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波澜壮阔的古代中国发展进程中，周至秦的历史转折，有着开天辟地、承前启后的里程碑意义。秦不仅终结了春秋战国长达数百年的分裂局面，更以制度创制、文化整合与国家治理的开创性实践，奠定了大一统中国的基本格局。
近日，作为上海博物馆“何以中国”文物考古大展系列之一，“肇兴中国：秦·大一统之路文物考古特展”正在展出。展览汇集来自甘肃、陕西及上海的14家考古文博机构，共计328套510件珍贵文物，分为“秦·人”“秦·国”“秦·融”“秦·同”四个篇章，以考古实证为骨、文明脉络为魂，系统呈现秦从西周附庸逐步崛起，至建立大一统国家的恢弘历程，揭示出秦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和历史地位。
源自东方，立足西陲
走进“秦·人”篇章展厅，一件西周时期的卜甲静静陈列，卜甲上残存的“秦人”二字，正是迄今对“秦”最早的文字记载。
秦人源自何方？甘肃天水市清水县李崖遗址的19座西周墓葬给出了关键答案。该墓群出土了具有鲜明商式风格的方唇分裆鬲、三角划纹簋等陶器。尤为重要的是，其中14座墓设有腰坑并殉狗，这正是典型的商系墓葬习俗，而在西周周人墓及甘青本地墓葬中均未见此俗。这些文化要素的直接关联，将早期秦文化的源头上溯至殷商文明，为秦人“东来说”提供了坚实的考古支撑。
如果说李崖遗址回答了秦人“从哪里来”，甘肃陇南市礼县西山遗址则揭示了秦人在西陲“如何扎根”。礼县西山遗址的西周晚期墓葬，是目前所见最早的随葬青铜礼器的秦贵族墓，墓主头骨上留有铜镞，极可能为战死；墓葬中的三鼎二簋形制则与关中周人墓葬完全一致。秦人初到陇原，既要学习周礼，又要直面戎人刀兵。
展览展出的波曲纹铜鍑，出土于甘肃庆阳市宁县石家墓地。铜鍑本是草原游牧民族的器物，却装饰着周代窃曲纹和波曲纹，反映出“周余民”在这一带的生活痕迹。另一件展品鸟形陶罐是礼县出土的寺洼文化陶器，是戎人曾在此活动的佐证。由此可见，秦人在陇右，既习周礼，亦纳戎风，在多元交融中逐步壮大。
从东方的来处，到西陲的立足——一件件文物，勾勒出秦人迁徙、扎根的轨迹。
制度创新与完善促其强盛
公元前770年，秦襄公因护送周平王东迁有功，受封为诸侯，秦立国，这是秦走向大一统历程的关键一步。1978年出土于陕西宝鸡太公庙的秦公镈，镈身有铭文135字，讲述了秦襄公被赏宅受国之事，并提及秦文公、秦静公、秦宪公三代世系及业绩。
历史上，秦国曾多次迁都。其建国之初，都城“西犬丘”位于今甘肃省陇南市礼县境内。雍城（今陕西省宝鸡市凤翔区）则是秦国历史上建置时间最长的都城。从秦德公元年（前677年）徙居雍城，至秦献公二年（前383年）迁居栎阳（今陕西省西安市阎良区），长达近300年。展品中，从出土于礼县鸾亭山遗址的“长乐未央”瓦当，到出土于宝鸡雍城豆腐村的凤鸟纹贴面砖，再到出土于西安神禾原秦墓的龙头银钩，见证了这一东迁历程。
秦人在东进的历程中，格外重视制度的建设。都城、陵基的营造以及祭祀体系的建设都体现出这一点。陕西宝鸡凤翔区秦公一号大墓规模宏大，墓中“黄肠题凑”的棺椁形制，为后世高等级陵墓所沿用；雍城宫殿与手工业作坊遗存，体现了秦国早期都城规划理念；吸收周文化并融合西戎习俗创立的祭天方式——畤祭制度逐步确立并发展，构建起秦国国家祭祀体系。制度的创新与完善，是秦国走向强盛的重要保障。
2006年秋，考古工作者在甘肃陇南市礼县大堡子山遗址秦公大墓附近发现了一座大型“乐器祭祀坑”，坑中出土了成套的青铜钟镈和石磬。从祭祀坑内的乐器组合来看，秦人的这一乐悬制度正是承袭自周人。西周时期建立了将钟磬乐器按等级悬挂陈列的乐悬规制，核心是通过礼乐制度规范社会等级秩序，是古代礼乐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展览中，大堡子山遗址出土的秦公鼎、秦子镈等青铜礼乐器，诉说着秦人对中原礼乐文明的崇尚与传承；龙形金饰、鸷鸟形金饰片等黄金器物则融合中原纹样与草原工艺，体现出秦早期的多元审美与工艺水准。
在交融中铸就多元一体文明底色
展厅中，一件金柄铁剑古朴刚劲，剑上镂空的浮雕状蟠蛇纹采用失蜡法浇铸而成，极其精致。剑柄上的蟠蛇纹饰源自中原传统，而金质剑柄又带有北方草原文化的特征。金与铁、中原与草原，在一柄剑上完成了融合。
