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生态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并非对既有生态经济学的综述性梳理，也不以西方理论的情境化套用为主要路径，而是以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实践及其关键矛盾为问题起点，推进对生态经济学研究对象、分析范式与价值取向的系统反思与理论重构，力求在解释中国实践的同时形成可对话、可比较、具有普遍启示意义的理论形态。
生态经济学是一门旨在解释经济活动与生态环境相互作用关系的交叉学科，其形成与发展始终伴随对传统经济增长范式的反思与修正。从学科史看，既有生态经济学理论的形成多基于西方工业化国家的制度背景和知识传统，其分析范式、价值假设与研究重点难以完全覆盖不同发展阶段、不同治理结构与不同文明语境下的现实情境。中国生态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并非对既有生态经济学的综述性梳理，也不以西方理论的情境化套用为主要路径，而是以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实践及其关键矛盾为问题起点，推进对生态经济学研究对象、分析范式与价值取向的系统反思与理论重构，力求在解释中国实践的同时形成可对话、可比较、具有普遍启示意义的理论形态。
时代背景
从理论需求、国家战略需求、国际责任与学科发展需求四个层面来看，构建中国生态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具有时代必然性。
首先，从理论需求来看，当代生态环境问题已深度嵌入经济运行、社会结构与制度演进过程，具有系统性、累积性与不可逆性特征，传统以局部均衡、静态优化为核心的分析范式难以刻画生态-经济耦合系统的动态演化与整体协同。在此意义上，“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构成检验理论解释力的重要尺度：中国作为超大规模国家，在资源环境约束趋紧、区域差异显著与产业转型压力并存的条件下，如何实现生态-经济协调；全球生态危机背景下，不同发展模式与治理方案如何具备可持续性与可复制性；公众对优质生态环境、健康风险降低与生态公平的诉求如何被纳入发展目标与福利评价；当生态约束成为“硬边界”时，经济学理论与政策工具如何更新以解释非线性反馈与制度变迁——这都要求生态经济学在对象、范式与价值上实现系统重构。
其次，从国家战略需求来看，生态文明建设被提升为基础性、全局性、长期性任务，中国式现代化被明确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高质量发展与“双碳”目标使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的协同推进成为制度化要求。相关实践提出一系列超出单一政策工具分析范畴的关键问题：如何在保持宏观运行稳定的同时推进能源结构调整、产业体系升级与生态修复；如何在多主体、多部门、多区域条件下，通过制度与政策组合实现低碳转型的成本可控与公平可行，等等。这些问题需要生态经济学提供可解释、可演进的学理支撑。
再次，从国际责任来看，气候变化与生物多样性丧失等全球性问题凸显全球公共品属性，国际社会不仅需要行动与技术，更需要支撑长期制度协调与合作的理论框架。中国在处理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关系的实践中提出了“生态文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等系统性经验，其国际贡献不仅仅在于输出可直接复制的政策模式，更在于将实践上升为具有可对话性、可比较性的分析框架，以理论创新方式弥补全球治理中的“理论赤字”，拓展全球环境治理的解释工具箱。
最后，从学科发展需求来看，西方主流经济学长期以效率最优化和资本增殖为核心，倾向于将自然视为外在条件，将生态问题简化为外部性或资源约束，偏重价格机制与局部修补，难以回应生态风险跨尺度、强耦合、长时滞的结构性矛盾。中国生态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所指向的不是“修补式延展”，而是推动生态经济学在研究对象、分析范式与价值规范上的深刻变革。
理论基础
生态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形成必须确立稳固的世界观、方法论与价值立场，并在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与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智慧之间建立内在贯通。
首先，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为生态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提供方法论基石。该理论从人与自然“物质变换”关系出发，揭示了社会-自然关系的历史性与制度性，以劳动二重性解释具体劳动作为人与自然联系的现实中介、抽象劳动被纳入价值增殖逻辑而遮蔽自然消耗与环境成本的机制；还从资本逻辑与生态逻辑张力出发，通过对大工业破坏土壤养分循环等分析，揭示了资本积累的无节制扩张如何造成社会与自然“新陈代谢”失衡，为理解生态问题的结构性根源与制度约束提供理论前提。
