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第斯文明发源于南美洲安第斯山脉及秘鲁太平洋沿岸，是美洲最重要的古代文明之一。安第斯文明大致经历了查文、帕拉卡斯、纳斯卡、莫奇卡、瓦里、蒂亚瓦纳科、奇穆直至印加等多个文化阶段。这些文化相互影响、交相辉映，共同构成一幅独具美洲特色的文明图景。
今年正值中秘建交55周年，是两国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的重要节点。作为安第斯文明的发源地，秘鲁孕育了一代又一代致力于考古发掘与文化遗产保护的学者。其中，秘鲁“考古学之父”胡里奥·C.特略（Julio C.Tello）以其开创性成果，奠定了安第斯文明研究的基础。
漫长的求学之旅
1880年，特略出生于秘鲁中部高原的一个印第安农民家庭。他自幼勤敏好学，成绩优异。12岁时，在秘鲁总统府担任女佣的姑母建议将他送往首都利马接受教育，其父亲欣然接受了这一建议。1893年，在亲人的支持下，特略离开贫困的印第安村社，进入利马“瓜达卢佩圣母中学”寄宿学习，由此开启了漫长的求学之旅。
彼时，秘鲁刚经历了损失惨重的南美太平洋战争，首都被智利军事占领。在此背景下，利马各界围绕战败原因展开激烈的大辩论。保守派知识分子将失败归咎于数量庞大的印第安族群，声称他们“天性卑劣、胆小怯懦”，理应为国家的失败承担罪责。然而，一批开明知识分子与之针锋相对，批判寡头统治集团垄断国家权力，长期忽视内陆山区的土著居民，未能有效整合各方力量，最终导致了战败的结果。在这场关乎国族命运的论辩中，进步派逐渐占据上风，其核心主张——吸纳并融合印第安人、重塑民族国家认同——成为社会主流思想。因此，身为印第安人的特略抵达利马时，既受到国家战败与社会反思浪潮的深刻影响，也处于相对有利的社会文化环境之中。
1900年，特略考入国立圣马科斯大学医学院，开始学习医学课程。因家境困窘，他同时在国家图书馆兼职谋生。1904年，在整理人类学藏书时，特略偶然注意到《美国民族学局第十六年度报告》，其中包含关于颅骨钻孔术的研究及大量头骨照片。此后，他开展野外调查，采集了一批带有病理特征的头骨标本。1906年，他首次公开作学术报告，系统讲解秘鲁印第安人的钻孔术，并结合头骨、木乃伊及最新考古发现加以论证。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特略尚未接受过专业的考古学训练，但已经展现出对考古学的浓厚兴趣。
1909年，特略成功获得秘鲁政府的奖学金资助，前往哈佛大学深造。哈佛大学是美国体质人类学研究的重镇，而考古学尚属其分支学科。特略师从著名人类学家弗雷德里克·帕特南（Frederic W.Putnam）、弗朗兹·博厄斯（Franz Boas）、罗兰·狄克逊（Roland B.Dixon）等人，系统学习了人类学、考古学、社会学、民族学、语言学等课程。在此期间，他被委任为秘鲁代表，出席美国军事外科医生协会会议，并借机调查流散至美国的秘鲁开颅头骨情况。1911年，特略完成硕士阶段学习，赴欧洲参加多个学术会议，进一步了解了欧美学界在考古学和人类学领域的前沿动态。他还与奥地利学者费利克斯·冯·卢尚（Felix von Luschan）建立了学术联系，赴柏林大学担任助教。至1913年，特略结束海外学术生涯，回到祖国，开启独立的研究工作。
叩问安第斯文明之源
回国伊始，特略便在民粹主义总统吉列尔莫·比林赫斯特的支持下，加入国家历史博物馆，开展安第斯文明探源研究。从1913年到1945年，特略在秘鲁发展部、国立圣马科斯大学考古研究所等机构的资助下，率领团队在太平洋沿岸、安第斯山区以及亚马孙雨林开展了一系列考古发掘活动。以此为基础，特略将安第斯文化划分为原生文化与衍生文化两大类别：前者以查文、雷库艾、瓦里、库斯科和蒂亚瓦纳科为代表，中心位于安第斯地区，处于特定河流的影响范围内，是当地居民赖以生存和发展直至迈向文明阶段的基础；后者主要表现为马拉尼翁、永盖、奇穆文化等，由原生文化沿着不同方向扩散而成，因失去与起源中心的联系而获得新的特征。通过引入“原生文化与衍生文化”分析框架，特略对不同文化形态展开比较研究，从而初步构建起安第斯文明发展的谱系结构。