这柄剑出土于陕西宝鸡市益门村二号墓，这一墓葬是春秋时期的贵族墓葬，至今不确定墓主是谁，但其随葬品见证了当地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甘肃天水市清水县刘坪墓葬群出土的蛇纹金带饰，以薄金片捶打而成，纹饰由四条大蛇和数条小蛇头尾相衔、交错盘曲组成。刘坪墓葬群是西戎人的高等级墓葬，出土了大量武器、马具和动物纹饰品。这些墓主人钟爱造型生动、洋溢着草原奔放生命力的黄金饰品。同时出土于墓葬群的虎形铜带钩、龙形铜牌饰亦明显具有融合风格。清水县地处河谷地带，东依陇山、南临渭河，这一地区在草原文化、中原文化、秦文化等的共同影响下，产生了具有地方特色的青铜文化。
展厅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辆出土于甘肃张家川马家塬墓地的M14-1号车（复制件）。马车各构件上有忍冬纹、卷云纹、回纹等7种纹饰，大雁、卧羊、狼等动物造型的车饰件承载着丰富的文化信息。车的主体结构与秦车相近，但极尽奢华的装饰风格与工艺传统，则体现出西戎人的审美偏好。
展览上，出土于天水市甘谷毛家坪子车氏墓的子车戈亦被观众细细端详。子车戈上有十四字铭文：“秦公作子车用，严美戎武灵，戮畏不廷”，意即此戈为秦公专门制作赐予子车氏。“子车氏”正是《诗经·秦风·黄鸟》中为秦穆公殉葬的“三良”所在的氏族。子车氏墓中随葬的五鼎四簋青铜礼器组合，不仅彰显出墓主的身份等级，更体现出秦国贵族对中原礼制的遵循。同时，出土的子车氏车舆上绘有草原民族喜爱的圆圈纹动物图像。考古发现，圆圈纹动物图像并非仅流行于秦地，在其周边的晋、楚等地也有发现，是区域文化交流的物质见证。
地处边陲的秦人，既以武备守护家园，更以开放包容的胸怀接纳其他部族文化，在交融中丰富文化内涵，铸就多元一体的文明底色。
开创大一统格局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为了巩固统一的国家政权，秦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颁布诏令统一度量衡，展品秦始皇二十六年铜诏版正是生动的历史见证。
铜诏版上五行四十字，秦篆，青铜铸造，字迹清晰，线条纤细。诏文的大意是：秦王政二十六年，秦始皇兼并了各国诸侯，统一了天下，百姓安居乐业，于是立称号为皇帝，并下诏书给丞相隗状、王绾，把全国不统一的法律、度量都明确统一起来。这枚诏版上的文字也正是秦统一文字的见证。
秦朝在制度层面的一整套创举，真正奠定了大一统的格局。展厅中，商鞅方升首次采取“站立式”陈列，让观众能更清晰地看到器物上的铭文。这件秦孝公十八年（公元前344年）官方制定的标准量器，是秦国统一度量衡的实物见证。
展览还展出了战国时期多国的钱币，其中有秦国的半两铜钱。秦统一六国后，半两铜钱成为通行天下的货币，方孔圆钱从此成为中国古代社会最基本的货币形制。
秦代官印、铜权等文物，也是中央集权制度高效运转的实物见证。一枚“浙江都水”铜印，表明秦朝的统一管理已远及江南地区。展览还展出了“物勒工名”制度的实物，如商鞅戟，上刻“大良造鞅之造戟”。在秦代，会在器物上刻录督造官员和制造工匠之名，以便追溯问责。“物勒工名”制度保证了器物质量的统一与稳定。
尤其值得一提的展品，是礼县四角坪遗址出土的回纹空心砖。研究者推测，四角坪遗址前身是秦始皇统一天下后，专程回到秦人发祥之地举行祭天、告成功业的场所，是国家祭祀变革与中国大一统历史进程的物化载体。
从商鞅变法确立法度准绳、统一度量衡，到郡县制重构中央与地方关系；从书同文凝聚文化认同，到车同轨贯通疆域脉络；从律令体系规范社会运行，到农耕与手工业夯实国家根基，秦所开创的制度框架、治理模式与文明范式，被后世王朝继承发展，深刻塑造了中国两千余年的政治文明与社会形态。可以说，周至秦的文明探索，是中华文明从区域邦国走向大一统的关键一跃，更是中华文明兼容并包、一脉相承的生动彰显。
文物无言，却连缀成史。秦，开启了大一统的纪元，其制度创制与文明理念，如江河之源，滋养了中国两千余年的政治与社会，构筑起中华民族共有的文化记忆。观展，是寻访“何以秦”；回望，便是理解“何以中国”。当观众走出展厅，答案，已悄然落于心中。
来源：中国民族报，2026/07/03
作者：孔雁，上海社会科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