其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构成生态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指导与时代指引。该思想以“两山论”揭示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内在统一，推动生态优势向发展优势转化；以“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重塑整体论、系统论的认知框架，要求尊重自然规律与承载边界；以绿色发展观将价值判断制度化与实践化，通过产业结构升级、能源体系转型与生产生活方式变革实现协同运行；以全球生态治理观拓展分析尺度，强调共同责任、协同治理与制度公平，推动在多主体、多层级安排中实现国际合作。
第三，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智慧为生态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提供价值根基与文明滋养。“天人合一”确立人类社会嵌入自然整体的基本立场，“道法自然”强调遵循规律、避免过度干预，“取用有节”蕴含资源有限性、生态承载力与代际责任的规范要求。这些思想经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融入当代生态文明建设，有助于弥补既有生态经济理论在价值层面讨论的不足，增强理论的文化自信与历史纵深。
理论框架
在明确构建中国生态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时代背景与思想根基之后，有必要进一步从理论结构层面回答这一体系“由何而立、向何而行、凭何实现”的根本问题。作为一门具有鲜明现实指向和规范导向的交叉学科，生态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不仅需要明确其研究对象和问题意识，还需要系统阐明其所遵循的基本原则与主要内容，从而在研究对象、基本原则和主要内容三个层面形成较为完整的理论框架。
一是研究对象。经济学通常以稀缺资源配置及其所展开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与福利问题为基本研究对象。在此基础上，中国生态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研究对象可以界定为：在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以及生态系统服务供给条件的约束下，研究人类经济活动与自然生态系统相互作用的基本规律，重点考察生态约束如何进入经济运行过程，以及经济活动如何反作用于生态环境并影响发展质量与社会福祉。
二是核心内涵与基本原则。在核心内涵上，我们从本体论、价值论与实现机制三个层面构建自洽范式，即以“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为本体论起点，将自然由外在约束提升为经济运行的内在基础，强调在人与自然协同演进中实现发展与保护统一；以“生态福祉最大化”为价值目标，立足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生态安全、环境质量与健康风险等系统纳入福利评价，凸显生态环境对社会公平、代际正义与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性作用；以“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为关键路径，通过生态资源产权界定、价值核算、市场化配置与收益分配等综合制度安排，推动生态系统服务由“隐性价值”向“显性价值”转化，从而在政府引导与市场机制协同发力中内生化生态保护激励，使规范目标与实践路径形成逻辑闭环。在基本原则上，需要强调三项方法论与知识生产原则，即坚持主体性与开放性统一，立足中国立场与问题意识，避免简单移植，同时积极吸收并转化国际有益成果；坚持理论与实践结合，以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实践与关键矛盾为起点，在“实践-理论-再实践”的循环中生成并检验概念范畴与分析框架；坚持科学性与价值性并重，综合生态学、系统科学与经济学方法揭示机制，同时以生态文明价值理念引导方向，防止技术工具主义或道德理想主义的单向偏误。
三是研究内容。中国生态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主要内容，集中体现为生态价值理论、生态生产力理论、生态福祉理论和生态治理理论四个相互联系的组成部分，并形成一个由价值基础、发展能力、目标取向与制度保障依次展开的理论结构。其中，生态价值理论为生态因素进入经济分析提供基础性的价值表达，生态生产力理论讨论生态约束条件下发展能力的形成与提升，生态福祉理论规定生态经济发展的结果导向和评价尺度，生态治理理论则为上述过程的持续推进提供制度支撑。就整体而言，这一结构旨在从生态约束条件出发，把握经济社会运行及其转型发展的基本规律，为阐释资源配置、发展方式转变、社会福祉提升与制度体系建构之间的内在联系提供系统性的学理支撑。
综上所述，中国生态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是在生态约束日益强化的时代条件下对传统发展理论的系统回应。其通过贯通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方法论资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实践指引与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智慧的价值滋养，形成能够解释中国问题、回应时代挑战并具备开放对话能力的理论框架与话语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高质量发展、“双碳”战略与全球生态治理提供更为稳固、可演进的学理支撑。
来源：文汇报，日期：2026-07-01
作者：周冯琦、唐昭沛，上海社会科学院生态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