20世纪初，德国考古学家马克斯·乌勒（Max Uhle）被秘鲁官方部门委任为国家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的负责人，并启动了对该国沿海和北部山区的考古发掘。1924年，他在第21届国际美洲学家大会上提出，新大陆的高级文明均起源于玛雅地区，而安第斯文明正是中美洲文明向外传播的结果。乌勒的“中美洲起源说”一经提出，便引起极大争议，特略即为主要反对者之一。在他看来，安第斯文明具有内生性，起源于秘鲁本土的亚马孙雨林，此后向安第斯山脉和西部沿海传播，发展阶段也相应地从采集狩猎向原始农耕过渡。特略的“本土起源说”以在秘鲁不同地理区域的考古发掘成果为基础，不仅在国际学界产生重要影响，也深化了秘鲁社会对本土文明发展路径的认知。
追溯安第斯文明的源头是特略致力于探讨的核心问题。他以查文·德万塔尔（Chavín de Huántar）神庙为中心，借助地层学、类型学、文化因素分析等方法，分别于1919年和1925年发现查文文化和帕拉卡斯文化，并确定了两种文化在时间序列上的承递关系。1939年，特略正式提出：查文文化起源于公元前1000年左右，是秘鲁最早的文化，也是安第斯文明的母文化。他强调，查文文化具有泛安第斯性，以巨石建筑、精美的雕刻、陶器、纺织品以及金属加工工艺为主要特征；在精神层面上，查文人崇拜美洲豹，以及具有龙形、鸟形和鱼形特征的神秘生物。他还撰写了《秘鲁古代史导论》《查文》《帕拉卡斯》《卡斯马河谷考古研究》等一系列著作，以系统阐述其学术观点。彼时，西方学界长期主导秘鲁考古研究，而特略对查文文化的发掘与阐释，无疑有力推动了秘鲁重建在考古学领域的主体性和话语权，进而提升了其国际学术影响力。
守护文明的薪火
自重返故土，特略便将传承和守护本土文明作为重要使命。20世纪上半期，特略共推动创建三座博物馆，即国立圣马科斯大学考古与民族学博物馆（1919年）、秘鲁考古博物馆（1924年）以及国家考古与人类学博物馆（1945年）。在他看来，博物馆与大学和公共图书馆一样，是每个文明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不仅仅具有收藏和展示文化珍宝的功能，而且在启迪民智、增进民族认同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特略之所以如此重视博物馆建设，还与秘鲁所面临的严峻现实密不可分。自殖民征服以来，秘鲁文化遗产长期遭到西方殖民势力与本土盗墓活动的系统性破坏。西班牙冒险者为攫取印加帝国的财富，不断洗劫神庙与王陵，在掠夺黄金的同时，将大量木乃伊及其所伴随的珍贵纺织品和装饰物付之一炬。这类破坏在17世纪达到高峰，对秘鲁文化遗产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损失。秘鲁独立后，盗墓活动依然猖獗，盗墓者与文物投机商相互勾连，通过各种渠道致文物流入西方世界。针对这一局面，特略持鲜明的批判立场，强调秘鲁的古代遗存凝聚着祖先的卓越智慧，每一位秘鲁人都有责任加以守护。1929年，他推动政府部门通过《第6634号法令》，将考古遗址确立为国家财产，为采取保护措施奠定了法律基础。
自20世纪20年代起，特略致力于秘鲁考古学的人才培养与学科建设。1923年，他被国立圣马科斯大学聘为教授，先后招收蕾韦卡·卡里翁（Rebeca Carrión）、托里维奥·梅希亚（Toribio Mejía）等弟子。他开设考古学课程，在完成理论教学后，带领学生前往多个考古遗址开展实地训练，系统讲授田野考古方法。此外，他还创办了《印加》《维拉-科查》（Wira-Kocha）和《查斯基》（Chaski）三份考古学专业期刊，为发表最新考古成果提供了重要平台。1947年特略逝世后，其弟子在考古发掘、文化遗产保护以及资料汇编等方面持续耕耘，推动了秘鲁考古学的进一步发展。
20世纪末，国立圣马科斯大学的考古团队沿着特略的文明探源之路继续前行，成功发现卡拉尔-苏佩文明，将安第斯文明的起源追溯至公元前3000年至前1800年。这一重要成果既是对特略学术事业的遥远回响，也标志其开创的考古学传统在薪火相传中结出新的硕果。
来源：文汇报，2026年07月26日第07版
作者：王迪，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