以后，他敏锐地观察到，在这片看似闭塞的乡村中，普通民众不仅密切关注国际局势，而且对战局动向有着清晰的认知，展现出超乎寻常的政治意识。通过日常交往，他的中国妻子李效黎也注意到，当地的农民不仅习惯于握手、开会等新型交往方式，许多人还能从容地登台发表演讲，即便是粗通文墨的农村妇女，也能“大谈国事”。这位来自山西、负笈燕大的知识女性，在回忆录《延安情》中由衷感慨：“我感到战争教育了人民，八路军组织了人民，它使普通人民的生活完全熔化在抗战的大熔炉里。”进而坦言：“我觉得燕京的好多学生和教师对政治的认识，远远不及这些农民。”或许正是基于这份认同，林迈可夫妇积极投身晋察冀的无线电事业，致力于改良通讯设备、培养技术人员，直至1944年5月奔赴延安。
林迈可的同事、燕大物理系教授班威廉，同样察觉到新的变化。在充满冒险气质的《新西行漫记》一书中，班威廉夫妇特别表明，“我们是纯粹科学家，对于政治，根本就不感兴趣”，一切观察均以“理智”和“科学”为准则。他们将目光投向华北乡村中的农民，认为普通史学家、新闻记者和外交官往往只着眼于少数政要，但中国真正的未来实则取决于持续涌动的民众洪流，“这个洪流是静静地不断地在进行着，它的力量日益增加，谁也不能加以遏制。”居留晋察冀的两年间，班威廉为当地的游击队青年讲授无线电技术、高等物理学和大学微积分，“所有成绩达到了最高大学的水平”。这对夫妇以知识分子的启蒙信仰、科学教育的传播手段接近这些底层农民，进而发现了“真正的中国”——班威廉提及，此前在燕京大学时，常感到自己与真实的中国社会相距甚远，也不确定传授的现代科学知识对普通农民究竟有何意义，直到与游击队员同吃同住数年之后，他们认为找到了答案：知识分子的责任，正在于帮助这些青年掌握科学，使其在革命事业中发挥关键作用。事实上，通过朝夕相处，他们既看到了华北乡村的贫苦、坚韧、“富于人情味”和“不可被征服”，也发现了迷信、不卫生等旧习惯的残余。在其眼中，根据地早已褪去“红色中国”式的神秘与浪漫，反而是种种反义词的混合体：
中国这一块大地上充满着理论上的冲突和形式上的矛盾，各种各式的对立和极端：幼稚与老成，文雅与粗俗，豪富与贫穷，诚实与奸诈，负责与欺骗，暴行与礼貌，懒惰与勤勉，聪明与愚蠢，在这种种矛盾之中，还有一种真正与强大的团结统一力量。
换言之，相较于“乌托邦”式的浪漫化叙述，一种“连中国人自己都难以解释”的表述困境，或许更贴近战时中国的真实状态。需要指出的是，这对英国夫妇对中国的政治并无预设立场，他们对于底层民众的“同情之理解”，更多源于科学家的认知视角与社会改造意愿。班威廉将目光投向了人民。他在书中写道：“我们看到了他们走向这条大路的第一步，经过这次革命，形成新的组织，使全部的潜力解放出来，对于人类文化前途，一定有更高更大的贡献。”据此，完全可将他们的记录视作战时西方观察的另一种典型，而关于“红色乌托邦”的想象，也在此中获得了更为复杂而深刻的突破。
来源：文汇报，2026年8月9日第7版
作者：马娇娇，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